作者：朱应鹿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简介

朱应鹿：1934年1月生于江苏昆山正仪镇；1954年7月进入外交部，曾在外交部亚非司，中国驻几内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和挪威王国大使馆工作，其中先后任亚非司司长，驻突尼斯兼驻巴勒斯坦、埃及和挪威大使；1998年11月退休后，被聘为中国外交学会理事、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

江主席访挪期间，遇到了国际反华势力的干扰，但他泰然处之。参观访问中，他不时与国王亲切交谈；在去往外地的飞机上，与陪同的挪大企业总裁讨论庄子哲学，谈笑风生；到卑尔根参观著名作曲家格里格故居时，坐到这位音乐家当年谱曲的钢琴前弹奏中外名曲；在泛舟峡湾时，还即兴吟唱中国国粹——京剧。

为了打破挪威舆论的封锁，在陪同访问的挪威工商大臣克努德森夫人安排下，江主席离挪前夕，在卑尔根游船上接见了当地记者，用简短几句话概括了他此行的全貌。

他说：“我这次访问是在友好气氛中进行的。感谢国王、王后的热情接待；与首相、议长进行的会谈、会见是有益的。对在工商大臣主持下与挪经济界的会晤感到高兴，希望中挪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挪威的旖旎风光令人神往。本人能在格里格钢琴上弹奏感到荣幸。”

格里格故居中的钢琴

这个简短谈话，配上江主席在卑尔根参观访问的录像在当地电视台播出后，挪各界反映很好，称赞江主席大度、潇洒、随和。

对于雕塑门口那场反华骚动，我作为目击者，想就有关情况作些说明。

那天上午，江主席一行在国王陪同下参观首都海盗博物馆，突然得知有三四十个人堵在公园门口。江主席的随行部长和我商量后，由我向挪方提出为安全起见，建议改变计划，下午不去公园参观。国王办公厅主任请示国王后，答称国王要亲自陪同前往，主张计划不变。江主席马上拍板同意。

公园门口，一名激进分子向前冲时，我作为大使，一直紧随江主席身侧，真是捏了一把汗。江主席回到使馆大厅休息时，对馆员们风趣地说：“你们朱大使心里比我紧张，我知道他是担了风险的。”然后，江主席又安慰大家说：“这种事情算不了什么！我在国内是经过风浪的，而且国王要去，我不去，把国王搁在哪里？！”

这一席话使我想起30多年前，我作为年轻的翻译，随同周总理访问几内亚时遇到了类似的情景。

1964年1月，周总理在访问几内亚时，参观中国援建的卷烟厂和火柴厂。

一次，周总理结束访问离首都150公里的金迪亚市，准备乘车返回科纳克里时，几方礼宾官提出改搭由捷克人驾驶的前苏联老式直升飞机。我们随行的黄镇副部长和柯华大使从安全考虑建议仍乘汽车。但对方回答说：“杜尔总统将继续陪同周总理同机回首都。”总理知道这一情况后，当即拍板同意：“客随主便。”

我记得我们随行人员目送着两国领导人的直升机上天时，一颗心都提到嗓子眼。

朱穆之访问挪威

朱穆之访挪，效果明显，我全程陪同。

1997年6月，我国人权研究会会长朱穆之以81岁高龄访挪，围绕人权问题，直接做挪威公众工作。短短4天里，朱老除会见政府、议会负责人外，与新闻界、诺贝尔和平奖评奖机构、各种非政府组织，包括对我们采取敌对态度的“大赦国际”进行广泛接触，还前往挪少数民族拉普人议会参观。

1997年，朱穆之率领人权研究会代表团出访挪威、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积极维护我国的相关权益。

他通过记者招待会、演讲会、座谈会和个别交谈，介绍中国的人权、民主状况、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驳斥西方种种谣言。有时也有激烈交锋，但朱老始终摆事实、讲道理，既说成绩，也谈问题，不回避教训，以理服人。

我参加了朱老的所有活动，他对各种提问应对自如，理论高屋建瓴，语言风趣犀利，显示出一位“新闻巨擘”的本色（朱老毕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可谓功绩卓著）。

虽然访问已过去15载（本文写于2012年），但他谈话时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他使用的语句和譬喻，仍言犹在耳。

朱穆之

有一次，一位挪威记者对中国人权状况诸多责难，朱老耐心听完，一开始不作正面回应，却平和地说：“这位挪威朋友刚才讲的问题有些是存在的，但大家也要看到中国人权状况正在改善，不能总是‘坏消息，好新闻’。”这句新闻界的术语，顿时引起在场听众的一阵哄笑。

接着朱老话锋一转，讲到中国改革开放近20年来的变化。他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过30年的摸索、曲折，包括经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终于在1978年找到了改革开放这条光明大道，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稳步推进、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今天的中国正如大海中行驶的一艘轮船，越过了急流险滩，终于进入一条相对平稳的航道；在这种情况下，忽然有人要求改道，船上的人能同意吗？！”讲到这里，下面听众发出赞叹之声。

另一次，朱老谈到西方一些国家不承认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发展权时，用了“饱汉不知饿汉饥”的中国成语作比喻，这种形象插话也引来不少人的会心颔首。

人权研究会代表团访问挪威少数民族萨米族家庭。

6月10日，朱老对挪威的工作访问出现一个小高潮，他在评定诺贝尔和平奖的所在地——诺贝尔学会的礼堂作了一个题为“和平、发展与人权”的演讲。这个讲话深入浅出，比较全面深刻阐明了我国对人权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受到与会者的欢迎。

我觉得这个讲话对今天介绍我国人权状况仍有参考价值。它的要点如下：

1

世界和平与发展关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中国人民的最大要求。研讨中国人权，也离不开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2

人权包括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文化权，而对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发展权又是首要的。

3

人权、民主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中国历史上尝试过包括西方多党竞选制在内的多种民主模式，以及“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都失败了。现正在走上一条适合自己的独特道路，即政治上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4

今天对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和人权状况的评价，应该是三句话：取得伟大成就，还有不少问题，正在努力改善。

5

中国珍视人权，有深厚的民族传统。从2000多年前的《四书》《五经》中，即可找到人权、民主思想的萌芽，如《礼记》中所说“天下为公”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一百多年来，中国又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影响。中国重视维护、促进国际人权。

6

中国历史上有爱好和平的传统，一百多年来又饱尝外来侵略之害。中国人深爱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即使强大了，也不称霸。

7

中挪国情不同，会有不同的人权观、价值观；有人也可能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以致误解，希望通过平等对话增进了解，互相借鉴，促进人权。

朱老的讲话没有套话和空话，还不时插进一些发人深思的富于哲理的联想，如在谈到中国独特发展道路时，他说：“这里是诺贝尔学会礼堂，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是人类骄子，他们都做了似乎不可能做到的事，用新法则代替旧法则。中国改革开放也做了一些人认为违反法则的事，譬如我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根据资本规律发展商品经济，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这是过去没有人做过的。我们希望对中国人的探索，如果不予鼓励和支持，至少也不要嘲讽和责难。”

他的结束语也很幽默动人。他说：“我们都是居住在地球上的邻居，各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日常爱好，为什么不能相互尊重而非要对方改变呢？让我们做地球上的好邻居吧！”

我出席了演讲会。听众上百人都是挪知名的政界人士和资深学者、教授，包括多名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委，题目又非常敏感，讲演结束时，响起长时间的掌声，这在挪威是少见的。

一年之后，挪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主动对我称赞朱老的讲话有理论水平，知识性强。他还不无诙谐地说，这个讲话让他学到不少中国古代学说，尤其是孔子思想。

1997年11月，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左三）首次正式访华，宋雅王后（左二）同行，这是他们在参观故宫时与作者朱应鹿夫妇的合影。

挪威对中国的态度有些积极变化，但双方围绕和平奖在人权、西藏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将长期存在。经过我们多方面的工作，以及挪威主要领导人相继访华，了解中国实情后，我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看到，挪威对中国的态度有了某些积极变化：

挪政府官员赞扬中国的改革开放，肯定我们在人权方面有进步；

一些上层公正人士起来抵制某些反华行动；

一位挪大臣公开批评其国人以自己的标准衡量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中国；

部分与我国接触较多的民间有识之士也出来为中国讲公道话，或写文章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

西方支持的我“多名人权活动分子”，出来争取和平奖，没有得逞。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我们同挪威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将是长期、复杂的，除了意识形态等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01

挪威人朴实，有理想主义，同情弱者，愿意帮助受损害者；但也有闭塞狭隘的一面，如同易卜生剧作创作的人物彼尔·金特那样，存在某种盲目自大的毛病。自上世纪70年代发现海上石油，挪威暴富起来，加上长期推行社会民主主义，挪民主监督健全，贫富差距不大，一些人自我感觉更加良好。而挪威的舆论宣传在这方面起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位华人告诉我：挪威报刊、电视宣传片面，经常向群众灌输美国富裕、民主，但两极分化；中国经济发展快速，但民主、人权状况不佳；唯有挪威既民主又均富。久而久之，在一部分挪威人中间滋长出一种“唯我独佳”的思想，出现一股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本国社会模式的倾向。目前，挪威收留着不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难民”或“不同政见者”，而且拨款支持他们活动。

02

挪威当权者常把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问题当做在国内争取群众支持的一张政治牌。这一点，在大选或政府变动、党派斗争激烈时期表现尤为明显。

03

挪威与美国存在某种特殊关系。除价值观相同外，挪威这个小国在美国有200多万移民，二次大战中得到过美国的巨大援助；战后，面对有着一段共同边界的前苏联的威胁，挪安全上依赖美国。二战结束以来，国际风云变化较量的几个重大关头，从1949年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0年爆发朝鲜战事，到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苏联东欧剧变和国际反华风波，挪威都与美国站在一边。

不过，作为退下来接近14年的前驻挪威大使，我对中挪关系的发展并不悲观。我认为：两国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利害；中国在挪威的“亚洲战略”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中挪在建设共富、平等、和谐社会方面存在共同点，历史上也都曾遭受外国的占领和欺凌；两国经济有一定的互补性；双方在经济管理、社会建设、环境保护、科技文化、人文交流等方面的往来与合作有相当规模；挪威政界和民间的有识之士愿意与中国继续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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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共和国外交往事》（2011年1月出版）

原标题：《外交生涯中两件亲历的令人难忘与深思的事情》

本文作者：朱应鹿

编辑：《外交官说事儿》凤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