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我们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却是惨胜，若想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我们必须检视这段历史，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对于发动战争的“日本”我们应该仔细研究，如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研究一个国家，最忌讳的就是情绪化的观察。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也不是突然得了疯狂的好战传染病，而是从明治时代开始，一连串历史的演化才让这个国家走向战争之路。甚至在明治之前的日本史，就隐含着军队暴走的基因。在讨论这段震动亚洲的历史之前，我们必须先思考两个非常重要的名词。

那就是“皇军”与“统帅权”。

首先，我们来看看“皇军”这个概念是否正确。

如果就历史事实而言，“皇军”这个词从来没有成为日本的正式称呼。一般在战前或战争时，日本军队的自称是“国军”或是“帝国军”。在日本的电影中，他们的角色也都是自称“帝国军人”。所谓的“皇军”一词大多出现在我国的抗战片和民间的各种激励性的作品中。

日本早在他们的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桓武天皇就废除了“国军”而以所谓的“健儿制”代替。后来我们看到的日本贵族、甚至皇室间纷争中出现的武士，其实是一种私兵而非国家武力。从十二世纪末镰仓时代（1185年—1333年）开始，一直到江户时代结束（1603年—1868年）为止，期间除了后醍醐天皇短暂主政的建武新政时期(1333年－1336年）之外，日本一直都是由武士组成的武家政权在主导政治。也就是说，日本其实有长达七百年时间，天皇没有自己直属的军队，并且被定位成不实际介入政治实务的象征性存在。

明治维新之后德川幕府瓦解，进入了所谓天皇亲政的时代。不过幕府的崩溃，是萨摩和长州等强藩以天皇为精神象征，用自己的财力和兵力打倒的。所以在明治时代初始，天皇手下连一个直属的军人都没有。一直到萨摩和长州等强藩把藩属的私兵“献上”给朝廷成为“御亲兵”，天皇才在相隔七百多年后，才重新拥有自己的直属军队，也就是广义来讲的“皇军”。

后来日本以普鲁士为范本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把天皇设定为帝国主权的拥有者。但实际上，日本仍然持续了天皇作为崇高的存在、万非不得已否则不直接对政治表示意见的传统。而所谓的皇军，其实主干也是由萨摩主导的海军和长州主导的陆军所构成。在日本帝国宪法体制下，日本军队的自称是“帝国陆军”与“帝国海军”。于是，日本就以这支军队，迎接了关键的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

明治维新是日本在列强压力下内部产生的化学变化。而维新之后，日本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避免列强的进逼，并且自身也成为列强之一。于是朝鲜半岛和我国东北就成为了日本最大的被害妄想来源；因为害怕朝鲜和清朝的积弱造成俄罗斯南下，而和日本只隔着对马海峡咫尺相望，促使日本赌上国运、打了这两场惨胜的战争。司马辽太郎甚至夸张地形容，整个明治时代都是为了日俄战争做准备的年代。

日俄战争过后，日本迎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好景气，以及随之而来的战后经济大恐慌（1929—1933）。此时，在日俄战争中尚未派上战场的青壮派军官们开始抬头，帝国军也开始面对两大问题：第一个是非“官军”出身军官（幕末时代与幕府为敌的各藩），不满萨摩和长州等门阀长期占据军队要职；第二就是对于因为经济恐慌，乡下地方开始出现人民饿死和“卖女儿”惨状而希求国家改革的“忧国之心”。这两个问题，最后就以“皇道派”的出现作为总括。

“皇军”一词就出自皇道派军官的精神领袖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人的主张。皇道派一方面主张军队直属于天皇的正当性来对抗萨摩和长州等军中门阀，他们认为当时日本的惨状就是政治和军事被新特权阶级把持所造成的，为了救国，日本唯一的出路即是“昭和维新”和“清君侧”。

皇道派的兴起也让日本军方的意见产生了分裂，与之对抗的军中派系则被称为“统制派”。最后皇道派的主张就以著名的军事政变“二二六事件”（1936）彻底爆发。

但是这个以“清君侧之奸”为号召的军事政变，却因为昭和天皇罕见的公开表态、要求将士归队的不支持声明而失败。皇道派也因此失势、在军中被统制派压制，皇道派的核心人物荒木贞夫也被下放、编入预备役，直到1939年，荒木才得以出任近卫内阁的文部大臣来主推“皇道教育”。

不过皇道派的另一个“打破藩阀”的主张，却得到了实现。后来日本军部虽由统制派当权，但是不管是皇道派或是统制派，他们在把“萨摩、长州的军队”变成“天皇的军队”这个方向上还是一致的。

但为什么会是“天皇的”而不是“帝国的”军队？其实只要观察一下这段期间军方重要人物就可以得到答案。

不管是皇道派或是统制派，都有大量“旧贼军藩”出身的人物。荒木贞夫、石原莞尔、冈村宁次、山本五十六，甚至后来的首相、统制派的代表东条英机等人，全都出身自幕末时代支持幕府侧的贼军地区。幕末时代打倒幕府的原动力就是“尊皇思想”，结果这些要打破尊皇思想催生的萨摩、长州特权阶级的贼军出身者，主张自己存在的方式就是“其实我们比萨、长更尊皇”。后来掌权的统制派，虽然不像皇道派般把天皇扛出来当人形牌位，但是他们主张的经济排外、保护政策和全体主义，其实与皇道派的主张相差不远，类似路线也将日本打造成了军国主义式的新兴列强国家。

写到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个小故事。

前面提到700多年前后醍醐天皇建武新政，曾是天皇短暂拥有直属军队的时代。当时辅佐醍醐天皇打倒镰仓幕府的功臣之一，就是后来军国主义期，被政府拿来当忠臣样板人物的“大楠公”——楠木正成。这位善于以寡击众的名将，在与天皇为敌的武士领袖足利尊氏逼近京都时，曾向天皇献策，要诱敌深入将足利军诱入京都后加以歼灭的必胜之策。但是这个必胜之策，却被毫无军事常识的贵族以“丢官军的面子”而驳回，让这个名将带着绝望的心情毫无胜算地出击而惨烈战死。

这就是700多年前皇军始祖的悲壮结局。

如果把历史回推到楠木正成的死，就会发现所谓“皇军”这个名词，充满了日本军人针对“国军”地位数百年来的“怨念”。而说到怨念，又不得不提到让日本军国主义化推手的幽灵——“统帅权”。

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中关于天皇的部分共有十七条。其中第三条“天皇神圣而不可侵”说明了日本天皇地位的独特性。而在天皇权力的部分，第四条明确规定“天皇作为国家元皇总揽统治权，依据本宪法的条规而实行之”。但是只要对日本稍有了解的人就知道，日本国政的运行在明治时代是由天皇臣下的明治元老们为中心执行，明治之后的时代也是由“帝国臣民”的文官武人来实际运作。

所谓天皇的“神圣不可侵”地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天皇作为最高象征，而不是实际参与决策的做法来保持的。就连日本史上被视为政治性最高的明治天皇，也极少在作出国家最终决议的“御前会议”中发言或真正做决断。

除了决定日俄战争开战等少数场合外，明治天皇甚至在初即位不久、决议是否彻底讨伐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小御所会议”这种决定国运的场合，都没有任何发言。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当事者昭和天皇，也只在对美开战时的御前会议，念了一首希望和平的御制和歌，另外两次御前会议的发言，就是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决策。

那么，听起来还比较正常的昭和天皇时代，为什么还会引爆太平洋战争？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至今仍在日本争论不休，又真的只是因为日本人对天皇无条件的奴性吗？这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统帅权”被许多日本学者定义成“帝国幽灵”的原因。

所谓的统帅权是法理基础，来自宪法中的第十一条“天皇统帅陆海军”和第十二条的“天皇制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把这两个条文和前面的第四条相比，就知道帝国宪法把军事从国家的统治权中独立出来，又由于天皇元首的地位所以当然为陆海军最高统帅，于是相对于第四条的“统治权”，产生了军事上的“统帅权”这个概念。

但是就如同帝国宪法第十二条所述，天皇既然不是军事专家，所以绝对不可能像某个东北亚国家的全知全能独裁者般亲身制定各种军事细规。于是就像国会与总理大臣为首的内阁辅弼天皇实施统治权一样，军事上的“统帅权”自然由军方的首脑——当时日本陆军是参谋总长而海军是军令部部长来执行辅弼的任务并实际执行，并在有重大决策时由军方首脑向天皇“帷幄上奏”请示圣意；但如果再加上第三条所显示的日本天皇“统而不治”、对上奏不表示自己意见以示神圣无私的传统，则统帅权在军部主导下“独立暴走”的可能性就显而易见了。

那么当初明治元老们，为什么要设定这种具有危险性的宪法架构？

因为在明治七年（1874）发生的牡丹社事件，让日本陆军的最高权力者山县有朋痛感于军队仍无法完全被新政府掌握，明治十年（1877）发生的“西南战争”让维新时的主力武士阶级溃灭后，明治十一年（1878）参谋本部的成立让统帅权正式确立，日本陆海军正式在精神上成为“直属天皇的军队”。伊藤博文等明治元老特地把统帅权从统治权独立出来，也是防止当时势力高涨的民权派、或是残存的旧幕府政治势力取得政权后，政府仍能借由天皇的名义保持军事权的保险。

但是这种保险，不久就让伊藤博文等参与宪法制定者尝到了苦果。1892年八月开始的伊藤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与清帝国发生了军事冲突。当时非常担心与大国间的战争将会拖垮小国日本的伊藤博文等人，在内阁会议中决定出兵，但只出动一个旅团两千人来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及撤退事宜；但是当时的陆军参谋本部次长——被称为“陆军至宝”的川上操六认为，只要是短期决战，日本就有赢得战争的胜算。于是参谋本部瞒着伊藤博文，派出了八千人的陆军部队。

伊藤内阁的方针是尽量避免大规模冲突，所以用最小限度出兵；但是参谋本部却无视于内阁政策，派遣了最大兵力来预备短期决战。伊藤博文在知情后责骂川上操六时，川上操六的回答却简单明了：

一个旅团的平时编制是两千人没错。但是战时编制的混成旅团就是八千人。

伊藤博文严厉责备川上欺骗了总理大臣。川上操六更只淡淡地答道：

内阁会议已经做出了出兵的决定，阁下您也做出了裁决。但是一旦决定出兵之后，一切就是总参谋长的职责了。派兵的数量就交给我们处理吧。

哑口无言的伊藤博文，这才发现自己被一手创造出来的统帅权钳住了喉咙。

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时代，明治元勋们用自己的器量和才识，把统帅权和统治权的分别运用，在天皇之名下发挥到极致。但是日俄战争这场跌破西方列强眼镜，以小胜大的“第零次世界大战”，让日本开始“国家规模级”地失去理智——明明是战争加上外交手段，才让日本这个小国用拼死奋斗换来一场“相对性胜利”，日本国民却错觉日本已经是“列强”，甚至在日俄调停结束、没有获得赔款的消息传回国内后，还在日比谷公园爆发了大规模暴动。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终于拥有了“列强”的称号外壳。而这个外壳上最大的装饰，就是大日本帝国在我国东北用战争夺取来的好处。太平洋战争前的两场大战，让帝国陆海军确立了国家化——在当时也意指“天皇直属化”的皇军地位；在这个前提下，“不能放弃陛下先哲们用血换来的好处”就成了最大的正义，而要维护这个正义，日本军部就需要其手段不受统治权约束而直接向天皇帷幄上奏。但在天皇用不干涉、不介入来维持象征神圣性的传统下，统帅权开始有了暴走的迹象。伦敦海军军缩会议所引爆的“统帅权干犯问题”，也正式宣告了这个帝国幽灵正式粉墨登场。

正如前述，昭和时代初期同时也是一个各国竞相实施保护经济的不景气恐慌时代。这种时代氛围也增长了日本皇军思想的蔓延、和借由在大陆的好处来打开新天地的妄念。军国主义者借由对天皇的效忠，合理化自己疯狂扩张的军事手段。统帅权的概念更促成了关东军和大陆军人擅自出兵而不听政治指挥的“传统”。这两个要素促成的日本集体歇斯底里，编织出了“大东亚共荣圈”这个不切实际的疯狂妄想。

正如开头所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如果我们连敌人都不了解，如果我们带着激烈的情绪去研究40年代的日本军国主义，或是一味地强调昭和天皇身为国家元首的战犯责任，而不去探讨这些疯狂妄想形成的原因与背景，则我们所谓的历史研究也有可能形成新的误解和互相仇视的无限回圈。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