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梁兴初回老家江西吉安探亲，当时年仅五岁的外孙郭剑峰陪同母亲一起到了吉安宾馆见面。尽管时隔多年，但郭剑峰依然清楚的记得，当年初见外公时的场景。

当时，郭剑峰注意到，大外公右手食指、中指因为早年征战留有残疾。

毫无疑问，梁兴初在过去战争年代是一员猛将，为此身上也受了不少伤，其中比较重的有九次，可无论多少次艰难险阻，梁兴初都从尸山血海中摸爬滚打起来。

真正让梁兴初一战成名的，是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

因为首次入朝作战，梁兴初率领的38军贻误战机，导致了志愿军围歼敌人的作战意图没有达成。

在朝鲜大榆洞志司召开的党委会议上，彭老总当众怒批38军是“小脚女人”，还骂梁兴初：

“你是什么虎将，我看明明是鼠将，老鼠的鼠。”

好在知耻近乎勇的梁兴初在第二次战役中，率领38军打下了德川、宁远，英雄的113师大胆穿插三所里、龙源里，仅用了14个小时便急行军70公里，提前五分钟抢占了有利地形，将撤退的美军堵在价川至三所里、龙源里之间狭窄的山路间。

当时，美军骑兵第一师、英军第二十九旅已经抵达了距离三所里、龙源里以南一公里处，但这一公里也成为了他们难以逾越的鸿沟，在美军动用了飞机、坦克、大炮轮番进攻下，113师依然顽强的守住了阵地。

38军圆满的完成了任务，战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亲自签署嘉奖电文，并在电文的末尾写道：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梁兴初看着志司发来的电文，不由得激动的泪流满面。

38军作为万岁军永载史册，而梁兴初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万岁军军长。

1952年3月，梁兴初任志愿军第20兵团代理司令员，8月又担任了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副司令员。

当时，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是邓华担任司令员，但邓华那时主要精力都放在志愿军总部，因此西海岸指挥部全都是由副司令员梁兴初说了算，当时的西海岸指挥部，一共指挥4个军，分别是第38、39、40和50军。

1953年7月，38军从朝鲜战场乘火车回国，作为志愿军预备队驻扎在吉林丹东。

1954年4月，梁兴初出任海南军区司令员。

1955年2月11日，国务院决定对全国的军区进行重新划分，当时中南军区改称广州军区，原属于中南军区的河南、湖北军区组成武汉军区，江西军区划归南京军区。

梁兴初于广州军区成立之初，任军区副司令员。

当时广州军区刚成立时，军区司令员为黄永胜，梁兴初是给黄永胜当副手，两人都是原四野出身的战将，彼此之间也很了解。

1955年9月，梁兴初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不过，在那个特殊时期，梁兴初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967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调梁兴初到四川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当时黄永胜给梁兴初打电话，通知了他这一中央决定时，梁兴初一度还不愿意，但黄永胜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他说：

“这是中央下的命令，你赶紧收拾收拾，去成都报道。”

原来成都军区首任司令员是贺炳炎，不过贺炳炎身体情况一直不是很好，1960年病逝以后，原副司令员黄新廷接替了贺炳炎，然而到了1967年，黄新廷等原成都军区领导干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当时，四川不仅是一片动荡，就连成都军区领导机关也处于瘫痪之中，毫无疑问，此次梁兴初赴成都军区，是肩负着中央重要的使命。

1967年3月16日，梁兴初赶赴北京，周总理要亲自找他谈话。

一见面，周总理便严肃的表示：

“自古以来，‘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现在四川很乱，成都军区也很乱，机关都瘫痪了。毛主席点将点到了你，叫你到成都军区当司令员。你到那儿一定要把工作抓好，军队绝对不能乱。”

梁兴初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时，原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也因为身体原因调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周总理又问他：

“你认识张国华吗？”

梁兴初点点头：

“认识，在江西的时候，我和他是一个连队的。他当时是司号员，我是通信员，所以我们俩很熟悉，我和他还是老朋友呢！”

听了他的话，周恩来显得很高兴：

“好，既然你们两个是老熟人，那你们合作起来相信也会很顺利。”

临危受命的梁兴初马不停蹄的奔赴成都，恢复了成都军区的工作，并下令将军区警卫营同边远地区的一个独立营对调，极大的保障了军区的正常工作，在他的快刀斩乱麻之下，四川的形势很快便有了好转。

1968年12月，西藏军区调整为正军级，划归成都军区下辖。

对于梁兴初而言，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一些。

毛主席那时也很关心西藏的情况，一次梁兴初进京汇报工作，毛主席还特意问了一句：

“你去过西藏没有？”

一个简单的问题，问的梁兴初直愣神：

“还没有，回去以后马上准备。”

打仗时梁兴初一贯是冲锋在前的，这次被毛主席一个问题问倒，脸上也有些挂不住，事实上梁兴初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特别是高血压与心脏病，他根本就到不了西藏高原地带。

回到成都军区以后，梁兴初立即着手准备到西藏去，当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亲属都劝说他不要去，但梁兴初却十分坚决的说：

“西藏我是一定要去的，作为成都军区司令员不亲自到西藏看一看，毛主席再问起来，让我如何交代？”

可梁兴初因为身体原因，终究没能去成西藏，这件事情也成为他心里永久的遗憾。

1971年9月14日，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通知梁兴初：

“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人，带着老婆逃跑了。军区接到通知要加强战备。”

接到电话的梁兴初是一头雾水，不明白张国华话里的意思，他返回军区机关以后，按照要求加紧战备，但仍然不能理解，于是又给在北京的老战友黄永胜打了个电话。

在梁兴初看来，黄永胜当时已经调到北京，出任总参谋长，多多少少知道一点情况吧。可没想到的是，他在电话里把疑惑一说，电话那头黄永胜答的更干脆：

“是！”

梁兴初更是一头雾水。

一直到10天以后，梁兴初才明白张国华话里的意思。

作为一个从革命战争中走来的将军，梁兴初的军事指挥能力毋庸置疑，但在其他方面显然是有些无所适从，在过去梁兴初就在林彪的麾下冲锋陷阵，自然也是被看做是他的人。

更为关键的是，在事发后不久，梁兴初给黄永胜打了一个电话。

显然就连梁兴初也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问题。

1971年10月27日，中央通知梁兴初、张国华到北京开会。

十几天以后，毛主席、叶帅在中南海接见了梁兴初。

当时毛主席说了一句话：

“鲁迅说曹聚仁：喝了他家的茶，就是他家的人。”

话说了一半，又指着梁兴初：

“你喝了林彪的茶，不是林彪的人嘛。”

梁兴初没听懂毛主席所说的典故，但他听清楚了毛主席说得最后一句话，回来以后还高兴的问秘书岳广运：“毛主席说我‘喝了林彪的茶，不是林彪的人’，是什么意思？”岳广运也很高兴，他告诉梁兴初：

“这是明摆着的，毛主席帮你开脱了。”

尽管有毛主席说话，但对梁兴初而言显然作用不大。

回到成都军区以后，就梁兴初的问题，军区还专门召开了会议，询问他九届二中会议前后的一些事情，并重点询问他在事件发生以后，为什么要给黄永胜打电话……

梁兴初的夫人任桂兰也受到了影响。

1972年2月19日，张国华在会议上讲话期间晕倒，被送到医院救治，遗憾的是，未能挽救张国华的生命，2月21日，张国华与世长辞，享年58岁。

张国华的身体情况一直很糟糕，高血压、冠心病、支气管炎等疾病很严重，当时他离开西藏，就是中央出于关照他的身体，特意做出的任命，然而到了成都军区以后，张国华仍然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中，以至于积劳成疾，最终不幸撒手人寰。

可因为当时任桂兰当时在军区医院担任门诊部主任，被怀疑与张国华去世有关。

1973年3月16日，梁兴初。陈仁麟接到通知到总政，李德生、魏伯亭等人与他们两人谈话，并宣布组织决定：

“梁兴初到山西太原，陈仁麟到甘肃兰州。”

3月26日，梁兴初被安排到山西太原，先是在省军区住了一段时间，紧接着被安排到距太原35公里义井化工厂劳动。

任桂兰当时很担心丈夫的身体情况，因此向总政提出跟随前往，李德生出于关照，曾问她：

“你能受得了苦吗？”

任桂兰毫不犹豫的回答：

“我愿意接受劳动改造。”

经总政批准以后，任桂兰带着儿子梁晓源来到了太原义井化工厂，并与丈夫见了面。

考虑到梁兴初身体情况确实不是很好，当时在工厂担任党委书记的吴俊洲特意安排他做一些轻便的工作。

可即便如此，以梁兴初的身体状况，仍然不适宜参加劳动，特别是工厂化工区的污染，梁兴初总是剧烈的咳嗽，好在他身边还有妻子任桂兰陪伴，替他捶背、端水，在妻子的照料下，梁兴初的身体才有所好转。

应该说，梁兴初刚到工厂时，周围的工人师傅都对他敬而远之，然而相处的时间长了，大家也发现梁兴初其实个性很开朗，虽然他原来是大军区司令员，但一点架子也没有，无论和谁都能打成一片，时间一长，在厂里的工人都愿意同梁兴初攀谈。

大家都注意到了梁兴初身体很不好，因此坚决不让他再劳动，还把他唯一的“工具”扫帚夺了下来，梁兴初不肯，大家纷纷劝：

“你过去打了那么多的胜仗，立下那么多的战功，流血负伤，吃了那么多的苦，我们怎忍心再让你干活呢！”

从这天以后，梁兴初的工作就只剩下了一个，就是给厂里的工人讲长征、讲抗战时候的一些故事。

梁兴初始终很挂念工厂的工人，一直到后来回到北京，他与工厂的工人之间还有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梁兴初的两个儿子梁晓东、梁晓源从小深受父母影响，立志当兵，当时义井化工厂还特意拿出了两个珍贵的名额，保送这两个年轻人到部队去，结果因为梁兴初的关系，没能通过。

梁兴初也为此深感自责，生平极少流泪的他忍不住落泪，妻子任桂兰上前替他擦拭。

尽管梁兴初心里很是痛苦，但他始终坚信，自己的情况可以说得清，他对妻子说：

“我们要经得住考验，相信组织，相信党，不会有错的，早早晚晚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的。”

一直到1979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1977年11月25日，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三顾南池子，邀请黄克诚出山任中纪委常务书记。

黄克诚因为身体原因，再三请辞，但后来在陈云劝说下，终于答应出山。

对梁兴初的问题，黄克诚一直很关注，然而从他介入进来，成都军区一直拖了两年，期间始终没有解决，到1979年，黄克诚再也坐不住里，批示了一句：

“对于梁兴初的问题，要在9月结束审查。”

梁兴初当时人在太原，听闻这个消息后，也不由得十分激动，考虑再三，他决定给中央写一份申诉材料，说明一下自己的问题，梁兴初嘱咐妻子，到了北京以后，一定要把材料递上去。

任桂兰到了北京以后，找到了原39军军长吴信泉，通过他把材料递给了黄克诚。

1979年9月14日，在一次纪检会议上，黄克诚再次谈到梁兴初的问题，并数起了九根手指：

“梁兴初，一个打铁的，从小参加红军，受过9次伤，打了那么多的胜仗，他能反对毛主席吗？”

尽管梁兴初的问题仍没能解决，但从1979年下半年，他的处境好转了不少，不仅结束了劳动改造，人也搬回到了太原居住。

到1980年11月，北京军区通知梁兴初，把家搬到北京军区赵家楼招待所。

当时，梁兴初家里的东西还都在成都军区，因他行动不便，妻子任桂兰特意跑了这一趟，当时成都军区司令员是尤太忠，亲自出面接见了任桂兰，并告诉她：

“黄老对老梁有了正确的评价。中央、军纪委催我们快落实，要拿出意见，上报军委。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快办理。“

1981年10月23日，成都军区正式向中央递交了有关梁兴初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按照党的一般政策，梁兴初虽然有一定过错，但考虑到当时历史条件，因此决定不予处分，按大军区正职待遇安排。

中央军委再三考虑，决定同意成都军区的这个意见。

叶剑英听说消息后，指示总政为梁兴初安排工作，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坤与梁兴初商量：

“大军区正职的命令刚下，不好变动，可否到济南军区或沈阳军区当顾问？“

然而梁兴初却摇了摇头，他不愿意去当顾问，也不愿再给组织上添麻烦，于是向上打了一份离休报告，并获得了正式批准。

梁兴初对个人待遇并不计较，只要有个交待即可，但他仍然挂念着那些当初受他牵连的干部，于是在1983年3月，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又很快把这份报告转给了成都军区予以解决。

然而对梁兴初而言，最遗憾的是在他晚年，因为一场事故，导致了他的日记以及保存的几大箱资料付之一炬。

都知道梁兴初在过去战争年代是一个猛将，但实际上却粗中有细，他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甚至还保存着不少珍贵的照片和来往电文，这些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梁兴初晚年安定下来后，一直渴望写本回忆录，有这些资料加持，他的回忆录的价值将会更高。

梁兴初晚年一直住在招待所，但他满心希望，自己能够有个住处，而不是一直住在招待所。

1985年9月，干休所的房子盖好以后，钥匙交到了梁兴初手中，梁兴初立即决定搬家，他将所有的资料搜集整理起来，连同将军服一起装了几个大箱子撞上了拖拉机，然而意外的是，拖拉机开到了六里桥出了交通事故，人虽然没事儿，但几大箱子的资料全都被付之一炬。

自此以后，梁兴初的身体每况愈下。

因为年龄大了，梁兴初患感冒以后症状严重，被送到了301医院救治，因为临近国庆节，医生也有些疏忽，认为只是小小的感冒。

1985年10月4日，梁兴初送走了探视的客人，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突然感觉心前区剧痛。然而因为正值假期，值班的医生、护士并不了解梁兴初的病情，导致了梁兴初病情加重。

10月5日，梁兴初在北京病逝，享年71岁。

就在梁兴初将军去世后，妻子任桂兰接过了丈夫未尽之事业，通过十多年搜集整理，任桂兰完成了梁兴初传记《统领万岁军》，也算是替将军完成了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