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57名上将个个皆是人杰，他们都有着非常突出的一面。其中最年轻的要属萧华，被授上将时，年仅39岁。

且他还是政工战线上的优秀代表，战争年代职务就一直很高，建国后也长期在中央部门工作。先是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1956年罗帅因身体不适自请辞职，萧华接任了总干部管理部部长，1960年谭政被批后，萧华又接手管理整个总政。全军上下的思想工作，都由萧华在负责，可想而知他当时的权力以及压力有多大。不过，在大运动时期，思想层面是碰撞得最厉害的，萧华在这个重要位置，无可避免地成为被攻击对象。他曾经也一度陷入困境，好在有两位元帅关键时刻出手相助，让他度过了最危险时期。

1967年2月，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与会者分别坐在左边和右边，展开一场很激烈的思想交锋。时任总政主任的萧华被批是“资产阶级政客”、没有将运动在军队里扩展开、领导运动不力。那些人不单单是冲着萧华来的，更是冲着叶帅。因为这时的萧华还兼任军委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叶帅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指责萧华的工作没做好，其实就是想影射叶帅。由于坐在左边的那些人风头正盛，萧华没有怎么反驳，只是默默受着不实的批评。但叶帅不一样，他听到越来越过分的话，突然猛地拍案而起，怒道：你们把地方搞乱了，现在难道还想把军队搞乱吗？因太用力，叶帅的手指还骨折了。

虽然说叶帅不仅仅是为萧华讲话，但至少萧华是个引子。而且萧华在孤立无援时，能有一位重量级人物站出来发声，这是一种极大的帮助，萧华的内心也非常感动。坐在左边的人一看元帅动了真怒，担心事态会发展到不受控制，就不敢再穷追猛打。只是彼此的思考方向不同，也没办法达成统一，最终不欢而散。萧华受到批评后，北京军区文工团的造反派感觉像是抓到了一条“大鱼”，在别有用心之人蛊惑下，他们组织起来直接冲到萧华的家里，四处翻找东西，企图搜寻到一些“罪证”。幸好萧华事先得到杨勇通知，及时从后院离开，否则他本人也会受难。有家不能回，该去哪呢？萧华思前想后，决定去叶帅那里避一避。毕竟此时叶帅还负责管理军委，那些造反派胆子还不至于大到连叶帅也一起冲击。且叶帅了解萧华的情况，当天会议上帮忙说了话，萧华能依靠的，也就只有叶帅了。

事实证明，这一步是走对了，叶帅听完这些情况勃然大怒，斥道：简直是无法无天，那些人太猖狂了，上级都没有做结论，他们就这样随意到军队干部的家里查抄。如果这种风气蔓延开，军队还怎么做工作？次日叶帅把情况上报中央，尚未得到回复前，萧华就一直住在他的家里。不久，上级表态这样的做法不对，专门派人去萧华家里处理问题，查抄的物品也都如数返还了。这件事让萧华万分感激叶帅，本以为自己之后也安全了，可惜三个月后他又迎来了一场风波。当时正值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有几个文艺团体准备进行联合汇演。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那时文艺领域也比较乱，有两派在互相争斗。

既然一派准备联合汇演，另一派就坚决反对，意见闹到萧华那里后，他担心会引发暴力事件，就没有同意举行汇演。（为避免混淆，后文将支持汇演的称为演出派，反对的称为反对派）这倒是正常的顾虑，万一真的出现冲突，那责任就太大了。不过，演出派心中不服，越过萧华往更上一级申报，得到了批准。此后，演出派开始积极准备，可反对派也没有闲着，有一次直接开了几十辆车去剧场搞破坏，见人就打，见物就毁，最终还是升级成武斗。由于反对派早有准备，一开始占尽上风，但演出派是由北京军区、海军、空军等单位的文工团组成，这些单位听说后，立马派人赶来支援，当时气氛紧张至极，不亚于一场战斗。中央闻讯，连忙让陈夫子和萧华到现场调停，事情才告一段落。萧华语重心长地跟演出派说：我就是担心会有这样的局面，当初你们听我的建议该有多好。

他是好意，没想到引起了反效果。演出派本来就怪他不支持演出，如今还遭到指责，心中的不满到达了顶峰。几天后，关于萧华的大字报就在多个地方被贴出，一时山雨俱来。在大运动初期，演出派是比较倾向于萧华的，1967年2月的冲击他们没参与。然而汇演事件后，这些人也站在萧华的对立面，导致萧华被批得很厉害。关键时刻，聂帅出手把萧华接到了西山保护起来。本来大家都以为萧华问题不严重，没有犯原则性错误，风头过了就没事了，可结果事情愈演愈烈，程度不断被加深，使得萧华“消失”在公众视野里7年。不过他再度复出后，职务一直很高，历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甘肃省委第二书记等职，1983年6月还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成副国级领导人。

然而，萧华这位最年轻的开国上将，去世的时间也比较早，1985年病逝于北京。他临终前曾说：这么多年，党把我培养大了，可我为党和人民做的事还是太少、太少了……此番遗言，很令人感动。值得一提的是，萧华上将除了政工方面的能力突出外，创作宣传方面也是一把好手，1964年他抱病创作出的红色作品《长征组歌》，直到如今都是军中最喜欢的文艺项目之一。这样一位全面的杰出干部过早离世，着实是国家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