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9日，民国前总理熊希龄以66岁高龄，迎娶了小自己二十多岁的复旦才女，毛彦文。

二人“老夫少妻”的结合一时间成为美谈，上海的大街小巷中充满了对他们婚姻的祝福。

但当这则消息传到杭州一处尼姑庵里时，却刺激到了在此处修行的危文绣。危文绣愤懑不平，心中激荡着一股怒气。

凭什么熊希龄老夫少妻的婚姻被人称为“天作之合”，而自己想要自由恋爱，同样和比自己小的恋人结婚时却被申斥为“大逆不道”，甚至被“驱逐”出青岛？

危文绣在《申报》上振臂高呼，直称“礼教吃人”。

这位危文绣究竟何许人也？

时人为何对她的婚姻存在诸多非议，不予祝福便罢了，为何还要多加阻挠甚至逐她离开？她的身上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危文绣本是江西人士，一家人守着一口薄田度日，日子清苦，却也平淡有味。

在乱世年代，能有一方遮风挡雨的屋檐，能和家人一起，便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了。

可那世道，却连这点朴素的幸福都吝于给她。

那年，江西闹起了饥荒，地里颗粒无收，大道小路两旁，到处都是饿死的人。用路有饿殍、人间地狱的词来形容那时候的光景，丝毫不过。

为了给一家人寻条活路，危文绣的父母带着她踏上了逃荒的路。

但逃离江西并没有给这户苦命的人家带来新生，危文绣的父母倒在了逃荒路上。

不知是危文绣的父母究竟是死于饥饿还是亡于疾病，但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时候，任何一点意外都可能要了人的性命。

危文绣想给父母买一口薄棺让他们可以入土为安，但她身无分文。这一路上，危文绣靠着一路乞讨一路挖草根才苟活下来，哪里还有买棺材的钱呢？

危文绣擦干眼泪，她记得父亲曾经给自己讲过的话本里，自古就有贫家女卖身葬父的故事。自己还年轻，干活也麻利，卖身为奴应该也能换来安葬父母的钱。

就这样，危文绣跪在了市集上，自言愿意卖身为婢，只求换一口薄棺安葬双亲。

但最终买下危文绣的却并不是什么富庶人家，而是青楼里的老鸨。

老鸨并不是什么大发善心的好人。她打量着危文绣虽然蓬头垢面，但依稀可以看出是个清秀的美人胚子，如果多加打磨，日后必定能成为自己楼里的招牌

老鸨本以为危文绣会和其他那些因为家贫流落风尘的女子一样犹豫拒绝，却不料危文绣略一思索便答应了下来。

危文绣知道，乱世里没有什么安稳日子可言，自己为奴为婢未必就能求得一生平安。

入了青楼虽然为人不齿，但未尝不能给自己挣一个好出路，再说如今天气炎热尸身易腐，必须尽早让父母入土安葬了。

就这样，危文绣将自己卖入了青楼，开启了自己的又一段人生。

被老鸨精心调理过的危文绣果然是个难得一见的美人，腰若扶柳，粉面桃腮，又天生一副曼妙的歌喉，唱起歌来柔婉优美，让人闻之难忘。

老鸨有意将危文绣抬成自己楼里的招牌，因此轻易不肯让她见客。只管让楼里的人教她唱歌跳舞，还寻了一位先生来教她念书习字。

而危文绣也没有辜负老鸨的精心培养，出落得越发楚楚动人。

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老鸨也不做亏本买卖，她将危文绣调理成楼里出类拔萃的姑娘，为的就是“献宝”。

而她“献宝”的对象，正是当时的清军协统黎元洪。

黎元洪此时颇受重用，在地方上也算是个一呼百应的人物。

在一次喝花酒的时候，老鸨神神秘秘的向黎元洪介绍了自己楼里的“宝贝”——危文绣。

危文绣隔着纱帘轻声细语地问候黎元洪，声音脆如黄鹂。黎元洪看着美人影影绰绰的影子，只闻其声、未见其人便已醉倒三分，急不可耐的要窥见美人真容。

老鸨见鱼已上钩，也就顺水推舟地将危文绣献给了黎元洪。

就这样，危文绣成为了黎元洪的小妾，被黎元洪带入了府中。

此时的危文绣正值花样年华，而黎元洪却已年过四十。

得此美妾，黎元洪自是喜不自胜，对危文绣更是极尽宠爱之事。那时，汉口城内人人皆知，统领大人黎元洪新得了个娇妾，是他心尖上的人物。

而危文绣也有意和自己的过去切割，便以取了黎元洪的“黎”姓，自此更名为黎本危。

她原来在青楼里的时候就学过些诗书，略通文墨，黎元洪在家里读报办公时，黎本危就陪伴在侧，偶尔温声软语地说些自己的想法，让黎元洪心里倍感妥帖。

黎元洪的原配夫人吴敬君是童养媳，性子谨小慎微，不喜在人前露面，平日里只爱礼佛读经打发时间。

因此，在黎元洪的授意下，黎本危不再局限于内宅，开始逐渐走出黎府大门。

城里打了胜仗后，黎本危就会带着黎元洪的几名部下，亲自前往战地医院慰问伤兵。

她携带了不少药品，一一过问伤员的病势，温语宽慰他们黎统领很是关心他们的伤情，只是由于公务繁忙实在脱不开身，因此特意委托自己代来看望他们。

一时间，在黎本危的协助下，黎元洪在军中的声望又上升了一个台阶。

黎元洪见状更加得意自己的这名美妾，大小聚会都会携黎本危共同出席。

据说，黎元洪“床下都督”这个绰号的来源，就和黎本危有着莫大的关系。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军队内部的不少旧官员因为怕牵扯到自身，纷纷躲藏起来，黎元洪也不例外。

当革命军冲入黎府内找寻黎元洪时，正是在黎府姨太太黎本危的床下找到了他本人。

被寻觅出来的黎元洪迫不得已加入了革命军的队伍，最终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的都督，这也才有了“床下都督”的笑称。

黎元洪半推半就的登上了都督之位，面对着新旧交替时的一摊乱摊子压力陡增。

黎本危又在此时扮演好了一名“解语花”的角色。

黎元洪深夜处理公务时，她就备好清茶小点放在黎元洪的手侧，又替他将处理过的公文分门别类的归置，当黎元洪心烦不耐时，又能适时地陪他聊天逗趣。

既当了都督府的侧夫人，黎本危也自觉地挑起了身上的担子。

平日里或是同其他官员家眷往来交际，或是去孤儿院里做慈善，给黎元洪营造出了十足的好人形象。

黎元洪也十分放心黎本危，甚至连正头夫人吴佩君都未曾踏足过的书房重地都允许黎本危自由出入，还将自己的印章交给黎本危保管。

对黎元洪来说，黎本危不仅是自己的爱妾，也是自己的得力助手。

借着和各家夫人往来的机会，黎本危还结识了孙中山的女儿孙婉她们，和孙家女儿成为了闺中密友。

当得知孙中山的女儿有意开办女子学校时，黎本危当即击掌称赞。

黎本危说，自己也有意为女性多做些事。

自己作为女人，也深知世道对女性的苛责，如果能让她们也有公平受教育的机会，能让她们也睁开眼看世界，无疑会给女性更多的出路。

黎本危能够说出如此有见地的话语倒是令孙婉等人刮目相看。

她们自是知道黎元洪的姨太太出身风尘，只听说她长袖善舞善于交际，却不料也是个颇有见地的女子。

在黎本危和孙婉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女子师范学校在湖北建了起来，面朝社会广收学子。

后来，当黎元洪机缘巧合地登上了总统之位时，黎本危也毫不露怯。

她明白此时的黎元洪不再是曾经的都督，而是备受世人瞩目的总统，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关乎到黎元洪的颜面，代表了总统的家风，因此，黎本危更是严格要求自己。

她请来了家庭教师，专门教授自己英语和法语。除此之外，她还开始自学西方礼仪，从用餐仪态再到交谊舞，黎本危样样没有落下。

很快，黎本危就成为了京城政坛里有名的“交际名媛”。

她陪同黎元洪出席的大小会议，仪态大方自然，待客面面俱到，就连最挑剔的外国使臣夫人也说不出不好之处来。

即使有那不怀好意的官员太太想要从黎本危的嘴里打探什么消息，但却从来没有得逞过。

黎本危深谙言多必失的道理，自己虽然张罗宴会招待宾客，但该说的不该说的，她一步也不会行差踏错。

在黎本危这个优秀“辅助”的协助下，黎元洪倒是免了不少后顾之忧。

黎元洪在任期间，一直便是黎本危相伴在侧。

但黎本危也不是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的寡情之人，当黎元洪被袁世凯幽禁甚至被逼下野时，黎本危也始终陪在黎元洪身侧不离不弃。

从汉口到北京再到天津，黎本危经历了人生的腾飞巨变，也见识了世间的人情冷暖，到后来她只觉得，过好自己的日子就是最难得的幸福了。

但黎元洪的死亡却再次改写了她人生的轨迹。

1928年6月，黎元洪因为突发脑溢血在天津病逝，而黎本危自此寡居。

但好在黎本危继承了黎元洪的大部分遗产，摇身一变成为了身家颇丰的“富婆”。

此时的黎本危刚刚四十岁，她不甘心自此守着遗产熬日子，她还是想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一些。

在细细考量了天津的行情后，黎本危做起了生意。

她在天津开了饭店和绸缎庄，自己当老板娘，再雇佣几个伙计，生意做的红红火火。而黎本危的“第二春”也悄然来临。

她和自己雇佣的绸缎庄伙计王葵轩看对了眼。

王葵轩比黎本危小了十岁，是个勤快能干的青年人，而且格外能说会道，将黎本危夸得天上有地上无的，很快便得了黎本危的欢心。

黎本危觉得，王葵轩才是真正懂自己的人。

黎本危不愿让王葵轩一直屈居在伙计的位置上，特意出资，替王葵轩在青岛开了家绸缎店，让他做起了大掌柜。这让王葵轩更是喜不自胜。

1935年元旦刚过，黎本危便宣布自己改回本名“危文绣”，要和青岛绸缎店老板王葵轩在本月举行婚礼。

这个消息一出无疑引起了轩然大波。

黎元洪的各家亲戚纷纷跳了出来，指责危文绣“不守妇道”，先后去电指责她的再婚行为。

黎元洪的女儿更是冲在前锋，扬言要状告黎本危卷走黎家钱财，偷养小白脸。就连社会上的许多无关人士，也纷纷对这桩婚姻发表看法。

大多数人认为，危文绣和王葵轩的结合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危文绣既做过总统侧夫人，又当过掌柜老板娘，多年来说一不二惯了，怎么会忍得旁人对自己挑三拣四？

对于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她当即公开表示如今是文明世界，盛行新道德，即使是遗孀再嫁也没有什么不妥的。

可危文绣掷地有声的话语却并没有赢得舆论的转机，这场风暴反而愈演愈烈，最终在青岛市长沈鸿烈表态后到达了巅峰。

青岛市长沈鸿烈表示，危文绣再嫁给比自己小十岁的商人王葵轩一事确实极其不妥，因此决意将危文绣“驱逐”出青岛。

因婚嫁之事就将人“驱逐”出省市的这还是头一遭。

到了这时，危文绣和王葵轩的婚姻就已经不再是他们二人之间亦或者是几个家族之间的内部问题了，而是发展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

当时，南京市的妇女文化促进会还有中华妇女社等多个妇女组织纷纷公开表态，要求青岛市政府撤销将危文绣驱逐出青岛的决策，甚至直言“必要时候会一起上京为危氏请愿。”

可即使是这样，也没有阻挡危文绣被赶出青岛的步伐。

危王这对“鸳鸯”被迫劳燕分飞，王葵轩不知所踪，而危文绣孤身一人前往杭州，寻了一座道庵出家修行。

同年2月，民国前总理熊希龄迎娶毛彦文的新闻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版。

据报道，婚礼当天“宾客盈庭”，到处摆满了庆贺的花篮，上海市民对这场“红颜白发”的老夫少妻结合送上了衷心的祝福。

熊毛二人婚礼的热闹，和危王结婚恍若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的境遇形成了鲜明对比，危文绣悲愤不已。

她不明白为什么熊希龄迎娶比自己小的毛彦文就是“佳偶天成”，而自己想要再嫁就是有悖道德伦常。可她字字泣血的发问没有人回答。

后来人也有替危文绣鸣不平的，认为危文绣迈出了为自己争取权益的勇敢步伐，可危文绣终归是湮没在了历史更迭的浪潮中，青灯古佛了此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