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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的是，蒋氏手中握有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但这并不完全。其实，康泽手中的“别动总队”也是一个特务组织，并且还是军统兴起之前蒋氏手中仅有的一支握有武装的特务组织。

只不过在抗战后期，随着康泽在蒋氏面前失宠，这支“别动总队”被改编为新编28师和29师，编入第66军，加入了首批赴缅作战的远征军，这才让这支手上沾满了民众鲜血的“别动队”改变了性质，其曾经犯下的罪恶才被掩盖起来，逐渐变得不为人所知。

而这支部队的创始人康泽由于在解放战争期间担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更是摇身一变，从大特务头子变为军事将领，这也是他被关押在功德林期间始终不承认自己是特务，而是军事将领的原因。

那么，康泽为何对自己的身份这么较真呢？同样是被关押在功德林，同样都是战犯，难道军事将领的身份还会比特务的身份得到优待？

这倒不会。

被关押在功德林的战犯们，除因身体原因会得到特殊照顾外，在其他方面都是一视同仁的。可有两点却让康泽认为，定要洗刷自己的特务身份。

其一、特务的身份则意味着作恶大，特务的级别越高，就意味着作恶越大，将来要面临的处罚就越大。

功德林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地方。军事将领要有中将以上的军衔或者在蒋系部队中的地位很高。如原蒋军将领杨伯涛、邱行湘等人虽然铨叙的军衔是少将，但职务军衔都是中将，又担任精锐部队的指挥官，所以才有资格进入功德林。

而特务则不同，只要具有上校军衔就可以进入。这是因为，凡是具有上校军衔的特务，都是各区站长级别的。当然，资历深厚的站长往往都是少将军衔。

这些在过去独霸一方的特务站长们往往都作恶累累，完全有“资格”进入功德林这所要犯管理所。

在过去，这些特务们往往宣称“见官大1级”，面对正规部队中的师长、军长都敢颐指气使。这下好了，他们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其二、虽然同为老蒋卖命，但特务们在军事将领的心目中印象都很坏。

军统被解散后，原有的职能也一分为三，过去军统精通的军事情报工作竟然无人肯做。

军统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兴起，其主要原因是在抗战时期为部队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而这个工作却是个脏活、累活和苦活，付出和牺牲都比较大。这也是在抗战时期，军统虽然也嚣张跋扈，但却能获得将领们接受的主要原因。

可随着戴笠之死，军统解散，这项尤其重要的工作竟然没人做了，剩下的仅有对军事将领们的监视和控制。连杜聿明这位与军统有着不错合作关系的老好人都说，在淮海战役期间，保密局（原军统）特务们就没送来一份有价值的情报。

因此，军事将领们对这些保密局特务们的看法几乎都是深厌之，深恨之。

在功德林里，这种情况也不例外，只要遇见特务，军事将领们要么冷嘲热讽，要么严词痛斥，都在排斥和孤立他们。像保密局在功德林的三个大特务沈醉、许远举和周养浩遭到的都是这种待遇。

康泽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只要自己的特务身份坐实，那么，他也定将遭到这种待遇。因此，康泽才会在功德林中百般解释自己是军事将领，而非特务。

那么，康泽究竟是不是特务呢？

严格来说，康泽确实是个特务，而且还是个大特务，他的特务活动在抗战之前所起到的作用要远超中统和军统。

康泽被俘照 图片来自网络

康泽是黄埔3期生，毕业后，他由于学习成绩良好，被蒋氏挑中派到苏联学习去了。

1927年7月，康泽学成归国。可不巧的是，蒋氏此时正被新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逼得下野了。

可康泽早就抱定了“效忠”蒋氏的决心，虽然蒋氏暂时下野，康泽也没有投入其他人的怀抱。这一点“忠诚”，获得了蒋氏的欣赏。

果然，在蒋氏复出后不久，康泽就被任命为侍从室少校参谋。

康泽很清楚，老蒋要排除异己之前，是一定要给自己的行为带上一定冠冕堂皇的帽子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行为获得民众的支持。

因此，康泽就秉承着蒋氏的意思，编撰了一系列的宣传内容，并汇集成册，下发到部队中。

为了让自己编写的内容被士兵记住，康泽还采取了奖励的办法，只要士兵能够回答出按照蒋氏意图提出的问题就予以奖励。

就这样，康泽利用这种办法逐渐把蒋氏的意图传递给普通士兵，让他们从此打上了为蒋氏“效忠”的烙印。

果然，康泽的作法让蒋氏大为满意。在1929年蒋桂战争结束后的功劳评定上，康泽所在的第2师政训处排名前列。

1932年初，“复兴社”成立，康泽担任宣传部部长。

如果说在这期间，康泽仅是在做文职工作的话，那么，随着蒋氏对苏区发动的第4次“围剿”的失败，康泽开始染指兵权了。

第4次“围剿”失败后，蒋氏也在总结经验教训。经过“高人”点拨后，蒋氏认为，要想在短时间内消灭苏区，基本上不现实。但对于围困苏区，让苏区失去从外部得到的物资援助，还是能做到的。

因而，一个全新的战法产生了，即“堡垒战”。

可要想实行这个全新的战略，仅靠正规军是不行的，还需要一支特务队。于是，这个组建特务队的工作就交给了康泽。而这个特务队，就是康泽手下“别动总队”的前身。

对于特务队的人选，康泽早就心中有数。

在4次“围剿”战斗中，参与作战的很多部队被打散，那些失去战斗力的部队面临着被撤编或者缩编的窘境。将领们还好说，总能找到去处，而那些中下级军官们却为此丢掉了工作，没了生计。

因此，这些中下级军官们在很多大城市里肆意滋事，为非作歹，让当地人很是头疼。

可康泽却认为，这批人如果用得好，正好可以作为特务队的骨干力量。因为这批人既有作战经验，又有一定的指挥能力，只要把他们召集起来进行短期训练，让他们掌握一定的特务技能，就可以撑起特务队的骨架。

果然，康泽的想法获得了蒋氏的认可。

得到蒋氏支持的康泽迅速行动起来，在短短时间内就组建了3个大队，共计1400余人，其成员几乎都是失业军官。

见康泽的工作卓有成效，蒋氏就命令康泽组建别动总队，康泽担任总队长。

至此，康泽终于实现了他执掌兵权的梦想。

那么，这个别动总队都干了哪些工作呢？

主要工作有五项：

其一、在蒋军侵占苏区后，负责“恢复”当地的所谓秩序，建立乡保甲制度。

其二、“围剿”游击队

通过便衣侦查、通讯、保甲长和土豪劣绅告密等手段侦查情报，然后汇报给蒋军大部队。如果遇到游击队，则自己动手进行所谓“清剿”。

其三、负责检查辖区内的邮政和电报业务、检查信件和电话。

其四、进行诱降活动

其五、对辖区内的军政单位进行监视，尤其是对杂牌军，监视的力度更大。

在中统和军统还未兴起的时候，康泽的别动队其实拥有了中统和军统的双重职能。因此说，别动队虽然不是明面上的特务组织，但实际做的却是特务的事情。

作为别动总队的总队长，康泽不是大特务又是什么？

对于康泽的表现，蒋氏是非常满意的，一度动了想把康泽培养成为其继承人之一的念头。

眼看康泽就要青云直上，可这一切，都随着蒋氏经国的回国，化为了泡影。

对于和蒋氏经国的权利争夺，康泽是有心无力的。虽然他很不满自己的权力被剥夺，但小胳膊岂能掰过大腿？

为此，康泽准备给自己安排一条退路。

此时正值远征军组建，康泽的别动总队在补充了大量新兵后被编为新编28师和29师，纳入第66军的作战序列。

康泽就找到何应钦，表示自己愿意出任第66军军长，可却遭到了何应钦的拒绝。

康泽虽然毕业于黄埔，但却没有指挥部队作战的经验。按照何应钦的话来说，你康泽来起什么哄啊？

后来，66军军长的位置给了张轸。

而新编28师和29师在战场上的表现却很难看，未经大战，就散了架。

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

要论战斗热情，这两个师并不差；要论战斗经验，这两个师也不差。虽然士兵都没有上过战场，但中下级军官都是别动队的老底子，战场经验还是很丰富的；要论装备，这两个师虽然不能与同属于66军的新编38师相比，但也算是当时装备比较好的部队了。

可由于当时的英军将领并不希望中国部队进入印缅战场，在运输上总卡中国部队的脖子。以至于新编28师和29师被运到战场的时候是以营为单位的，而且还是几天才能运一个营。

就这样，新编28师和29师兵力还未等展开就被优势敌军给冲散了。

因此说，新编28师和29师在印缅战场的失利并非仅是战之过。

康泽本来以为自己这支嫡系部队能够在印缅战场上一展身手，即使自己没有亲赴前线，也与有荣焉。可惜，还没等上阵，部队就被打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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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18日，康泽凄凉地登上了飞机，名义上是赴英法美三国考查，实际上就是被蒋氏放逐了。原因就是与小蒋争权得罪了老蒋。

经过了一年多的考查后，康泽于1947年初回国。

1948年1月，康泽被蒋氏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镇守襄阳。

论起当特务的水平，康泽很高，但要论指挥打仗的本事，康泽就是个“白丁”。康泽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就找到了正在家中赋闲的原川军名将郭勋祺出山相助。

有了名将相助还不够，还需要有强有力的部队支持。

当初蒋氏任命康泽的时候曾经信誓旦旦地答应要给康泽三个整编师的部队，可这些部队都在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的部下，没有白崇禧的命令，康泽调动不了一兵一卒。

而白崇禧呢？则想起了在1929年蒋桂战争期间康泽对新桂系做的那些事，根本就不给。好在郭勋祺在川军中多少有些面子，好歹给康泽拉来了3个旅的兵力。

白崇禧恨康泽归恨康泽，但对于襄樊的防守还是比较在意的。当中野六纵发起进攻的时候，白崇禧就下令驻守在樊城的164旅撤回襄阳，反正也守不住，何必还要分散兵力呢？

可蒋氏却命令康泽一定要死守樊城，让刚刚撤离樊城的164旅进退失据，很快就被中野击溃。

康泽的兵力本就不足，又失去了164旅，襄阳的防御更加薄弱，在中野6纵的猛攻下很快失守。

在危急之时，康泽并没有按照蒋氏预想的那样“成仁“，而是选择了藏在尸体堆里，后被6纵搜出。

别看康泽平日里总喊“不成功，便成仁“，其实，在生死的考验面前，他还是胆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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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泽被俘之后，心中尤其担心的是他的下场。他自己很清楚，在1932年到1934年间，他在苏区所犯下的罪行有多么严重。

可他仍然存在侥幸心理，他之所以死不承认自己是特务，而是军事将领，其目的就是要把在苏区犯下的罪行由特务行为变为军事行为。如果这个命题成立，那么，在功德林里所有的军事将领都逃脱不了罪行。

由此可见，康泽的用心是多么险恶，他为了给自己脱罪，就想把功德林里的全部战犯拖下水，其心可诛。

可康泽的命题毕竟是个伪命题，虽然别动队不是特务组织，但他们所做的事情却是特务行为。因此，他还是逃脱不了特务的身份。

刚进入功德林时，康泽的戒心甚深，既不与大家交流，也不肯学习，被大家视为三天不说两句话的学习落后分子。

不过，康泽有一点好处，他虽然不说，但却能写。从被俘开始，他就开始了持续的创作。由于他久在蒋氏的统治核心，干的又是特务的活，知道的隐秘很多，写出的东西很有价值。

而且，在刚入功德林的时候，这些战犯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抵触心理，既不肯多说话，也不肯写交代材料。即使写，大多也是在应付差事。康泽抓住这个时机，通过写回忆录和自传的方式把很多“锅”都甩给了其他人。

对于康泽这样的人来说，他虽然对我党的政策有所认识，但要想让他完全叛离过去也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康泽交代的材料虽然内容比较翔实，但凡是涉及到蒋氏的地方，他的心里总有一份“愧疚”式的感情，从不“市侩式”的骂蒋氏。

可事实的威力、政策的感召和人格的力量逐渐摧毁了康泽在心里设下的一道道防线，使他由惧怕、怨恨逐渐的变为心甘情愿走上我党为其铺设的新路。

1959年12月4日上午，高院进行首批特赦，功德林内的10名战犯苦尽甘来。

康泽虽然心中有些失落，但却并不意外。他知道，他在功德林期间的表现，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称不上是佼佼者。

1960年3月，功德林全部在押战犯搬进了秦城监狱，康泽被允许保外就医。

1960年11月18日，第2批战犯特赦，名单中仍然没有康泽。1961年11月25日，第3批共计68名战犯被特赦，名单中仍然没有他。

就在康泽对自己被特赦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1962年4月9日，康泽被第4批特赦。

康泽真的被改造好了吗？

康泽虽然被特赦，但究竟是否被改造好，还真的不好说。

1967年康泽在临终前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我有今天全是拜小蒋所赐。”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此话看似怨愤小蒋，其实却蕴含着对过往权势的眷恋。

在康泽看来，如果不是在与小蒋的斗争中失败，自己又岂会沦落到如此境地？换句话说，如果康泽在与小蒋的斗争中胜出，那么，他现在岂不是仍然执掌大权，风光无限？

由此看来，康泽还真的没有改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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