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英国淑女戴乃迭,不顾母亲反对,嫁给中国翻译家杨宪益。
戴乃迭母亲知道后,十分反对这桩跨国恋,不惜对女儿放狠咒:“你们的孩子将会惨死!”
更出人意料的是,母亲竟然一语成谶。
戴乃迭本名叫格莱迪斯,1919年生于北京,父母是英国的传教士。她7岁那年回到英国读书,被当成淑女培养。
杨宪益比她大四岁,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唯 一的儿子。他从小就是个潇洒的翩翩公子,接受着最好的教育,享受着富裕的生活。
这两个人一结合,却是珠联璧合般,将中国的文化推向了世界,搭建起了中西交流的桥梁。
二人的相遇,还要从牛津大学说起。
1935年春天,杨宪益通过了牛津大学入学考试,即将前去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
面试环节,考官问他:“希腊文和拉丁文学了多久?”
杨宪益脱口而出:“5个月。”
考官吃惊不已:“我们学校的英国少年,通常要学七八年的拉丁文和希腊语才能入学,你竟然只学了5个月,通过考试想必是偶然!”
结果,考官让杨宪益推迟一年入学,趁这时间再补习补习语言。
杨宪益没听,那时的他有钱又有闲,便借着机会周游世界去了,同时还做了广泛的阅读,哲学、社会学、诗歌戏剧都在其中。
这一路上的见识和积累,强化了他对底层人 民的同情心,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为他今后的道路,做了深厚的铺垫。
1937年,在杨宪益入学后的次年,戴乃迭因为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国家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主修法文。
因为自小在中国长大,被中国文化深深吸引的她,加入了中国学会。而杨宪益,也在这个学会中。
初识杨宪益,戴乃迭大为吃惊,只见他面色白皙、手指细长,性格洒脱却又彬彬有礼,与她以往所见中国人截然不同。然而,杨宪益真 正吸引她的,不是英俊的外表。
随着抗战爆发,杨宪益开始和留学生一起,在伦敦积极宣传抗 日,揭露日寇的罪行。
为了加大宣传效果,他自己出钱买了台油印机,和同伴们合办了一份抗 日简报,分发给中国人,尤其是在底层工作的劳动者。
后来,杨宪益还单枪匹马办了本英文杂 志,撰写社论鼓舞士气,谴责侵略者,每月还自费把杂 志邮寄给英国一些与中国交好的机构。
有一次心血来潮,想气一气日本人,他大胆地把这报纸,寄给了驻扎在他的老家天津的日军守备司令部。
杨宪益的个性非常鲜明,他幽默风趣、才华卓然,又有着强烈的国家责任感。正是这些品质,打动了被许多人当做女神的戴乃迭。
在杨宪益的影响下,戴乃迭从法文转到了中文专业,成了牛津第 一位中文学士。此后直到她的生命消逝,都一直追随着杨宪益,与他比翼双飞,成了地道的中国人。
1940年,杨宪益毕业后,毫不犹豫拒绝了哈佛大学的高薪工作,接受了西南联 大发来的任教邀请,带着戴乃迭回到了中国安家。
戴乃迭的母亲,十分反对这门亲事。为了劝阻女儿,她不惜放出狠咒:“你们的孩子将来不会有好下场,说不定哪天就惨死了!”
母亲这样说,有她的考量。
一是因为她觉得中西价值观不一样,两个人难以长久。再者,戴乃迭这一走,可能她就永远失去这个女儿了。
二来,中国正处在抗 日战争的低迷期,国破家亡之际,哪有什么安 定的生活。而且,杨宪益家因为战乱也已经破产,不复昔日荣光,跟着他不会有好日子过。
可戴乃迭十分坚持,她认定杨宪益就是这辈子的灵魂伴侣,果断跟随他回到了中国。
二人夫唱妇随,开始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们合作翻译了许多中国古典名著,比如《离骚》、《史记》、《资治通鉴》等等,还把近代大家诸如鲁迅、巴金、沈从文等人的文章翻译出来,介绍给全世界,让世界看到中国的文采。
然而,让这对翻译大家一战成名的,还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的翻译。
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学术界掀起了研究《红楼梦》的热潮。
借着这股东风,外文出版社把《红楼梦》的翻译工作,交给了杨宪益夫妇。
杨宪益翻译初稿,戴乃迭则修改润色,二人都为之倾注了十足的心血。
然而,就在翻译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一场风波席卷而来,竟让戴乃迭母亲当初的狠咒一语成谶。
特殊的那十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受到波及,被关了4年,不得不终止了《红楼梦》的翻译进程。此间,戴乃迭因为外国人的身份,遭到了无数打骂。
夫妻俩本就难过,更然他们痛心的是,大儿子因受到牵连,精神上饱受折磨,患上了精神病后选择了自尽。这件事,成了夫妇俩心里永远的痛。
然而,他们来不及沉浸悲伤,就又投入到翻译工作中。
出狱后,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第 一卷即将出版,而中国却仍没有自己的译本。外文局十分着急,让杨宪益和戴乃迭接着翻译。
1978年开始,杨戴翻译的英译本《红楼梦》正式出版,受到了国外广泛好评。一时间,二人名声大噪,接连不断的采访涌来。
戴乃迭自己也很惊讶,开玩笑道:“杨宪益和我默默无闻当了30年翻译匠,竟然借着《红楼梦》的光,一下子出了名,感觉我们像假冒的!”
但其实,这份声名他们当之无愧。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翻译成英文的文学作品,一半以上出自杨戴夫妇。
不算他们独自翻译的篇章,单二人合作翻译的古典文学作品,加起来就有三千多万字,建造起了一条东西之间交流的桥梁。
而这些工作,都是他们在纷乱的时局里完成的!难以想象,这需要怎样强大的心智和毅力,需要怎样默契十足的合作?
1999年,戴乃迭早于杨宪益去世。独自生活的10年,他一直思念着心爱的女孩、一起奋斗的战友!
经过悲喜岁月,杨宪益心性淡然,对世事的看法也不再如年轻时那样简单。
有人问他喜欢的书是什么,他说没有;问他最高兴的事是什么,他还说没有。
“最”这个字,是他所不喜欢的。然而,问他最喜欢的人是谁,他却十分肯定:“我最喜欢戴乃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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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跨国恋,不仅谱写了壮丽的爱情,更是书写了文化交流的华章。
他们志同道合、并肩前行,跨越重重阻碍,将中国的文化推向世界舞台,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的文采!
在那个世事多变、繁华如梦的时代,他们用手中的笔,宣扬着文化的不朽、爱情的永恒!
致敬那些在艰难岁月,为祖国躬身奋斗的文化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