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年（1721年），清圣祖康熙皇帝玄烨颁布圣旨：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康熙这道圣旨就是意味着宣布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不过康熙并没有严厉禁教，民间私下里还是有很多天主教信徒。但是随着康熙去世，他的第四子胤禛继位为雍正皇帝，很快雍正便下发了多道圣旨全面严厉禁教，并抓捕了一些不肯离开中国的传教士将他们遣返回国。
那么为什么雍正会在继位后全面且严厉的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呢？其实这与当初九子夺嫡有很大关系，具体还得从罗马教廷与清廷的矛盾说起，下面就来探讨一下清朝禁教的始末。
大约在明末时期，天主教逐渐通过澳门流传进入中国，明朝万历时期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窦玛是当时最早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之一。
本来天主教是要求信徒皈依他们的宗教习俗和宗教礼仪，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独特的传统习俗和礼仪，因此中国的传统习俗和礼仪在当时的天主教看来属于是“异端”，是不允许信徒保持的。
利窦玛很会变通，他为了能在中国传教布道，他尊重中国信徒保持传统习俗和礼仪，既允许中国信徒祭祀孔子和祭祀祖先，中国信徒是既可以供奉天主，也可以祭祀供奉孔子和祖先。
利窦玛开明的传教方式一时间吸引了很多中国信徒，甚至连明朝皇室都有很多开始信奉天主教，到后来南明末帝永历帝朱由榔的生母王太后、妻子王皇后、太子朱慈炫都信奉皈依了天主教，可见明末时期天主教在中国影响有多大。
在清朝入关统一全国之后，清朝初期顺治皇帝对天主教也很感兴趣，继利窦玛之后耶稣会来华传教影响力最大的传教士汤若望就十分受顺治宠信，顺治本人甚至都一度差点皈依为天主教徒，不过后来顺治越发崇信佛教，才逐渐疏远了天主教。
但是可以看出清初时期天主教在中国传教是很顺利的，主要在于天主教耶稣会的贡献，耶稣会包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这才使得天主教能在中国得以传播落地生根。
顺治去世后，他的儿子康熙继位之初，对天主教也是十分宠信，天主教传教士带来了欧洲先进的科技，不仅治好了康熙的疟疾，连康熙第九子胤禟幼年时患痈感染昏迷病危，多亏了意大利籍传教士卢依道用西医治疗才救了胤禟一命，传教士洪若翰更是帮助康熙进行天花病毒疫苗实验，因此在康熙时期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更加兴盛。
但是在康熙中期之后，随着天主教传入中国越来越兴盛，天主教在中国内部就开始派系林立，主要以多明我会、法兰西会、耶稣会三大派系比较兴盛，逐渐的这三大派系也开始为了争夺在中国的传教主权互相指责。
主要在于耶稣会最早传入中国，在中国影响力比较大，后来的多明我会和法兰西会为了争夺在中国的话语权，两派联合在罗马教廷攻讦耶稣会，多明我会和法兰西会一改之前耶稣会尊重中国传统习俗和礼仪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人祭祀孔子和祖先是对天主的不敬，是异教徒的表现，因此多明我会给罗马教廷汇报，要求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祭祀孔子和祖先，以维护天主教的信仰纯洁。
康熙为了平息多明我会、法兰西会和耶稣会的争端，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时，特意下圣旨称，中国人祭祀孔子和祖先并不是宗教礼仪习俗，与宗教信仰无关。康熙此意本是为了调和天主教在中国派系的矛盾，岂料多明我会却坚持不接受康熙的理念，并一再上报罗马教廷，要求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祀孔子和祖先。
面对多明我会的指控，耶稣会也多次派人前往罗马教廷申诉，请求罗马教廷遵循中国的礼仪和习俗。罗马教廷最开始对两派是持模糊态度，即赞成多明我会的提议，也同意耶稣会的申诉。
但是随着后来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继位，克雷芒十一世表示支持多明我会，并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时，给中国教徒下达了教皇指令，要求所有中国天主教信徒禁止祭祀孔子和祖先，否则一律开除教籍，同时克雷芒十一世还派使者多罗来华，向康熙宣布罗马教廷禁约，要求康熙无条件遵从罗马教廷指示。
看看克雷芒十一世这波操作是不是跟搞笑一样，居然想让康熙大帝听他的安排指示，先不说康熙并非天主教信徒，就连欧洲那些信奉天主教的国王都根本不把教皇放在眼里，法兰西王国当时没事就欺负一下罗马教廷，克雷芒十一世都只能忍气吞声，他居然还敢天真的号令康熙，这操作当然引起了康熙震怒。
虽然面对教皇的天真和猖狂很愤怒，但是康熙表现的还是比较有涵养，他当即表示罗马教皇无权干涉中国内政，下令驱逐了教皇特使多罗。只是驱逐的表现还说明了康熙很有涵养没当场急眼，可是多罗后来的表现完全是在作死。
多罗被康熙驱逐之后，又跑到江苏和福建等地区宣扬克雷芒十一世的教皇指令，并一再在这些地区要求中国信徒摒弃祭祀孔子和祖先的礼仪只能供奉天主，多罗的表现让康熙得知后彻底将其激怒。
康熙当即下旨派人拘捕了多罗，并将多罗押到澳门交给葡萄牙人看管，并严令葡萄牙人不得释放多罗，三年后多罗死于澳门的囚禁之所，多罗死后克雷芒十一世立刻下令追封其为殉道圣人。
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时，教皇又派遣使者嘉乐来到京城再次向康熙宣扬教廷禁约，因此康熙很生气的说出来本文开头那番话。嘉乐一看康熙如此态度，也很担心清朝严厉禁教，因此嘉乐在教皇颁布的禁约中附加了八条变通办法，天主教史上称其为“嘉乐八条”。
这就是天主教在明末清初时期从中国流行起来，到康熙晚年爆发了教廷与执政当局清廷之间的礼仪之争矛盾，康熙宣布禁教也为后来雍正全面严厉禁教打下了基础。
康熙晚年爆发了诸子争位事件，史称“九子夺嫡”。雍正在继位之后就开始压制和削弱当初那些参与争位的兄弟们势力，其中主要针对的就是以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誐、皇十四子胤禵四人组成的“八爷党”势力。
由于康熙时期天主教在中国流传比较兴盛，宫廷中还养了不少传教士从事绘画、天文、科技等方面工作，而这些传教士自然要与清朝的王公贵族打交道，因此有不少传教士牵扯进了康熙晚年的诸子争位事情中。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葡萄牙传教士穆景远，他与胤禟关系最为亲密，胤禟自幼曾被传教士卢依道所救，因此长大后与欧洲传教士关系处得都非常不错，穆景远与胤禟关系最为亲密要好。
穆景远在给葡萄牙王室写的报告中就曾说过中国皇子胤禟聪慧过人，将来很有可能继承皇位，可见穆景远对胤禟期许很高。
而且当时清朝皇室成员中也有不少人信奉了天主教，比如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四世孙贝勒苏努其全家人就都皈依了天主教，而苏努也是胤禩的鼎力支持者，苏努笼络了很多中国的天主教信徒支持胤禩，这也让雍正着实不爽。
先是雍正元年（1723年）时，时任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向雍正报告，福建省福安县有天主教传教士在乡村修建教堂并传教，觉罗·满保向雍正申请驱逐传教士并拆毁教堂，得到了雍正批准。
紧接着在第二年苏努案爆发，雍正以苏努与胤禩、胤禟结党营私为由，革除苏努贝勒爵位并将其全家发配西北前线，交由雍正的心腹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监管，而此前胤禟早已经被雍正派到西北前线，与胤禟同行的还有传教士穆景远。
不久，年羹尧又向雍正报告，苏努第六子勒锡亨也是天主教信徒，他跟随苏努被发配到西北前线后，与弟弟乌尔臣一同跟胤禟走得很近，并且两人还与穆景远一起在西北周围的乡村兴建教堂传播天主教。
要知道宗教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像勒锡亨和胤禟这些反对雍正继位的人，在西北大肆发展教徒，那对雍正的统治肯定就是一个威胁，因此雍正得到年羹尧的报告之后大怒，当即派人把苏努全家押回京城监押，穆景远也被带到京城，胤禟则被拘押在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内。
苏努全家被押回京城后就受到了雍正严厉惩罚，雍正削除了苏努家族皇室宗籍身份，其子孙后代全部被发配宁古塔。穆景远则受到严刑拷问，雍正想让穆景远指证胤禟有谋逆之心，但穆景远宁死不肯指证胤禟，最终雍正只能强制将穆景远遣返回国。
在苏努案之后，雍正对天主教更加警惕和憎恶，于是雍正又下旨严禁任何百姓和官员信奉天主教，全国所有天主教教堂改为仓库或者书院，所有传教士只能在广州和澳门活动，永远不得进入内地传教。
雍正禁教可要比康熙严厉的多，康熙只是下达了禁教的圣旨，但是在实际民间执行并不严苛，而雍正不仅下达禁教圣旨，还要求地方官务必严格执行禁教命令，传教士不得在内地传教。
雍正严苛的禁教命令也让刚继任的教皇本笃十三世慌了，雍正三年（1725年）时，本笃十三世派遣使团面见雍正，给雍正进献了很多礼物，同时恳请雍正解禁天主教，雍正表现的很有礼貌，他厚待礼遇了教皇使团，但是对于教皇恳请解禁则是直接不予理睬。
雍正四年（1726年）年初时，雍正对外宣布了胤禩四十条大罪，胤禟二十八条大罪，胤禵十四条大罪，将胤禩和胤禟褫夺爵位、削除宗籍、并改恶名为“阿其那”和“塞思黑”，终身圈禁起来，胤禵则是被褫夺爵位终身圈禁起来。
不久胤禩和胤禟在囚禁之所去世，胤禩和胤禟死后不久葡萄牙王室派遣使臣买德洛前来朝贺，其实葡萄牙王室是受穆景远之托，希望雍正将胤禟和苏努全家交给葡萄牙方面，让胤禟和苏努永居葡萄牙不再过问清朝政治，穆景远是为了救胤禟和苏努，结果当买德洛到京城时，胤禟和苏努已经相继去世。
雍正对于葡萄牙王室的要求也很是不满，他在接见买德洛时，特意强调：“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如苏努之子勒锡亨、乌尔臣等，愚昧不法，背祖宗，违朝廷，甘蹈刑戮而不恤，岂不怪乎！”
雍正这意思就是说中国有中国的宗教，西洋有西洋的宗教，西洋的宗教不必到中国来传教，中国的宗教也不会到西洋去传教，像勒锡亨、乌尔臣等人属于是违背了祖宗规矩和朝廷法度，他们理应受到惩罚。
就这样雍正开始实行严厉的禁止天主教命令，此后除了京城保留一些传教士和教堂之外，其他地方都不允许再建教堂，在京城的传教士也只是负责为清宫提供一些技术服务，这些传教士是受到严格监管不许传教的，雍正制定的严格禁教政策一直持续到道光时期，道光皇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被英国人强行打开了国门，这才被迫解禁了天主教。
雍正的儿子乾隆皇帝对于禁教比雍正还严格而且还残酷，乾隆七年（1742年）时，新任教皇本笃十四世重申克雷芒十一世对中国教徒的禁约，并且还宣布“嘉乐八条”作废，明确要求中国信徒要想信奉天主教必定不能再祭祀祖先和孔子。
乾隆知道本笃十四世的教皇令之后也很生气，于是乾隆兴起了比雍正更加严格的禁教政策，甚至不惜诛杀传教士来震慑教皇。
乾隆十一年(1746年)时，多明我会传教士白多禄等十四名传教士多次从菲律宾登陆福建秘密传教，发展了两千余名教徒信众。于是福建巡抚周学健当即派人抓捕了白多禄等人，周学健奏请乾隆将白多禄等人就地正法以儆效尤，于是乾隆下旨命周学健将白多禄等人在福州立即处斩，于是周学健在福州西门外将白多禄等十四名传教士全部斩杀。
本笃十四世万没想到因为自己激怒了乾隆，导致了白多禄等十四名传教士被清廷斩杀，本笃十四世只能追封白多禄等十四名传教士为殉道圣人，从此没有教皇再敢跟清朝统治者呜呜渣渣宣传禁约了。
清朝禁教最初是由于罗马教廷与清廷的礼仪之争，但是到了雍正继位后已经牵扯到了清廷统治者的皇位之争中，而由于胤禟的关系，导致很多天主教传教士是支持胤禩或胤禟继位，还有很多支持胤禩的皇族成员属于天主教徒，因此这让雍正把新仇旧恨都算在一起，才实行了清朝历史上最为严格的禁教政策，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而罗马教皇也很有意思，总想着跟清朝皇帝呜呜渣渣，于是乾隆就化身“教做人”，教了教皇该如何正确与清朝皇帝沟通，只不过代价是14名传教士的生命，从此罗马教廷虽然依旧对中国教徒有禁约，但是再也不敢跟清朝统治者提禁约了。
最后说一下罗马教廷对中国禁约一直到1939年才彻底解除，只不过天主教在中国再也流传不起来了。
参考资料：《清史稿》、《清实录》
文/小岛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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