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始年2070年，覆亡1600年，积年471年。

夏部族的谱系如下：黄帝一昌意一颛顼一鲧一禹。昌意在若水时娶蜀山氏女并生下颛顼，若水即从云南省流经四川省的金沙江。鲧在帝尧时治水以堵为主而失败，禹在帝舜时亦负责治水，以疏为主治水成功，被赐玄圭、土姓，后帝舜传位于禹。夏部族与水有不解之缘，因治水而开创了王权世袭的时代。

《夏本纪》：禹、启、太康、中康（太康弟）、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不降弟）、廑（扃子）、孔甲（不降弟）、皋（昊）、发（敬）、桀（履癸）。

古本《纪年》除仲康（中康）、杼（予）、芬（槐）、荒（芒）、胤甲（孔甲）外，与《夏本纪》相同。

先商是夏的一个方国。契是商人的始祖，历尧舜禹三代，曾任负责观象授时和祭祀大火星的司徒一职。商夏按时代对应划分：契对应禹，盟（昭明）对应太康，相土对应帝相，昌若、曹圉对应羿、寒浞（代夏），冥对应少康和帝杼（予），王亥对应芒和泄，上甲微对应不降，报乙、报丙、报丁对应扃、廑和孔甲，主壬、主葵和汤对应帝皋、帝发和桀。

夏王朝建立后，继续赐姓命氏，进行分封。夏后氏即禹所立之国，是姒姓部族集团的大宗。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国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

《左传》哀公七年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些邦国很多是异姓族氏，如涂山氏、有仍氏、有缗氏、有虞氏、有鬲氏、有穷氏、寒氏、观、吕（申）、韦、顾（昆吾）、葛、有施氏、岷山氏。

但是，由于没有发现夏文字，国内外一些史学者对夏朝的存在持怀疑态度。

在考古发掘中虽未发现能证明夏朝存在的夏文字，但从殷商甲骨卜辞有关文字信息中，可印证夏朝的存在。

殷墟的发掘使商代的历史成为资料丰富的信史，所谓资料丰富主要是指大量的带有卜辞的甲骨即甲骨文，其重见天日，如石破天惊，使中国信而可征的历史拓展了一千多年。

王国维认为，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足以当孔壁汲冢所出。

商王朝虽然推翻了夏王朝，但夏民族并没有灭亡和绝迹。

殷王武丁时的甲骨文中，关于土方之卜辞极多。如甲骨卜辞：土方征于我东鄙；王伐土方受有佑；王伐土方；甲寅卜，贞戉其获正土方，一月；贞告土方于上甲；贞帝不我矢土方；贞王勿口妇好伐土方；登人三千呼伐土方。

土方之名，亦见于古文献。《诗经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土方。”《楚辞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尚书序》：“帝釐下土方。”敷，即治。釐，即理。其意是禹治理下土方。禹与土方的关系，以及土方即是夏，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土与夏在古韵又同在鱼部。又《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下土相协。《诗经陈风宛丘》说：“宛丘之下，无冬无夏。”下夏相协。《左传僖公二年》“下阳”，《公羊传》和《穀粱传》都作“夏阳”。《楚辞天问》“夏民”，《尚书吕刑》作“下民”。夏下相通。秦琅邪刻石说：“六合之内，皇天之土，东有东海，北过大夏。”是下土相协，下夏相通，土与夏亦相假。

古文献中土又通杜，《世本》“相土作乘马”，《荀子解蔽篇》作“乘杜作乘马”。杜又通雅，《吕氏春秋.勿躬》说：“乘雅作驾。”雅又通作夏，《荀子荣辱篇》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作“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王引之《经义述闻》“荀子荣辱篇君子安雅”条说“雅读为夏”，又说“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雅借为夏。”《墨子天志下》说：“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俞樾《诸子平议》说：“大夏即大雅。荀子荣辱篇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夏与雅通也。”

土通杜，杜通雅，雅通夏，是土即夏也。

程憬说：“商颂为周时宋人所作，诗中言及有夏，仍然袭用土方旧名，盖属自然之事。”

武丁时甲骨卜辞：贞作大邑于唐土；己卯卜，争，贞王作邑帝若，我从之唐。贞问若建大邑于唐土好吗？己卯日占卜，贞人争问卦，问王要筑城邑上帝允许吗？最后认为上帝允许了，乃从命作邑于唐。

唐即唐土，唐地名，在今山西河汾之间，翼城一带。土即土方之土，犹言夏人，唐土者，意思是居住夏人的唐地。

《左传昭公元年》说：“昔高辛氏（帝喾）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后帝（尧）不臧，迁实沈于大夏，唐（陶唐氏）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大夏，服虔注“在汾浍之间”，即今翼城之区。大夏即唐土，唐人所居大夏之地，古文献与卜辞相合。

傅斯年说：“商人实未曾将夏之支姓一扫而光，而河东河南一带，始终负夏之名。至荀子时尚有此称，在《儒效篇》有‘君子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战国末尚存此名，殷商之际，诸夏必尚有甚多居中原者。”

商灭夏后，夏民族并没有灭绝，夏民有归顺商王朝者，有聚众星散者，其中远遁者如土方联合一些部族与商王朝对抗，直至被降服。郭沫若、程憬认为土方为夏民族，其地望在殷之西北，有关历史文献和甲骨文已证明其正确性。

其实，商王朝建立后，夏残余势力并不甘心失败，他们以晋南为根据地不断入侵商地，所以商人在晋南地区先后设立了东下冯、垣曲、粮宿三个军事重镇进行镇抚和统辖。

从甲骨文看，土方常危害殷人，殷人贞告于先祖，并征伐土方。武丁、妇好和武将曾多次征讨土方，动辄率三、五千人行动，可见土方实力不俗。殷王武丁征伐土方后，又在唐土一地建大邑，以监视和镇压夏人，可能已见成效，故殷武丁后土方反叛入侵及殷王征伐土方的卜辞大为减少。土方居唐地（今山西河汾之间，翼城一带）。

周武王克商后，为了寻找夏商后代，建立了杞国和宋国继续祭祀，但正如孔子哀叹那样，杞、宋两国已没有夏商制度，其子孙们也仅仅是继续祭祀祖先而已。

夏朝有没有文字？中国有比较完善系统的夏朝历史记载。在春秋战国时代，《尚书》、《国语》、《春秋》、《竹书纪年》等史书记载夏朝历史；到了西汉，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写下《史记》也记录了夏朝历史。考古业已发现夏文化，早商曾与夏并存，商汤灭夏后，殷商甲骨文很可能是在很不完善的夏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然我们已经承认陶寺遗址出土的毛笔朱书陶扁壶有“文尧（或唐、命）”二字，殷商甲骨文亦有确凿证据，那么，夏朝就不可能没有文字。

学者马贺山认为，夏禹书、禹王碑就是夏朝的传世文字，夏朝文字是夏篆，这是夏朝的官方文字。

有人发出疑问，如果夏朝文字真是夏篆，为何又说比甲骨文还要先进？众所周知，中国文字是逐渐演变，甲骨文应该比夏篆更成熟才对。对此，有人解释道：在马贺山的观点中，有三点值得重视。

第一，从夏禹书、禹王碑来看，夏篆非常成熟，非常规范，笔道圆润，讲究对称，是一种非常进步的文字。但甲骨文中，却有大量的异体字，显得比较落后、原始。

第二，文字也存在“用进退废”的问题，一旦不使用，或少使用，反而可能导致文字的退化。夏朝文字比甲骨文先进的问题，就在于商朝荒废了夏篆。

第三，商朝建立的前300年，一直处于动荡期，经常迁都，直到盘庚迁殷后，夏篆才得到重视和发展，最终演变为甲骨文。在殷墟甲骨文中，的确没有早于盘庚时期的甲骨文。而且，商朝起初以游牧为主，没有文字，又不重视文化，所以荒废了夏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