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晖
摘要：美军观察组是美军中缅印战区于1944年派赴延安观察组的简称。抗日战争期间，他们由美国政府派赴延安地区实地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英勇抗战的行动以及当地物资匮乏的情况，同时收集共产党军队已获取的日军情报，并协调营救被日军击落的美军飞行员等事宜。这一不同寻常的考察活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军的首次接触，成为抗战时期中美合作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一件大事。
1943年是抗日战争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年。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看,盟军在东西两线各主要战场相继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从太平洋战场形势看,1942年和1943年内,美国加紧扩充军备,准备对日发起反攻,急需借助中国的力量拖住日本,为自己赢得时间,并有意图实施“从中国出发袭击日本本土”这一过渡性的重要对日轰炸计划。出于从自身利益需求的考虑,美国总统罗斯福称“维持中国的抗日,具有美国国防第一线的作用”,并在1943年秋的开罗会议上不顾英国首相丘吉尔反对,把中国拉入“大国圈子”。然而,美国一直援助支持的国民党的表现却令人失望。
蒋介石百般阻挠,“代表团”降格为“观察组”
1944年4月开始,侵华日军组织大规模进攻,这次战役被国民党军称为豫湘桂会战,日方称之为“一号作战”或“大陆打通作战”,国民党军队惨败。战后,蒋介石不无悲哀地说:“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我今年58岁了,自省我平生受到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可见,这次大溃败充分暴露出国民党对日作战方面的无能,令美国朝野大为震惊,罗斯福开始谨慎改变其政策,形势的发展使他感到必须找到新的抗日力量来将战争进行下去。
此时,在中缅印战区的美国军人,如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驻华外交人员约翰·戴维斯和谢伟思等,根据耳闻目睹的事实,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准备内战的卑劣行径和国民党在抗日方面的无能尤为不满。因此,基于对战争前途的考虑,他们积极主张正确评估中共军队的力量,迫切要求与中共合作抗日。约翰·戴维斯为史迪威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列出了美国应向延安派出一个军事观察使团的理由。这一备忘录随后被转送给罗斯福,引起了罗斯福的高度重视。1944年2月9日,罗斯福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鉴于美国在华北地区的信息极为贫乏,立即向这一地区派出一个美国军事观察使团,对于增强情报的交流和观察未来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必要的,要求蒋介石予以支持。迫于压力,蒋介石表面上答应予以协助,但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3月22日,罗斯福再次要求蒋介石批准这个军事观察使团,并表示它能为蒋提供有关新疆边境问题的情报。然而,在蒋介石看来,一个到访延安的军事组织意味着美国欲与中共合作,这是他极不希望出现的。
不久,为了稳定局势,美国政府派出由副总统华莱士率领的访问团取道西伯利亚赶赴中国,于6月20日抵达重庆。21日至24日,华莱士与蒋介石举行了会谈。会谈中,华莱士再次提出罗斯福总统关于派军事观察使团去延安的要求,并提出了美国驻重庆的B-29远程轰炸机队需要地面情报等理由,蒋介石迫于大局,勉强同意。但同时,蒋介石觉得称为“团”规格太高,要求改为“视察组”。“视察组”的名称传到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认为,“视察”通常在上级对下级时才使用,这种称谓对中共方面来说显然不适合。最后,经美方、重庆、延安三方协商,将代表团的名称定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
随后,美国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方面开始了各种准备工作。经过反复挑选确定了一份名单,包括包瑞德、谢伟思、卢登等18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有长期在中国工作生活的经历,涉及步兵、航空兵及信号兵和军医等多兵种,分属美国陆军、空军、海军、战略情报局各系统。
当时,盟军的每一个军事行动,都有不同的代号,美军观察组代号为“迪克西使团”。关于这个名字,有关文件档案并没有解释准确含义,许多年后,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这样解释,“迪克西(Dixie)”有两个意思,一是指美国内战时期叛乱的南方诸州,当时则暗指陕北解放区。另一个意思是太阳照耀的地方。
如此,酝酿了一年的美国军事代表团赴延安考察的计划,终于得以实施。
毛泽东修改社论,延安军民庆祝美国国庆
美军观察组来延安,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外交活动。以往与美国人打交道是友好“交往”,但美国政府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来,则可以视为官方“外交”。因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主动争取和热情欢迎的态度。
6月28日,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致电毛泽东,美国军事人员赴延安一事已确定。毛泽东当即复电:“美军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当天,中央还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讨论接待观察组问题。会议决定:要对美军事观察组表明,现在我们需要合作抗战,抗战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观察组到后,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彪、叶剑英出面接见和谈判。
为接待观察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为组长的“延安军委外事组”,成员有:柯柏年、陈家康、凌青和黄华。美国友人马海德担任外事组顾问,黄华担任翻译科和联络科科长,立即开始了工作。
毛泽东对美国军事观察组的到来尤其重视,精心安排了“前奏”性活动。观察组到来前夕,适逢美国建国168周年。为此,7月4日延安举行了热烈的庆祝会。毛泽东、朱德等主要领导人,在延安的外国人以及中外记者团的记者们都出席了活动。这一天,《解放日报》拟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庆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毛泽东亲自审读并提出修改意见。社论中有一段话,表达了对美国外交的希望:“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的外交主张,是美英苏中的战时团结和战后团结……这个外交路线是符合于美国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所以我们在庆祝美国国庆日的今天,深望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的这条路线,能够成为美国长期的领导路线。”
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中共中央还提出了“放手与美军合作”的方针,并作了相当具体的安排,其中包括供给美军以敌方情报,组织营救美国飞行员,准许美军在中共部队辖区内设立电台,建立通讯网络等。8月1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原来拟就的题目是“欢迎美军观察组”,毛泽东增加了“的战友们”4个字。社论指出,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
9月9日的《解放日报》报道称:“9月5日,美国新闻处和纽约外交政策协会宣布,美军代表团抵达延安”。至此,美国同中国领导之间开始正式接触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
观察组惊讶不已,延安与重庆两个世界
在这次接触之前,美国人对延安的印象是矛盾的,一边是斯诺等西方记者在报道中称呼的“红色圣地”,一边是蒋介石政府对外宣传的“反动延安”。真实的延安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乘坐的飞机悄然飞抵延安。由于临时进场地面没有任何导航设备,飞机在降落时发生了小小的意外:左边的螺旋桨和机头被撞坏,驾驶员负伤。当天下午,延安军民就迅速开始修整机场跑道。观察组成员很快发现,中午还在迎接他们的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竟然也在劳动的人群中。美国观察员们震惊了,受到感染的美国人挽起袖子,也和中国人一起劳动起来。听到新来的美国人正在帮助修机场,很少见过外国人的群众扶老携幼都到机场来看热闹,最后,连毛泽东也兴致勃勃地赶来了。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获得了高规格地接待。据美军观察组成员回忆,“连日来,朱副司令长官、边区政府林、李正副主席和毛主席均曾设宴为美军观察组诸将校洗尘,并举行晚会及游园会,祝中美友邦团结增进和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从观察组拍摄的晚宴照片看,桌上是六道菜,外加一壶米酒。要知道,抗战期间延安地区生活艰苦,能拿出这样的饭菜招待客人,是非常难得的。
美军观察组抵达后,立即广泛参加和开展了各种活动,以加深对中共领导的解放区的认识和了解。他们先后听取了叶剑英关于八路军、新四军编制与装备情况的介绍,彭德怀关于八路军华北抗战及华北敌我友军情况的介绍,陈毅关于新四军华中抗战及华中敌我友军情况的介绍,林彪关于八路军、新四军教育训练情况的介绍。专门安排召开了关于敌伪军研究、通信、空军与轰炸目标、气象及训练班、空军陆地情报、敌后根据地对美军飞行员的地面救护、医务及医药、政治工作与民兵游击队、海军情报、爆破等座谈会。实地考察参观延长油厂、兵工厂、医院、绥德抗大、三五九旅教导队等。这一系列所见所闻,让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不由得发出感叹:“在我们这些人看起来,倒似乎是共产党控制区的自由要更多一些。”“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
对于美方在情报领域所提出的合作要求,中国共产党不仅予以积极配合,主动把军队活动信息、日军情报交给美方参考,仅书面报告就达120份,大大超出了美军情报机构的预期。1944年到1945年期间,美军观察组还派了三批军官到华北抗日根据地考察,从各个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组织结构、武器装备来源、衣食住行、受老百姓支持力度、抗日实力、战略战术,以及收集日本情报的潜力等方面作出了综合性分析。
随着对延安和其他解放区情况的逐渐深入了解,美军观察组成员的思想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向美国军方和美国国务院发回了大量有关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报告,仅谢伟思从1944年7月到10月的4个月时间里,就写下51份政治报告,1945年2月至4月又写下26份报告。这些报告内容广泛而具体,包括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等,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美军观察组在报告中几乎都一致给予了充分肯定。
美军观察组对中共领导敌后抗日战场的高度评价令蒋介石非常气恼。1944年蒋介石曾给国民党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驻渝外国大使馆向其政府提出国共形势之报告,常偏袒奸伪。查奸伪对外宣传无孔不入,于此更可见其深入。反之,亦可见我外交干部缺乏政治训练。”美军观察组的这些报告,戳穿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美国政府和人民更加真实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了解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起到了很大帮助,甚至一度影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
史迪威黯然回国,迪克西使命终结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使命,然而在重庆,迪克西使团的“缔造者”—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却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1944年10月18日,史迪威突然接到华盛顿的正式命令,要求他48小时内离开中国。随后,美国特使赫尔利访问延安。经过一天的会谈之后,双方达成了“五点建议”,不仅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在战后的合法性,还将共产党与国民党放在了平等的地位上,建议在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将现有的国民党政府改组成为包括所有抗日党派的联合政府,而全国所有的抗日军队将公平分配到来自国外的军用物资。会后,赫尔利提议,他与毛泽东在这些条款上签字,并预留出给蒋介石签字的地方。
然而,赫尔利同毛泽东达成的共识,遭到了蒋介石政府的激烈反对。11月17日,赫尔利被美国政府正式任命为驻华大使,包瑞德回忆说,自从这一天起,他就更加袒护国民政府了。果然,赫尔利撕毁了自己签过字的“五点建议”,转而全力支持国民党。12月,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被赫尔利撤换。包瑞德走后,美军观察组的地位被降低到搜集日常敌情和气象报告。他们除了晚上玩纸牌,白天更多是到陕北山区去打野鸡。
1945年4月5日,赫尔利在美国华盛顿发表谈话,公开宣布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随着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公开化,身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越发显得可有可无了。1945年底,杜鲁门总统任命乔治·马歇尔将军为特使访华。经过马歇尔等人的斡旋,1946年初,国、共、美三方组成了军调执行部,总部设在北平,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领导小组。马歇尔尝试着为中共与美国未来的合作创造一个基础,这样一来,美军观察组还得继续存在下去。
1946年4月,在马歇尔访问延安后,美军观察组的大多数工作人员离开了延安。4月13日,重新命名的延安联络组开始工作,归北平军调执行部下属的军队改编组管辖。美国军事人员从延安的陆续撤走,使联络组人员锐减,曾一度只留下两人。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人仍然以恢宏的气度接待着这些盟国的客人。11月30日,朱德总司令六十寿辰的祝寿活动仍邀请了他们。
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北平军调执行部于1947年2月5日正式关闭。3月11日,美军联络组成员全部由延安奉命飞往南京,“迪克西使团”随之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开展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活动,向美国政府提交了大量真实报告,尽管这些真知灼见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美军观察组的历史作用。可叹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曾同中共有过接触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尤其是谢伟思等人,长期受到迫害。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有美军观察组的老人带着子孙到中国访问,纷纷表示抗战期间在延安的合作是他们永志不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