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统一后，始皇帝命蒙恬北逐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南鄂尔多斯市一带），并沿着大阴山修筑长城，把匈奴人挡在了长城以外。

彼时的匈奴，实力还不强，被秦朝一通攻击，天都要塌了。

看到匈奴势微，东面的东胡时不时就欺负它一下。西边的月氏，匈奴也惹不起。至于南面的秦朝，那就更惹不起了。

不过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很久。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驾崩。第二年，陈胜、吴广起义，引燃天下群雄逐鹿中原的战火。

几乎同一时间，匈奴冒顿单于‌一鸣惊人。

趁着中原陷入混战，冒顿左右开弓，首先打散了东胡，旋即击败月氏，控制河西走廊和西域。然后大举南下，夺回河南地。建立起东到大兴安岭，北到贝加尔湖，南到长城，西至阿尔泰山的匈奴汗国。

匈奴形势图

人的野心往往随着地位的变化不断膨胀。秦朝强盛时，匈奴人肯定不敢觊觎长城以南。然今时不同往日，匈奴强大了，冒顿也想逐鹿中原。

汉高帝六年（前201年）九月，冒顿引兵攻太原。戍守太原的韩王信与匈奴交战，败多胜少。被迫遣使求和。消息传到长安，刘邦大怒，致书责备韩王信。韩王信担心被杀，便投降匈奴，并出兵与匈奴联合南下攻汉。再往后就是刘邦亲自率军北伐，然后碰上了白登之围。

刘邦差点阴沟里翻船后，渐渐意识到：匈奴已经不是原来的匈奴了，它的强大远远超乎想象。而汉朝初创之时，只是一个半分封、半集权的政权。长安朝廷能直接控制的地盘仅限于关中和巴蜀。其他的地方都被诸侯王控制。更何况，中原地区历经秦朝统一战争和楚汉相争，民生凋敝，国力虚弱不堪，根本无力与正处于巅峰的匈奴相抗衡。

基于现实，刘邦再三权衡，选择以和亲换取短暂的和平。

刘邦驾崩后，吕雉继续延续刘邦的和亲政策。在国内，吕雉废除了秦朝法家治国的那一套，采用黄老之学，休养生息。紧接着的文景之治，同样以黄老之学治国，与民休息。

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继位。汉武帝不同于父祖，他是个有扩张欲望的人。并且通过文景两朝休养生息，汉朝也积攒了大量财富。于是在一番精心准备后，汉武帝大力发展骑兵，主动出击。终结了匈奴人的好日子。

秦始皇

回看这段历史，后人不免产生疑问：如果当初秦始皇不修长城，把资金都用于培养骑兵，继而主动出击，直接灭了匈奴，能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避免后续事件发生？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搞清楚一件事。那就是修长城，不等于不出击。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蒙恬收复河南地不久，又率军北渡黄河，取高阙（内蒙古狼山中部计兰山口），攻占阳山（内蒙古乌加河北的狼山、阴山）、北假（乌加河以南夹山带河地区）。迫使匈奴不得不向北迁徙。

为巩固新占领区，秦始皇在设立九原郡的同时，还徙去大批刑徒，并鼓励中原民众移居边地。这些内地徙民到了边疆后，一面屯垦，一面戍边，对于开发新占领区，充实武备发挥了重要作用。只不过，由于中原混战，王离率长城军团南下，没看到下一步行动。

但参考后来的明朝，秦始皇接下来的计划必然是继续北击匈奴。

明朝曾三次大规模，前后50多次来修建长城。今天能见到的长城，几乎都是明长城。

那明朝是怎么一边修长城，一边打击蒙古的呢？

朱厚熜

就拿嘉靖时期来说。嘉靖皇帝年轻时，对外态度消极，既不许蒙古“入贡”，亦不许明朝边军出兵捣巢。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求贡得不到批准，大受刺激，遂出兵南下，在京郊纵兵四掠。这便是“庚戌之变”。

事后，嘉靖皇帝也大受刺激，姿态转为强硬。他首先指示兵、户二部，集兵聚粮，准备出征北伐。随后又将勤王将领的家丁正规化，由朝廷发放粮饷，并启用了一大批强力边将。从此，九边家丁经常主动出击。一般是每年开春集结，出关之后，一路向北，找到牛羊群，就地杀掉；看到草甸子，点一把火烧掉。撞见聚集起来的游牧部落，冲上去就砍。

结果被这么一搞，蒙古人吃不消了。

一千多年前的汉朝，差不多也是这样。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出击，收复河南地，进占河西走廊，旋即移民实边。待渐渐控制新占领区，又继续攻伐匈奴，将势力范围延伸至西域。

武帝之后，受限于国势，汉朝虽然鲜有大规模征讨。但每年的春夏季节，汉军都会对漠南的匈奴人进行“春伐”。这时候，草原上的牛马羊，正怀着孕，跑不快，也跑不了。匈奴人为了保住牲畜，只能和汉军死磕。如此一年又一年，年年这样磨，匈奴最终被磨得四分五裂。

既然“春伐”可行且有效，为何游牧民族始终杀不绝呢？反倒是中原王朝由盛转衰后，北部边界不断向南萎缩。

马克思曾说过：“一切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

翻开地图不难发现，欧亚大草原是一个整体。而游牧民族又居无定所。这就导致无论中原王朝对漠北游牧民如何重拳出击，都会有新的民族从中亚、西伯利亚或东北地区填补进来。另一边，由于中原没有流向游牧区、可运输大批物资的河流。而欧亚草原纵深很大，向北可达西伯利亚，向西可达乌克兰。这就导致中原王朝北伐草原，成本高得吓人。更致命的是，即便北伐成功，且控制了草原，也很难长期统治。毕竟对于中原王朝而言，草原收不了多少田赋，人丁税也收不了多少。派兵驻守，完全就是个负担。而一旦中原王朝撤军，征服—造反—再征服—再造反的故事就会重演。

当年西汉打击匈奴，东汉打崩匈奴。最后占便宜的是鲜卑人。当年唐太宗、高宗两朝下大力气攻灭东、西突厥，派了不少兵镇守。设立的都护府、都督府、羁縻州，加起来有三十多个。结果不到30年，突厥就造反了，又建立了后突厥汗国。等到唐玄宗联合回纥攻灭后突厥汗国，回纥人又在草原上建立起回纥汗国。继续威胁唐朝北境。

如果中原王朝不计成本，坚持往草原移民，让汉人成为草原上的主体民族。就像当年秦始皇移民河套、汉武帝移民河西走廊，能不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呢？搁今天不成问题。但在古代，难度太大了。因为比之中原，草原上的生活环境，根本是两个世界。比起河西走廊，也有很大差距。

一个民族的习俗，往往受环境影响。生活在草原环境下，中原人无地可耕，只会渐渐“胡化”。变得与游牧民无异。

还是拿嘉靖时期举例。

据明朝各类笔记的记载，明朝边军比蒙古人还野蛮。

除了每年的“春伐”外，这帮人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招募流民，弄到河套开垦，然后和蒙古人分账；或客串马贼，或与蒙古人合伙客串马贼，抢劫汉商、抢劫游牧部落，连蒙古台吉、朝廷使者也照抢不误。主打一个公平公正；积极参加蒙古内战，自带盔甲兵器，没银子也行，给牛羊照收。完事后拉回关内卖钱；长期经营走私，军火、盔甲、火枪大炮，什么都卖。没银子也行，给牛羊照收。完事后拉回关内卖钱；只要给银子，边军也可以冒充蒙古人寇边。

这还是受朝廷节制的部队，要是不受节制，这伙人会变成什么样？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当大明的统治崩坏时，边军自己先投了可汗。毫无负罪感。所以，游牧民族并非天生就野蛮。他们只是因为环境限制，风餐露宿，栉风沐雨，被迫活得像野蛮人。如此一来，假使中原王朝支付了大量人力、物力成本，结果注定不会好。这些背井离乡，远离朝廷监控的兵将会因为环境变化而变化。隔三四代人后，新生代必然以草原人自居。在他们的眼中，草原才是故乡，南下洗劫中原，那是理所应当。

古代的皇帝或者是朝堂上的宰相会花这么多的钱粮，养出一堆可能成为反贼的人吗？既然没办法对这片土地进行有效管理，还费那劲干啥？不如修建万里长城，拒外患于门外。

别看修长城费时费力。但这是在机枪、大炮普及之前，中原王朝唯一兼具经济性和可行性的操作。

清朝为什么就能征服蒙古诸部？难道清朝不是中原王朝吗？清朝当然是中原王朝了。可一方面，清代帝王本身就起自夷狄。这种特殊身份使得他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对待和处理游牧民族问题。比如清廷利用喇嘛教来对付蒙古诸部。所谓喇嘛教，就是每家每户只能留一个男丁在家，其余男丁都必须去做喇嘛。表面上，做喇嘛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但成为喇嘛后，就意味着不能建立家庭，生育后代了。当大部分蒙古人沦为长期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后，结果只能是被慢慢腐蚀，终被淘汰。

另一方面，清朝从皇太极三征林丹汗，到乾隆皇帝最终平定准噶尔，前前后后，花了两个甲子的时间。尔后，清朝平稳统治蒙古的时间，实际也就是一百多年。在这期间，还伴随沙俄东扩，压缩蒙古人的战略纵深，逼迫牧民归顺清朝等因素。

也就是说，清朝征服蒙古，是大棒加胡萝卜，外加沙俄东扩等因素相叠加的结果。然而尽管如此，进入近代，当清政府控制力下降，外蒙古还是反叛了。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秦始皇不修长城，全力北攻匈奴，统一草原，结果会如何？很显然，以秦朝的科技和生产力，做不到统一草原、长期控制草原。而修长城，虽然不一定能让秦朝变得更为强大。但不修长城，一定会让秦朝的北部防御体系变得十分脆弱。

秦长城遗址

长城不仅是军事防御工事，还是实行经济封锁的大“杀器”。如果没有这玩意，秦朝就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应对外部威胁，影响内部建设。如果没有长城，匈奴人会很轻松地从中原奸商的手上获得先进生产资料。

秦始皇当年修长城，并非一拍脑门的决定。实乃深思熟虑的结果。

自古以来，草原与中原，环境完全不同，统治逻辑完全不同。中原王朝要想兼顾，既统治草原，又想统治中原，就必须运行一套双元双轨，又相互依存共生的政治制度。

辽国“蕃汉分治”的二元化政治体制，就是一次成功尝试。可再怎么成功，辽国也未能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