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23日，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后，同年11月，一直关注潘汉年案的陈云在百忙之中专门给夏衍写了封信，并托秘书上门转交：
“希望你能写一篇纪念潘汉年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陈云在信的末尾，还特意添了一句：
“文章只写你所知道的一段即可。”
夏衍对潘汉年并不陌生，当年在上海，两人是切切实实打过交道的，很少有人知道，在潘汉年领导的文化统战和情报战线中，夏衍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陈云11月初托夏衍写文章，可到11月23日，夏衍就完成了这篇纪念文章，声情并茂的回忆了他与潘汉年的点点滴滴，后来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刊载，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不久之后，潘汉年夫妇晚年所待的湖南涞江茶场专门给夏衍写了封信，信中汇报了潘汉年夫妇骨灰安放的情况。
1983年4月15日，在听说潘汉年夫妇骨灰被接回，夏衍联系了许多当年的老友，如廖承志、李一氓、周扬、阳翰笙等，专程到北京火车站去迎接。
一行人簇拥着，把潘汉年的骨灰接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
一一提起夏衍，绝大多数人想到的，他是一个作家，他的一篇报告文学《包身工》还曾入选过中学生的课本，可谓闻名一时。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夏衍当年参加过地下党的工作，还曾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工作。
夏衍原名沈乃熙，1900年出生于浙江仁和县，幼年时就曾受到过良好教育，并致力于社会变革，求学时期参加学生运动，并接触到各种新思潮，内心逐渐倾向于革命，他所撰写的各种新思潮的文章，在当时还引起陈独秀的高度赞赏。
192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夏衍加入国民党，并出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驻日神田总支部党委、组织部长，在日本各地华侨学生中吸收党员。
大革命失败以后，因反对蒋介石，夏衍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
1927年6月，夏衍在大革命失败一个多月以后，在上海北四川路海宁路的一家烟纸店楼上，由郑汉先、庞大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也就是夏衍在入党以后不久，周恩来决定将他的组织关系从闸北街道支部调出，参与筹建“左联”。
1930年3月2日，左联正式建立，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成立的左翼作家组织，其主要任务，就是与国民党当局宣传机构争夺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其思想。
左联的主要领军人物是鲁迅，但很少有人知道，左联成立，夏衍和鲁迅以及钱杏村都是主席团成员，夏衍还是执行委员。
也因为信仰与主张问题，左联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工作十分困难，所面临的危险也很多，特别是在1931年2月，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当局抓捕杀害。
应该指出的是，左联并不算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他们之中不少作家都不是党员，只是因为同样一个目标，他们才团结在一起，为革命工作，当时左联内有中国共产党组织“党团”，对左联整体占据重要的领导，在组织上，左联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
潘汉年曾担任过左联“党团”党团书记。
不过，话又说回来，夏衍并没有加入过中央特科，所以他实际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以地下工作为主，只能说后来随着工作深入，夏衍的工作和我党组织的秘密战线工作有了一定的联系。
夏衍晚年也谦虚的说：
“我是帮忙做事，没有加入过组织（中央特科）”
也因为这个缘故，夏衍对于潘汉年领导的地下党情报工作，了解的并不多。
二1930年秋，潘汉年即将撤离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临行前他把夏衍召集来，并介绍给他一位50来岁的士绅认识。
当时，潘汉年明确告知夏衍：
“从今天开始你负责与他单线联系。”
有意思的是，当时潘汉年并没有告诉夏衍这个人的名字，夏衍还很奇怪，还专门问潘汉年，但潘汉年只推脱这是纪律，并没有告诉他。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夏衍再同此人联系时，此人明确告诉他：
“我是杨皙子。”
杨皙子就是杨度，此人的过往经历非常复杂，他生于晚清，后来考科举，参加过梁启超、康有为的公车上述，一度主张君主立宪制，后来才慢慢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事实上一直到七十年代以后，周总理才披露，杨度是1929年入党，只比夏衍晚两年。
夏衍当时自然不可能想到这一点，他只觉得潘汉年太神奇，竟然连这样的人都能争取过来。
当然，夏衍更加不知道，潘汉年当初之所以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是出于绝对的信任。
从这天以后，夏衍就同党组织的隐秘工作分不开关系。
当然，我党的隐秘工作，其实分为好几个层次，比如有潜伏在敌营中的，这种工作最危险，也有负责统战工作的，比如在社会上，利用影响力扩大党组织的影响。
夏衍两头都兼顾一些，但是身为左联的主要领导人，他主要还是负责统战工作多一些。
1935年时，田汉为抗战写了一出剧本名为《凤凰的再生》，但是田汉未及完成就被捕入狱，当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了敌人破坏，负责领导左联工作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中，也仅有夏衍和周扬幸免。
当时，剧本交到夏衍手中以后，被他改成了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并把田汉剧本末尾的最后留下的歌词做了修改，聂耳自告奋勇为这首歌词谱曲，这才有了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夏衍所完成的工作，并不符合我们传统观念中认知的地下党工作（比如深入敌营，刺探传递情报等等），但同样也有很多惊险，是属于潜伏的地下党员工作的一部分。
八十年代以后，影视剧中出现了不少有关敌营潜伏的描述，但夏衍很不赞同影视剧里的描写，因为这些描述，把敌人描述的很蠢，也把我党地下工作的组织性，纪律性视如无物。
“这些年轻编导不了解当年党的隐蔽斗争原则，利用女性、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许的。”
还有一个同夏衍有关系的有名人物是有五重身份的袁殊。
袁殊最初是左联的作者，思想正派，1931年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袁殊入党以后，主要从事秘密工作，后来经组织同意，利用关系打入中统，负责情报工作，甚至后来还与日本人岩井英一取得联系。
也因为袁殊行为作风大变，不仅左联开除了他，党组织在私下里也把他剔除出名单。
以至于到了1935年，袁殊被党组织人为切断了关系。
袁殊没有办法，只好去联系了夏衍，夏衍冒着极大的风险，替他向组织上传了封信去，袁殊这才与中央特科再度取得联系。当时特工科负责人蔡叔厚已经转入第三共产国际特工组织任职，就把袁殊的关系也一并转入新组织。
一直到1947年袁殊才重新履行了入党手续。
1982年潘汉年获得平反，袁殊同时也恢复了名誉。
三令夏衍最有感触的，关露也是其中之一。
关露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是左联出了名的女作家，抗战爆发后，还坚持留在上海继续奋战，但在1939年，组织上派她打入了李士群的汪伪特工总部，负责策反李士群，并获取情报。
也因为这个缘故，加上受潘汉年案的影响，关露蒙冤达数年之久。
一直到1982年，潘汉年获得平反，关露才同时恢复名誉，但同年11月在完成了回忆录以及她的老上级潘汉年的纪念文章之后，服安眠药自杀。
在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上，夏衍曾沉痛的说：
“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事实上，不说别人，从1955年以后，夏衍也受潘汉年案的影响，被隔离审查，但好在所受影响不大，夏衍又复出工作，任文化部副部长。
潘汉年获得假释后，在北京有一段安静的日子，平常闲暇时经常访友，但为了不给夏衍添麻烦，所以他们夫妇特意回避了这位当年的老朋友。
不过，夏衍却并没有忘记这位老友，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夏衍给潘汉年写过六封信，对潘汉年依然是沿用1949年以前的称谓：开兄、凯。
后来在那个特殊年代，夏衍也受到了影响，从此踏上了无休无止的撰写材料的过程，并彻底淡出人们的视野，后来他形容那个年代。
“全身的皮都脱掉，重新换过了。”
事实上，潘汉年也很够义气，当年他被重新关押，被问及夏衍的情况，他还亲笔写下了数万字夏衍的材料，为夏衍证明他过去的历史贡献。
1975年，夏衍重新回到人间，生活这才逐渐安定下来。
夏衍在聊自己过去的革命经历时，并不认为自己做的是情报战线的工作，而是统战工作，这应该也是他和潘汉年最主要的区别，但这也并不妨碍两人的交情。
熟悉两人的朋友都说，夏衍与潘汉年身上有相似的气质。
夏衍秘书李子云在《记长者夏衍》如此说：
“是因为他们都头发整齐、穿着丝袜（我第一次见到夏衍同志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也穿着丝袜），是因为他们都具有儒雅风度？还是因为他们都对晚辈表现了那样亲切的关心与爱护？他们之间有一种气质上的相近。夏衍同志在休息日，如果没有会议或外事活动，不是去逛邮票商店，就是去潘汉年家。”
对自己在隐蔽战线的功绩，夏衍则是从来不提，这一点倒是比较符合隐蔽战线工作者，因为组织上没有要求他们说出这些事，他们就要遵守这一纪律，到死也不能说。
不过，在2015年出版的《夏衍传》中却有这样一段话：
“夏衍不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特殊的共产党人——他属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情报系统的重要成员。……当时的上海闸北区委书记康生是夏衍的直接领导人，他对潘汉年说，‘这样的文艺人才放在闸北区搞工运，跑跑纱厂，是可惜。’周恩来调夏衍参与筹建左联后不久，夏衍也成了中共特科成员。从此夏衍有了两个身份：公开的作家身份和秘密的中共情报人员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