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讲有道：晚清宣讲小说的伦理叙事》，杨宗红著，中华书局2023年1月版。

该书聚焦于晚清宣讲小说，考察故事作为“案证”所宣传的家庭伦理、乡族伦理、职分伦理和生态伦理，深入分析了部分故事中的伦理悖论；结合晚清宣讲小说的口头性传统，进一步分析“说—听”场域中叙事视角、叙事干预、地方性故事、方言格言的伦理功能，以及宣讲的仪式化、语言与结构的程序化、情节与主题的重复性等所体现的伦理追求，对晚清宣讲小说的伦理叙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绪言

第一章  宣讲小说中的家庭伦理

第一节  教训与贞顺：宣讲小说中的夫妇之道

第二节  严慈与孝顺：宣讲小说中的父子之道

第三节  友与恭：宣讲小说中的兄弟之道

第四节  仁与忠：宣讲小说中的主仆伦理

第二章  宣讲小说中的乡族伦理

第一节  笃宗族、和乡党：乡族伦理的主要指向

第二节  守戒：乡族交往时的自我约束

第三节  礼让：乡族伦理中的交往态度

第四节  助济：乡族伦理中的仁爱表现

第三章  宣讲小说中的职分伦理

第一节  务本业、安生理的基本内涵

第二节  慎教自修：士之职分伦理

第三节  勤耘节俭：农之职分伦理

第四节  技精心细：工之职分伦理

第五节  求利以诚：商之职分伦理

第六节  忠君爱民：官吏之职分伦理

第四章  敬与禁：宣讲小说的生态伦理

第一节  敬畏自然：宣讲小说中的自然崇拜

第二节  胎卵湿化皆是命：宣讲小说中的生命伦理

第三节  惜生节用：宣讲小说中的生态实践及缘由

第五章 宣讲小说中的伦理悖论

第一节  不孝之孝（一）：割股疗亲的孝道悖论

第二节  不孝之孝（二）：杀子卖子孝亲的悖论

第三节  节与孝的道德悖论

第四节  宣讲小说中的其它伦理悖论

第六章   宣讲小说“说—听”模式的伦理传达

第一节 宣讲小说的“说—听”模式

第二节  “说”与“唱”的伦理追求

第三节  故事的地方化、神异化与叙事伦理

第七章  宣讲小说的程式化的伦理意味

第一节  宣讲仪式的程式化

第二节  结构程式化的伦理道德审美

第三节  语言程式化的伦理效果

第八章  宣讲小说“重复”的伦理强化

第一节  言语重复及其伦理意蕴

第二节  情节与主题重复的伦理价值

结语 宣讲小说与被压抑的传统性

参考文献

后记

结语：宣讲小说与被压抑的传统性

——从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说起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是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的导论部分 [1] ，该文又被置于《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一书中，首篇即是《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文章认为新文学起源早于“五四”，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来龙去脉，应该认识晚清时期的重要性。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晚清小说“一跃而为文类的大宗”，保守统计，出版当在两千种以上，作者推陈出新，较之于五四毫不逊色。“殊不知‘新小说’内包含多少旧种籽，而千百‘非’新小说又有多少诚属空前的创造力”，“称小说为彼时最重要的公众想象领域，应不为过”。 [2]

王德威强调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作品，多指自晚清以来的种种不入流的“文艺实验”，“从科幻到狭邪、从鸳鸯蝴蝶到新感觉派、从沈从文到张爱玲，种种创作，苟若不感时忧国或呐喊彷徨，便被视为无足可观。即便有识者承认其不时发抒的新意，这一新意也基本以负面方式论断。” [3]

他强调狭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四类小说所包含的“现代性”：“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 [4] 这些包含现代性的东西，却被五四新文学所压抑。

实际情况是，自五四以来，晚清社会的“现代性”被压抑，其传统性被压抑更甚。原因在于，此后小说的研究者及作者们，一方面忽视或未看见其中的现代性，一方面否定其中的“负面式论断”。凡是小说中所说的“旧道德”，几乎认为它是封建落后的，是民主科学的阻碍而必须摒弃的。

《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

于是乎，致力于说教的宣讲小说，即便它在晚清民国极为流行，甚至成为部分地方的民众信仰，却很难看到有研究者介绍提及，甚至收藏这类书籍。

文学史在介绍晚清小说时多侧重它们“新”的一面，将对传统的批判精神津津乐道，四大谴责小说以其“谴责”的姿态受到编撰者的青睐而对维护传统的内容及思想则以贬词言之，如文康《儿女英雄传》序言中将所体现的儿女之情“完全被曲解为忠孝之心”，“把理学中强调的社会伦常强加在人物身上，安学海是忠臣，安骥是孝子，张金凤是孝妇，何玉凤是侠义之女，一家人忠孝节义俱全。这实际上不过是为其没落的满洲贵族编织的一场十分不着边际的陈腐之梦。” [5]

诚如王德威所言，受五四影响的作者们，“视狭邪小说为欲望的污染、侠义公案小说为正义的堕落、谴责小说为价值的浪费、科幻小说为知识的扭曲” [6] 。

阿英《晚清小说史》，欧阳健《晚清小说简史》皆从“新”的角度看待晚清小说，对于“旧”小说或小说中“旧”的内容，评价都不高，如曹亦冰《侠义公案小说简史》言《三侠五义》“表现出了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应予否定” [7] 。

神魔小说寓意较为浓厚，其中有不少的讽喻与道德劝诫，至于文言小说，更不消说了，但相关研究，亦多是“揭露”“批判”。

然而，在言“现代性”应往晚清推移时，其它论述也当注意。王德威强调无意夸大晚清文学的现代性，而是“从不现代中发掘现代，揭露表面的前卫中的保守成分，从而打破当前有关现代的论述中视为当然的单一性与不可逆向性。” [8]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从不现代中发掘现代”本质上说明，“现代性”只是“发掘”出来的，既然是“发掘”，说明它并不普遍；“揭露表面的前卫中的保守成分”亦说明所谓的“前卫”也只是表面，而深层的东西仍然是传统。

王德威继续指出“五四”及从人抱持着的“强势”的“现代迷思”，重新评价晚清小说，“毋宁说我是试图去了解，‘五四’以来被主流文学所压抑的是什么。我的取法不在于搜寻新的正典、规范或源头，而是自处于‘弱势思想’（weak thought），将一个当代词汇稍加扭转以为己用” [9] 。

传统性在“现代性正义”的呼声之下被掩盖，但传统依然存在，当下虽处于弱势思想的地位，然而在晚清时，却是事实上的相对强势。“鲁迅一辈对晚清谴责作家的失望，其实泄漏出他们的正统儒家心事” [10] 。陈森通过《品花宝鉴》揭示“忠孝节义、至情至爱等美德的真实含义”，在写作过程中暴露出来“急于调和伦理规则和情欲诱惑之间的辩证关系”， [11] 这正是大多同类型小说的特点。

张友鹤校注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晚清不少小说，其中都有浓厚的道德说教，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吴继之关于行善的论述：“我以为一个人要做善事，先要从切近地方做起，第一件对着父母先要尽了子道，对着弟兄要尽了弟道，对了亲戚本族要尽了亲谊之道，夫然后对了朋友要尽了友道。果然自问孝养无亏了，所有兄弟、本族、亲戚、朋友，那能够自立，绰然有余的自不必说，……” [12] 在《青楼梦》《绘芳录》《花月痕》等皆不乏其例。

直接的道德说教之外，对一些现象的批判固然有一些“新”的意味在其中，但批判又何尝不是建设？反传统虽然口号喊得很响，但传统仍然是社会主流。从王德威的论断中，可以看得出他的思考中有对传统与现代的思考。也即传统中有现代，那么反过来思考，现代中何尝能离开传统？他们所批的，不是传统道德本身，而是在坚守传统文化时应考虑人情人性，回归于早期儒家的传统。

回头再看圣谕所宣传的内容。圣谕六训：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

圣谕十六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民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这些圣谕无不关涉民众的传统价值的建构与社会的和平稳定。

正因如此，圣谕宣讲才能从清初到清灭亡，一直都在进行。现在所收集的岭南宣讲小说并不多，但鸦片战争后，岭南地方官重视宣讲传统文化，仅同治年间，“广州知府戴肇晨上任伊始，就建立了181所宣讲所，延聘通儒宣讲。” [13]

《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初集》，梁冬丽、刘晓宁整理，凤凰出版社2019年1月版。

所见清代岭南宣讲小说即有《吉祥花》《谏果回甘》《俗话倾谈》《宣讲博闻录》《龙纹卷》《宣讲集篇初集》《宣讲余言》《圣谕十六条宣讲集粹》等。

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海富晋书社书目（上册）》“子部”书目中宣讲小说有：王锡鑫编《宣讲集要》十三卷，光绪年刊《宣讲直说》六卷，石印白纸本《宣讲拾遗》六卷，戴奎光绪纪元刊《宣讲引证》十三卷，史致谟集证光绪年刊《圣谕广训集证》一卷。

笔者所得清末成书而民国重刊，或者民国新刊的宣讲小说还有《救劫保命丹》《清台镜》《换骨金丹》《换骨丹》《指路碑》《宣讲逆报》《宣讲新编》《龙文卷》《宣讲新奇》《宣讲四箴》《拨云金针》《宣讲福报》《二十四孝宣讲》《化世归善》《宣讲至理》《宣讲指迷》《善恶金鉴》《善缘异录》《宣讲宝铭》《挽劫新编》《因果新编》等。

民国新编的宣讲小说则有：《宣讲明快》《广化金丹》《新编宣讲宝鉴》《案证真言》《圣谕广训集证》《拯民集》《三才图（中长篇）》《三才图（短篇）》《福寿宝集》《永登盛世》《回心广善编》《兰亭集》《回天救劫宝录》《崇化新编》《归真集》《度世宝筏》《皈一舰舟》《代天勉世录》《救世铭箴》《警世格言》《守善金图》《宣讲新录》《洞冥宝记》《蟠桃宴记》《八宝金针》等。

《宣讲拾遗》

此外，还有宣讲小说案证故事的单行本在民国时期亦流行于世，如汉口鑫文出版社刊印、大同书局发行的石阳周去非选辑的《宣讲全集》有：《滴血成珠》《骗债失子》《五子哭坟》《蛛丝红》《嫁嫂失妻》《一口血》《双槐树》《金玉满堂》《杀子报》《白鸡公》《珍珠塔》《一口血》《不孝惨报》《孝子得宝》《萝卜顶》《金玉满堂》《马前泼水》《恶盈满贯》《嫁嫂失妻》《雪里救母》《一口血》《五子哭坟》《送寒衣》，等等，另附有《刻薄成家》《弟道可风》《挖坟讨饭》《淫妇巧报》《苦心行孝》《纯孝化逆》《修路得妻》《不孝遭雷》等等。

《清末民国时期上海的宗教出版概观：以佛道教为中心》介绍，自然书局1931年出版的《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第15册《自然书局新书目录》收录46种道书或善书，其中属于宣讲小说的有：《宣讲拾遗》《宣讲宝铭》《化世归善》《宣讲集要》《福海无边》《宣讲大全》《宣讲醒世编》《续宣讲拾遗》《善恶金鉴》 [14] 等等。

短篇宣讲小说往往成集，一部宣讲小说中案证故事多达十几个乃至几十个。长篇宣讲小说通过游历，也贯穿了众多故事，由此可以类推民国宣讲小说案证之多。

关于民国说“善书”的情况，不少地方志都有记载。1994年《长宁县志》：“说善书又称讲圣谕，解放前在县城、集镇街道较为常见……” [15] 石永言《遵义往事》也载，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遵义街头巷尾时常有人讲“圣谕”。《成都通史·清时期》介绍，四川有近300部善书书目，善书可谓“家传户诵” [16] 。

《成都通史》

另据《中国曲艺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成都市有圣谕宣讲艺人150人左右，三十年代圣谕宣讲盛行一时 [17] 。

《乾州史话》介绍清末民国年间讲圣谕在乾州城内盛行，“听讲‘圣谕’的人们在街头巷尾，或院坪、寺庙之中，一边乘凉，一边听讲。……讲的多数是宣扬忠孝节义，因果报应等封建道义的民间故事，但也不乏劝人行善，讽刺贪官等内容”。民国时期，在乾州讲“圣谕”的就有饶玉成、饶厚伯，陈远扬等诸位先生。 [18]

《中国曲艺志·河南卷》载，宣讲时有《宣讲拾遗》《宣讲大观》《宣讲大全》《宣讲大成》《宣讲观窥》等文本供宣讲人使用。“民国以后，佛堂有增无减，培养出一大批善书宣讲者，仅汝南一县就有百余名。” [19]

全省较有影响的宣讲人较多，有些宣讲者不仅在本地佛堂宣讲，同时还互相邀请、交流，甚至到省外宣讲。“由于宣讲善书活动对稳定社会局势起到一定作用，中华民国政府给予一定重视，逢有重大活动，头面人物争相参加。” [20]

在湖南黔阳、辰溪、沅陵、常德、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地，叙事性较强的圣谕宣讲比较普遍 [21] 。

游子安著《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专有一节《清末民初的“说善书”》介绍了清末民初说善书的情况。

《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

李德复，陈金安主编《湖北民俗志》载，清中叶至民国初年，全国印刷善书案传的书局、作坊就有“宏文”“崇文”“广益”“六艺”“锦江”等数家，提及的宣讲小说集包括《宣讲大全》《宣讲拾遗》《宣讲集成》《增图宣讲集要》《宣讲摘要》《福海无边》《触目惊心》《原覃广化》《照胆台》《劝善录》《闺阁十二段锦》等，搜集到的案传365案 [22] 。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湖北卷》载，湖北的“善书”有152种，其中笔者所见载于宣讲小说集的有：

《四下河南》《一口血》《盗玉镜》《血罗衫》《安安送米》《珍珠塔》《萝卜顶》《雪梅吊孝》《金玉满堂》《白公鸡》《巧化妻》《珍珠衫》《滴血成珠》《白玉圈》《巧断绣鞋》《双槐树》《兄弟齐容》《吉祥花》《大团圆》《真假姻缘》《双悔婚》《双凤山》《双状元》《舍子救主》《独脚板》《吵分家》《舍命申冤》《因果实录》《忠孝节义》《灵龟穴》《善恶异报》《望江亭》《双封诰》《代友完婚》《节烈坊》《双善桥》《冤中冤》《和尚遇魔》《恩义亭》《血掌印》《买母敬孝》《杀子报》《望烟楼》《孝儿迎母》《天赐金马》《梅花金钗》《处女守孀》《血书并（饼）》《阴恶遭雷》《破毡帽》《巧嫁妻》《平分银》《悍女传法》《双屈缘》《冥案实录》《友爱致祥》《嫌贫惨报》《一窍不通》《嫁嫂失妻》《修桥获金》《七星剑》《唆夫吵嫁》《吃得亏》《尿泡鸡》《五子哭坟》《双教子》《正南风》《贪妻失银》《狗报恩》《孝遇奇缘》《义仆救主》等等。 [23]

列举大量的宣讲小说集与其中篇目，以及各地关于民国时宣讲盛况，无非表明，民国时，虽广泛受到西方思想影响，文学对于封建社会的批判似乎成为主流，但事实上仍有大量的宣传传统文化的文学在地方广泛存在，它成为地方的娱乐，乃至教化手段。

《清末宣讲与演说研究》

在民间社会，对人们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依然是儒家文化，即便偶有西学、新学的影响，也并未成为主流。

宣讲小说中的一些故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仍旧在部分地方宣讲着。据《中国曲艺音乐集成》载，云南、四川、重庆、广西、湖南、河南等皆有说善书的情况。

河南1978年以后，“在沁阳、济源、浚县、淮阳等地的乡村庙会上，善书宣讲活动偶尔能见” [24] 。

在汉川地区五六十年代曲坛出现的老艺人，汉川不下于20人 [25] ，传统的案传300种左右，代表性的有《窦娥冤》《乌金记》《生死牌》《四下河南》等。

到了新世纪，说善书在一些地方成为非遗项目：汉川善书于2006年入选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索河善书入选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双槐善书列入重庆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宣讲的案传，既有传统的，亦有新编或改编的。

《中国善书研究》

在汉川，每年春节到三月三期间及中元节，民众消闲和娱乐时，“往往邀请善书艺人上门演出”，甚至还保持着用善书来还愿、祭祖、祝寿。宣讲的内容多是传统道德。汉川善书团队每新到一地“开讲的首要书目便是‘劝孝’。其中包含着的尊老、敬老、养老正是中华民族家庭和睦、邻里相亲、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26]

传统说善书善采实事，现今善书同样如此，如汉川善书传人熊乃国根据汉川涉毒案例新编而成《迷途知返》以劝时人。袁大昌所编辑的《索河善书选》中除了大量的传统故事之外，《双教子》《戒牌》《四个婆婆说媳妇》都是根据当前的故事改编。

以眼前人说现实事，即兴演唱及独特的唱腔、饱满的情感、向上的道德内容，听者极易产生亲切感、真实感，说善书甚至成为“劝善积德的文化奇葩”，“善书扬善除恶，年轻人听了行孝、做善事，老年人听了心里舒服、延年益寿。” [27] “无论长书短案，必有一个‘忠、孝、节、义’的正面典型贯穿其中，主宰整个故事。”

故有人以“正派、雅致、动听、感人、完整”评价汉川、索河善书。简言之，善书与时俱进，传统说唱的部分中不适合当代的东西在宣讲中已经被替换为积极向上的故事。

宣讲小说中的故事中间或有一点迷信色彩，但在整个故事的宣讲中只是一种叙事手段，而非内容，犹如《西游记》说鬼说神而立足于现实，《红楼梦》的大荒山、太虚幻境、僧道及第五回的谶诗、海棠花败的预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呼风唤雨、能掐会算，《水浒传》一百单八将是天罡地煞转世一样，“汉川善书倾向于世俗性真实性的根本特性决定其与陈旧保守的迷信之作不可能水乳交融” 。

《汉川善书》

所以，不能以宣讲小说中有所谓“迷信”，或因为有神佛出现，进而轻易否定晚清大量以宣讲圣谕为主旨的宣讲小说。

宣讲小说宣传的“善”极为广泛，绝大多数是社会必须遵守的“善行”；其中的忠孝节义，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美德。虽然圣谕六训与圣谕十六条作为宣讲之纲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又何尝不是社会的和谐？只不过，时代不一，理解时不能僵化。

如君臣在传统社会是君主与臣子，在当前则可以理解为上下级关系，夫妇有别理解为体能、性格差异等。道德是内容，如何处理是方式，处理问题的方式僵化而不是内容本身的僵化。“过犹不及”，任何东西只要超过它的度都是有害的，如宣讲小说所言的割肉奉亲、女性视贞操大于天等。

考察晚清宣讲小说，不能不思考，何以它们作为晚清的一种文学现象，数量众多且影响较大？为何几乎被湮没？是新文学、新道德的巨大影响，还是其它原因？由此再回到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提问及问题背后的深意。

《宣讲博闻录》

可否这样猜想：晚清社会大量其它类型的说唱文学，因为重视消遣，道德教化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隐藏，故未被时代否定或否定意味不强，而宣讲小说因为宣传的是被视为专制制度的君主的圣谕，以及被视为与科学背离的神灵之旨意，是封建社会宣传了几千年的道德——哪怕现实生活中需要，但担忧它们湮没了“新”的声音，所以受到新思想影响的众多代表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心照不宣的选择了沉默，而后又因其它原因，更加避而不谈？

倘若如此，那么翻用王德威的话：“因有五四，故无晚清。”在肯定新文学的意义时，也要看到受西方影响的思维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而被否定的未必完全是有过失的，或者负面的。

“在村落中生活的人们常常在不自觉中接受大历史的表述及其传播的思想，受到大历史的潜移默化并自觉地皈依到大历史的叙述之中，在大历史的书写框架内，讲述着不违背大传统的小传统。” [28]

总之，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应该是“扬弃”，该扬则扬，该弃则弃，全盘接收与全盘否定，都是错误的。任何时候，都应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审视宣讲小说所宣扬的家庭、社会、生态、职业伦理等传统道德，既不能一味拔高，也不能一概否定。对宣讲小说文本本身，也应如此。

《清末圣谕宣讲之案证研究》

这本专著，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稀见晚清宣讲小说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8BZW093）的最终成果。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始自我已结项的另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研究”。

当时，我在统计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地理分布时发现，各种中国古代小说史、小说书目或叙录提及的“话本”，西南地区只有《跻春台》，岭南地区只有《俗话倾谈》。

以此为线索进一步查找，我却发现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竺青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汪燕岗教授所介绍的《跻春台》类似的20余种清末川刻白话短篇小说“集群”，广州大学耿淑艳博士所介绍的一系列与《俗话倾谈》类似的“圣谕宣讲小说”。宣讲小说由此“闯入”我的研究视野。

群众出版社版《跻春台》

宣讲小说虽然属于俗文学，但被学界关注甚晚，目前已经出版的被视为“小说”的，只有《跻春台》《俗话倾谈》。

竺、汪、耿等所介绍的宣讲小说，我只知其名或主要内容，但未能见故事文本。对其他宣讲小说，按图索骥也只能在部分图书馆及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官网上找到《缓步云梯集》《宣讲福报》《万选青钱》等几部相关文本。

由于没有小说书目或小说史提供更多的宣讲小说文本信息，只能边研究边发现，可以说，每一种宣讲小说的发现，都具有偶然性。在不知书名的情况下，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淘到可以视为宣讲小说的书谈何容易！

我采用了最笨拙的方法，即通过各种网站，尤其是孔夫子网站在售、已售、已拍书影仔细辨别，不断搜罗、不断累积。研究开始后，我几乎每天都上网关注网站新上的图书，主要是关注其中的小说及文学类。

事实上，孔夫子网中很多的宣讲小说分散在线装古籍的小说、文学、宗教类中，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浏览各种图书，通过书影进行鉴别，然后再购买或竞拍。宣讲小说被售主或拍主视为古籍，标价较高，但为了便于研究，也会忍痛买下。

虽然宣讲小说在清后期才大量出现，但因学界的忽视，善本少而残本多，即便不断搜寻，所购之书往往以残本为主，甚至只是全书的一册或一卷。当确定某书为宣讲小说，但书已经被出售或拍出，则又在各图书馆搜寻。

有些宣讲小说部分图书馆有藏，但藏书不允许拍照，允许复印的要么价格贵得吓人，要么因书籍本身有残损不能全部复印，只能靠手抄，一种书通常抄十来天也未必能抄完，北京、郑州、上海、昆明、广州等地的图书馆皆留下我与先生蒲亨乐的身影。

《中国俗文学史》

考察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提及的宝卷、弹词、鼓词、子弟书等俗文学，于今被学界整理出版不少，宝卷有《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民间宝卷》《靖江宝卷》《凉州宝卷》《酒泉宝卷》《金张掖民间宝卷》等，弹词有《再生缘》《笔生花》《来生福》《描金凤》《玉钏缘》《廿一史弹词》等，鼓词有《中国传统鼓词精汇》《中国珍稀本鼓词集成》《清末上海石印说唱鼓词小说集成》《鼓词汇集》等，子弟书有《子弟书珍本百种》《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子弟书集成》《子弟书全集》等。

与小说名著并行的宝卷、鼓词、子弟书等也被整理或影印出版，如《雷峰宝卷》《红楼梦子弟书》《说唱西游记》等。一些介绍上述说唱文学的相关书目（或叙录）也不断出现，如傅惜华编《子弟书总目》、李豫等著《中国鼓词总目》、胡士莹编《弹词宝卷书目》、李世瑜编《宝卷综录》、谭正璧编著《弹词叙录》等。由于资料众多，相关研究也就比较丰富。

宣讲小说作为“国家行动”的产物，在晚清民国十分盛行。迄今为止，笔者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到的宣讲小说多达200余种，涉及故事3000多个。令人困惑的是，如此多的文本为何在诸多文学史、小说史中未被提及？如今已被整理出版者为何只有被视为话本小说的《跻春台》《俗话倾谈》两种？抛开具体原因不说，宣讲小说的整理与研究确有必要。

中国古代小说具有很强的教化意图，但与宣讲小说相比，似乎是小巫见大巫。相比较而言，话本小说题材更丰富，编撰者重视作品的道德教化性，同时也重视作品的商业性。

《民间信仰与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之神异叙事》

宣讲小说在形式上与话本小说有很多相似之处，它围绕“圣谕六训”及“圣谕十六条”，围绕五伦八德等传统伦理道理而讲述故事，关注底层人民的道德教化。正因如此，人们才乐意捐刻宣讲小说并将其视为积功累德的一种方式，书成之后也多免费赠送于人。宣讲不仅娱乐了民众，也的的确确影响到了他们的世界观。

民众十分喜爱、崇信宣讲，当下在一些地方流行的、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说善书”即是宣讲的遗风，这也说明了宣讲小说对民众的深刻影响。

本书将宣讲小说中所反映的伦理分为家庭伦理、乡族伦理、职分伦理、生态伦理，并分析小说为达到这些道德伦理之目的而采用的宣讲策略，尽可能全面体现宣讲小说的伦理面貌。

书稿的真正动笔，开始于2019年。从动笔到出书，经历了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俄乌战争爆发、全球大部分国家被热浪袭击……恶劣的社会与自然环境，愈加让人觉得，良好的社会环境与良性的自然生态秩序是何等的可贵！医护人员、志愿者向疫而行，重庆山火时消防人员及志愿者向火而行，城市需要静默时全民的全力支持与配合……

民众所体现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令人泪目。他们之所以如此，乃是根植于心的家国一体观念。

在此观念下，他们爱父母、亲人、朋友，自然会推己及人而爱他人；因爱家，自然也就会爱国、爱自然。这些伦理道德，与宣讲小说所表达的和谐之思、生态之思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由于时代的发展，继承中有所扬弃而已。

《理学视域下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研究》

在书稿撰写的过程中，往往因小说所宣讲的伦理而思当下，又由当下而思小说对伦理道德的宣扬，深深体会到了文学的强大社会功能，也因此坚定了自己研究的信心。

很多后记都有“感谢”，似乎“感谢”成为套话；而出于内心的感谢，从来不因“套话”而鄙俗。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属于比较幸运的一类人，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因遇到“贵人”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幼年时我体弱多病，家人们对我细心照顾。父母并不重男轻女，他们一直坚持送我读书让我上完大学。毕业后到乡下中学任教，大学好友陈玉芬从遥远的广州打来电话告知我她考上了中山大学的研究生，鼓励我也考研，并把她的复习资料邮寄给我。

中学教学任务繁重，闲暇时间很少，工作八九年后重拾大学课本，复习的过程很艰苦，但在先生蒲亨乐的鼓励、支持、监督下，我没有因复习艰难而气馁放弃。

研究生入学考试那两天，当正愁找不到离考场近一点的宾馆时，巧遇大学同学叶光喜，他让我住在他家，为我提供了安静的复习环境与休息环境，考试时我也因此能正常发挥。

读研究生时，导师陈筱芳特别耐心细致，她让我反复修改论文，并给我生活上的照顾，读博三年，得拜恩师项楚先生门下而受教。

《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

博士毕业后就职于贺州学院，在同事建议下，我又幸运地进入暨南大学做了程国赋教授的博士后，出站后因何亮师妹在重庆师范大学任教，于是我从南向西北，成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一员，并得到领导与同事的关爱，顺利完成“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研究”这一国家课题后，又成功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稀见晚清宣讲小说整理与研究”并结题，两个课题的结项等级都是“良好”。2022年，“稀见晚清民国宣讲小说叙录及相关研究”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所有的幸运，都是来自于家人的关爱与付出、良师益友的帮助、学校的支持；所有的言语，都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感谢之情。

科研是极琐碎之事。材料的搜集与文字输入、书稿的撰写与核对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在此，最应感谢的是我的先生蒲亨乐。自课题研究开始，他就一直关注网上相关的图书信息，陪着我北上南下查阅、抄写资料，又将资料输入电脑。每当我懈怠之时，他却一丝不苟地在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击着键盘，于是乎也振奋起精神做事。书稿初成，他逐字逐句阅读、核对。当我因网上售卖的图书价格较高而退却时，他却鼓励我购买。

一个课题下来，购买古籍的投入不菲，但他却毫无怨言。我较粗心，他却很细心，我看书看文章一目十行，他却逐字逐句，于是，他总能发现我书稿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没有他的付出，书稿就不会顺利完成。

感谢同事及同门。文献中有很多异体字、生僻字难以辨识，也有很多方言难以理解，当在群里问及，他们都会回答以解我之困惑。感谢结题时的盲审专家，他们给予了很多中肯的意见。

《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文学地理研究》

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王贵彬老师，他一接到我的书稿，就指出里面存在的很多不足，即便是细微之处，他也能目光如炬发现问题。书稿能成功出版，王编辑付出了很多。本书的出版，受到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大力资助，在此，也一并感谢！

我并不是一个思维敏捷之人，对事、物的反应通常比别人慢半拍，总是喜爱新的东西却又难以割舍旧的事物。我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在宣讲小说的研究上，未来还将继续围绕它从新的视角进行研究。虽然一直“在路上”，但我始终相信，只要前行，即便缓慢，也仍会不断地见到新的“风景”。

杨宗红

2023年7月18日

作者近照

杨宗红，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文学博士，巴渝学者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常务理事，现就职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化教学与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项，博士后基金1项，参与省部级项目多项。在《光明日报》《浙江大学学报》《南开学报》《明清小说研究》《孔子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有《理学视域下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民间信仰与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之神异叙事》（人民出版社，2017），《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文学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19），《宣讲有道  晚清宣讲小说的伦理叙事》（中华书局，2023）。

注释：

[1] 〔美〕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2] 〔美〕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4、4页。

[3] 〔美〕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2页。

[4] 〔美〕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6页。

[5] 《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文学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303页。

[6] 〔美〕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6页。

[7] 曹亦冰：《侠义公案小说简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

[8] 〔美〕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9] 〔美〕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10] 〔美〕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5页。

[11] 〔美〕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2、24页。

[12] 〔清〕吴趼人，宋世嘉校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13] 耿淑艳：《圣谕宣讲小说：一种被湮没的小说类型》，《学术研究》2007年第4期。

[1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改变了中国宗教的50年’主题计划成果发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第156页。

[15] 四川省长宁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长宁县志》，巴蜀书社，1994年，第704页。

[16] 张莉红、张学君著，《成都通史》编纂委员会主编：《成都通史·清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98页。

[17] 中国曲艺志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四川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曲艺志·四川卷》，中国ISBN中心，2003年，第67页。

[1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吉首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乾州史话》（吉首文史第6辑），2004年，第155-156页。

[19] 中国曲艺志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河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曲艺志·河南卷》，中国ISBN中心，1995年，第93页。

[20] 中国曲艺志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河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曲艺志·河南卷》，中国ISBN中心，1995年，第93页。

[21] 中国曲艺志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湖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曲艺志·湖南卷》，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01页。

[22] 李德复、陈金安主编：《湖北民俗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20页。

[23]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湖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湖北卷》，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494-1495页。

[24] 中国曲艺志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河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曲艺志· 河南卷》，中国ISBN中心，1995年，第94页。

[25] 李德复、陈金安主编：《湖北民俗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18页。

[26] 侯姝慧：《传统曲艺与新农村文化建设——以“汉川善书”为例》，《文化遗产》2008年第1期。

[27] 沈婉梅：《劝善积德的文化奇葩——汉川善书业探访》，胡雪城主编：《走近文化孝感》， 武汉出版社，2015年，第232、235页。

[28] 岳永逸：《乡村庙会传说与村落生活》，《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