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统一后，始皇帝命蒙恬北逐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南鄂尔多斯市一带），并沿着大阴山修筑长城，把匈奴人挡在了长城以外。

彼时的匈奴，实力还不强，被秦朝一通削，天都要塌了。

看到匈奴势微，东面的东胡时不时就欺负它一下。西边的月氏，匈奴也惹不起。

至于南面的秦朝，那就更惹不起了。

不过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很久。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

第二年，陈胜、吴广起义，引燃天下群雄逐鹿中原的战火。

几乎同一时间，匈奴冒顿单于‌一鸣惊人。

趁着中原陷入混战，冒顿左右开弓，首先打散了东胡，旋即击败月氏，控制河西走廊和西域。然后大举南下，夺回河南地。建立起东到大兴安岭，北到贝加尔湖，南到长城，西至阿尔泰山的匈奴汗国。

人的野心往往随着地位的变化不断膨胀。

秦朝强盛时，匈奴人肯定不敢觊觎长城以南。

然今时不同往日，匈奴强大了，冒顿也想逐鹿中原。

公元前201年九月，冒顿引兵攻太原。

戍守太原的韩王信与匈奴交战，败多胜少。被迫遣使求和。

消息传到长安，刘邦大怒，致书责备韩王信。

韩王信担心吃挂落，便投降匈奴，并出兵与匈奴联合南下攻汉。

再往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刘邦差点阴沟里翻船后，渐渐意识到：匈奴已经不是原来的匈奴了，它的强大，远远超乎想象。

而汉朝初创之时，只是一个半分封、半集权的政权。长安朝廷能直接控制的地盘，仅限于关中和巴蜀。其他的地方都被诸侯王控制。

更何况，中原地区历经秦朝统一战争和楚汉相争，民生凋敝，国力虚弱不堪，根本无力与正处于巅峰的匈奴相抗衡。

基于现实，刘邦再三权衡，选择以和亲换取短暂的和平。

刘邦死后，吕雉继续延续刘邦的和亲政策。

在国内，吕雉废除了秦朝法家治国的那一套，采用黄老之学，休养生息。

紧接着的文景之治，同样以黄老之学治国，与民休息。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继位。

汉武帝不同于父祖，他是个有扩张欲望的人。

并且通过文景两朝休养生息，汉朝也积攒了大量财富。

于是在一番精心准备后，汉武帝大力发展骑兵，主动出击。终结了匈奴人的好日子。

回看这段历史，后人不免产生疑问：如果当初秦始皇不修长城，把资金都用于培养骑兵，继而主动出击，直接灭了匈奴，能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避免后续事件发生？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搞清楚一件事。

那就是修长城，不等于不出击。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蒙恬收复河南地不久，又率军北渡黄河，取高阙（内蒙古狼山中部计兰山口），攻占阳山（内蒙古乌加河北的狼山、阴山）、北假（乌加河以南夹山带河地区）。迫使匈奴不得不向北迁徙。

为巩固新占领区，秦始皇在设立九原郡的同时，还徙去大批刑徒，并鼓励中原民众移居边地。

这些内地徙民到了边疆后，一面屯垦，一面戍边，对于开发新占领区，充实武备，发挥了重要作用。

只不过，由于中原混战，王离率长城军团南下，我们没看到下一步行动。

但参考后来的明朝，秦始皇接下来的计划必然是继续北击匈奴。

我们知道，明朝曾三次大规模，前后50多次来修建长城。

今天能见到的长城，几乎都是明长城。

那明朝是怎么一边修长城，一边打击蒙古的呢？

就拿嘉靖时期来说。

嘉靖皇帝年轻时，对外态度消极，既不许蒙古“入贡”，亦不许明朝边军出兵捣巢。

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求贡得不到批准，大受刺激，遂出兵南下，在京郊纵兵四掠。

这便是“庚戌之变”。

事后，嘉靖也大受刺激，姿态转为强硬。

他首先指示兵、户二部，集兵聚粮，准备出征北伐。

随后又将勤王将领的家丁正规化，由朝廷发放粮饷，并启用了一大批强力边将。

从此，九边家丁经常主动出击。

一般是每年开春集结，出关之后，一路向北，找到牛羊群，就地杀掉；看到草甸子，点一把火烧掉。撞见聚集起来的游牧部落，冲上去就砍，完成当年的KPI。

结果被这么一搞，蒙古人吃不消了。

俺答汗的弟弟巴雅斯哈勒在与明朝官员谈判时就抱怨：“你们兵马（九边家丁）专劫我们房子，赶我们马匹，昼夜防范不得安生。”

一千多年前的汉朝，差不多也是这样。

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出击，收复河南地，进占河西走廊，旋即移民实边。

待渐渐控制新占领区，又继续攻伐匈奴，将势力范围延伸至西域。

武帝之后，受限于国势，汉朝虽然鲜有大规模征讨。

但每年的春夏季节，汉军都会对漠南的匈奴人进行“春伐”。

这时候，草原上的牛马羊，正怀着孕，跑不快，也跑不了。匈奴人为了保住牲畜，只能和汉军死磕。

如此一年又一年，年年这样磨，匈奴最终被磨得四分五裂。

既然“春伐”可行且有效，为何游牧民族始终杀不绝呢？反倒是中原王朝由盛转衰后，北部边界不断向南萎缩。

德国的马导师曾说过：“一切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

翻开地图，不难发现，欧亚大草原是一个整体。

而游牧民族又居无定所。

这就导致无论中原王朝对漠北游牧民如何重拳出击，都会有新的民族从中亚、西伯利亚或东北地区填补进来。

蒙古帝国和欧亚牧场

另一边，由于中原没有流向游牧区、可运输大批物资的河流。而欧亚草原纵深很大，向北可达西伯利亚，向西可达乌克兰。

这就导致中原王朝北伐草原，成本高得吓人。

更致命的是，即便北伐成功，且控制了草原，也很难长期统治。

毕竟对于中原王朝而言，草原收不了多少田赋，人丁税也收不了多少。派兵驻守，完全就是个负担。

而一旦中原王朝撤军，征服—造反—再征服—再造反的故事就会重演。

当年西汉打击匈奴，东汉打崩匈奴。最后占便宜的是鲜卑人。

当年唐太宗、高宗两朝下大力气攻灭东、西突厥，派了不少兵镇守。设立的都护府、都督府、羁縻州，加起来有三十多个。

结果不到30年，突厥就造反了，又建立了后突厥汗国。

等到唐玄宗联合回纥攻灭后突厥汗国，回纥人又在草原上建立起回纥汗国。继续威胁唐朝北境。

那有人要问了。如果中原王朝不计成本，坚持往草原移民，让汉人成为草原上的主体民族。就像当年秦始皇移民河套、汉武帝移民河西走廊，能不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呢？

搁今天，不成问题。

但在古代，难度太大了。

因为比之中原，草原上的生活环境，根本是两个世界。

比起河西走廊，也有很大差距。

没去过草原的人，往往会被歌词迷惑，误以为那是“风吹草低现牛羊”的人间仙境。

只有长期生活在当地的人才知道，草原环境的恶劣，尤其是漠北，超出想象。

夏季时节在外解手，会被蚊子抬走。

秋冬时节取水困难，洗澡、洗头、煮饭都是大问题。

也正因为洗头不方便，头上很容易生虫、生疮，甚至感染溃烂。牧民索性就把头顶剃秃。

这也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普遍髡发的原因。

一个民族的习俗，往往受环境影响。

生活在草原环境下，中原人无地可耕，只会渐渐“胡化”。变得与游牧民无异。

还是拿嘉靖时期举例。

据明朝各类笔记的记载，明朝边军比蒙古人还野蛮。

除了每年的“春伐”外，这帮人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招募流民，弄到河套开垦，然后和蒙古人分账；

或客串马贼，或与蒙古人合伙客串马贼，抢劫汉商、抢劫游牧部落，连蒙古台吉、朝廷使者也照抢不误。主打一个公平公正；

积极参加蒙古内战，自带盔甲兵器，没银子也行，给牛羊照收。完事后拉回关内卖钱；

长期经营走私，军火、盔甲、火枪大炮，什么都卖。没银子也行，给牛羊照收。完事后拉回关内卖钱；

只要给银子，边军也可以冒充蒙古人寇边。

这还是受朝廷节制的部队，要是不受节制，这伙人会变成什么样？

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当大明的统治崩坏时，边军自己先投了可汗。毫无负罪感。

所以，游牧民族并非天生就野蛮。他们只是因为环境限制，风餐露宿，栉风沐雨，被迫活的像野蛮人。

如此一来，假使中原王朝支付了大量人力、物力成本，结果注定不会好。

这些背井离乡，远离朝廷监控的兵将，会因为环境变化而变化。

隔三四代人后，新生代必然以草原人自居。

在他们的眼中，草原才是故乡，南下洗劫中原，那是理所应当。

如果你是古代的皇帝，或者是朝堂上的宰相，你会花这么多的钱粮，养出一堆可能成为反贼的人吗？

既然没办法对这片土地进行有效管理，还费那劲干啥？

不如修建万里长城，拒外患于门外。

别看修长城费时费力。

但这是在机枪、大炮普及之前，中原王朝唯一兼具经济性和可行性的操作。

当然，你可能会反驳：清朝为什么就能征服蒙古诸部？难道清朝不是中原王朝吗？

清朝当然是中原王朝了。

可一方面，清代帝王本身就起自夷狄。

这种特殊身份，使得他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对待和处理游牧民族问题。

比如清廷利用喇嘛教来对付蒙古诸部。

所谓喇嘛教，就是每家每户只能留一个男丁在家，其余男丁都必须去做喇嘛。

表面上，做喇嘛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

但成为喇嘛后，就意味着不能建立家庭，生育后代了。

当大部分蒙古人沦为长期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后，结果只能是被慢慢腐蚀，终被淘汰。

另一方面，清朝从皇太极三征林丹汗，到乾隆皇帝最终平定准噶尔，前前后后，花了两个甲子的时间。

尔后，清朝平稳统治蒙古的时间，实际也就是一百多年。

在这期间，还伴随沙俄东扩，压缩蒙古人的战略纵深，逼迫牧民归顺清朝等因素。

也就是说。清朝征服蒙古，是大棒加胡萝卜，外加沙俄东扩等因素相叠加的结果。

然而尽管如此，进入近代，当清政府控制力下降，外蒙古还是反叛了。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秦始皇不修长城，全力北攻匈奴，统一草原，结果会如何？

很显然，以秦朝的科技和生产力，做不到统一草原、长期控制草原。

而修长城，虽然不一定能让秦朝变得更为强大。

但不修长城，一定会让秦朝的北部防御体系变得十分脆弱。

秦长城遗址

长城这玩意，不仅是军事防御工事，还是实行经济封锁的大“杀器”。

如果没有这玩意，秦朝就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应对外部威胁，影响内部建设。

如果没有这玩意，匈奴人会很轻松地从中原奸商的手上获得先进生产资料。

秦始皇当年修长城，并非一拍脑门的决定。实乃深思熟虑的结果。

自古以来，草原与中原，环境完全不同，统治逻辑完全不同。

中原王朝要想兼顾，既统治草原，又想统治中原，就必须运行一套双元双轨，又相互依存共生的政治制度。

辽朝“蕃汉分治”的二元化政治体制，就是一次成功尝试。

可再怎么成功，辽朝也未能一劳永逸。

团结各民族和睦相处，是非常需要政治智慧的一件事。

别说古代了，即便是现代，也仍然需要在摸索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