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18日，曾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在长达16年的海外生活后，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程。随着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缓缓降落，周恩来总理已在机场迎接，李宗仁满怀激动地迈出机舱。几天后，毛主席在中南海亲自接见了他。此行不光是个人的归宿，更是政治立场的一次重大转变。但为何在他请求担任人大副委员长时，毛主席会选择沉默呢？
李宗仁，原来是国民党里的一个老将领，也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的代总统。他从一个小排长开始，一步步往上爬，最后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数得着的政治大佬和重要人物。作为曾经的桂系军头，他和蒋介石的矛盾拉锯了将近三十年，这期间他一直是中国南方政治圈的活跃分子。
李宗仁在亲眼目睹国家动荡和社会不安后，决心改变现状。他亲手打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广西狼兵”，创造了军队威名远扬的神话。这支部队的崛起，巩固了他在军界的地位，也使他成为国民党中央领导层的重要成员之一。
在国民党最后掌控大陆的时期，李宗仁在1948年4月被选为国民政府的第一任副总统。他很快就看出了蒋介石越来越专制，心里越来越有野心，这让他感到担忧。因此到了1949年12月，李宗仁决定离开中国，去美国生活，开始了他的海外岁月。
早年间，李宗仁对中国共产党持强烈的敌对态度，可以说是除了蒋介石之外，对我党我军最为抗拒的人之一。虽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主要策划者是蒋介石，但李宗仁也对众多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造成了严重伤害。
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李宗仁坚定地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为“四一二”政变积极出谋划策，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他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只有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才能彻底镇压那些人！”正是由于他担任了蒋介石的左膀右臂，蒋介石才能在实力尚未完全巩固的情况下发动反革命行动，导致大量革命者惨遭迫害。
然而随着三大战役的推进，国民党军在华东地区的主力部队逐渐溃败，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李宗仁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打算。他勾画出“划江而治”的蓝图，试图借助白崇禧手中训练有素的桂系军队与共产党进行谈判，提出和谈的可能性。
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他释放了一万余名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这一举动使得众多优秀的革命者免遭不测，也让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共领导人的关注和另眼相看。但是这道政令也激起了蒋介石的极大不满，加剧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李宗仁这么做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和蒋介石的斗争已经很久了，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他试图通过接近共产党来削弱蒋介石的力量。但当他看清楚跟蒋介石一起已经没前途了，他就决定离开，开始在国外过流亡生活。
在美国的时候，李宗仁虽然生活不愁自由也多，但他始终适应不了那边的生活方式。他总是怀念过去，为了安慰自己，经常会召集以前的部下来家里聚聚，一起吃吃喝喝，聊聊天。在这些聚会上，李宗仁总是热情地招待大家，大家吃得开心，聊得投机。
但这样的好日子没持续太久，因为他的妻子不太喜欢家里太热闹，慢慢地开始对来访的老部下冷脸相待。时间一长，来看望他的老部下就越来越少了，李宗仁也越来越感到孤独。
在这种孤独和异乡的生活中，李宗仁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被打牌和与当地富太太们的闲聊所填满，但内心的空虚和对祖国的思念却日益加深。尤其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李宗仁通过各种渠道关注战事进展，得知中国人民志愿军让美军退回到三八线时，他彻夜未眠，心中的激动难以平息。
更是在1964年，当得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李宗仁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他立刻从酒柜中取出多年珍藏的佳酿，自言自语地说：“这是祖国的伟大时刻，我们必须庆祝！”之后他挨个给老友们打电话，分享这一喜讯，表达了自己对祖国日益强大的自豪和欣慰。
此时的李宗仁，思念祖国的心愈发强烈。早在1955年，他就委托自己的前秘书程思远，秘密前往北京与周恩来取得联系，探讨回国的可能性。程思远在与周总理的会晤中，转达了李宗仁对祖国的深情厚谊，及他希望将个人收藏的历史名画和珍奇古玩捐献给国家的决心。
周恩来在听到这些后，被李宗仁的爱国精神所打动，立即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情况。毛主席在繁忙的工作中抽空了解此事，对李宗仁的举动表示了极大的赞赏，认为这充分显示了李宗仁的爱国心。
之后毛主席非常关心李宗仁的回国事宜，他多次询问周恩来：“李宗仁先生的回国准备得怎样了？”虽然周恩来对李宗仁能否适应新中国的环境表示担忧，毛主席则从更高的角度给予指导，提出“来去自由”的政策，允许李宗仁根据个人意愿自由决定居留。这一开明的政策最终打消了李宗仁的所有顾虑，使他坚定了回国定居的决心。
周恩来总理深知李宗仁的特殊身份，如果他直接返回中国大陆，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的阻挠和破坏，甚至可能与蒋介石联手，对他实施暗杀或绑架等极端手段。为了确保李宗仁的人身安全，周总理提议他先出国旅行一段时间，以此来迷惑美蒋两方，为他的归国创造更安全的环境。
周总理详细解释道，这样的安排可以转移美国和蒋介石的注意力，还能为中国做好充分的接应准备。他还特别提醒李宗仁，在外旅行期间要保持低调，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和怀疑。
就在李宗仁和他太太准备去欧洲旅行之前，一件让他不太高兴的事情发生了。那时候中国和法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而约翰·肯尼迪刚刚成为美国的新总统。听了朋友张歆海的建议，李宗仁给肯尼迪写了封信。他在信里恭喜肯尼迪当选总统，同时也表达了希望推动中美关系恢复正常的愿望。
在信中，李宗仁用真诚的话语表达了他希望中美两国能和平相处的愿望，期待新总统能在世界舞台上带来一些新气象。他还谈到了自己对当前国际局势的看法，表示希望能帮助缓解国际间的紧张关系。
然而肯尼迪对这封信的回复却显得敷衍了事，他表示此事关系重大，需要慎重考虑。可能是爱国之情过于浓烈，李宗仁在言辞上没有把握好分寸，针对朝鲜战争发表了一些不够恰当的言论。这些言论被美国媒体大肆渲染，借机对中国进行攻击和抹黑。
面对舆论的风波，李宗仁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心中懊悔不已。他主动向中共中央表达了歉意，而中共对他的处境表示理解，没有责怪他。这个意外的插曲，反而加快了祖国接应他回国的步伐。
按照之前商定的欧洲旅行计划，李宗仁于1963年4月14日前往有关部门申请办理护照。然而他的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美国当局的警觉。毕竟自1949年来到美国后，李宗仁从未踏足其他国家，而近期他又频频发表热爱祖国的言论，这一反常举动引发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怀疑。
美国方面高度重视，怀疑李宗仁是否有意与中共接触，甚至可能策划返回中国。为此他们加强了对他的监视，试图探明他的真实意图。他们派遣特工紧盯他的行踪，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一双眼睛在背后注视。
即使李宗仁成功出国旅行，也没能摆脱美国的监视。他和妻子在瑞典度过圣诞节期间，始终感觉到有陌生人在暗中尾随。无论是在酒店大堂、餐厅，还是在旅游景点，都能察觉到有人在注视他们。这种被监视的压力让李宗仁夫妇感到不安，但他们始终保持镇定，假装毫不知情。
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两年。随着时间的推移，美蒋方面见李宗仁确实只是在欧洲各国旅游，似乎并无其他异常举动，便逐渐放松了对他的监视力度。他们以为李宗仁已经放弃了其他念头，只是专心享受晚年生活。
与此同时李宗仁回归祖国的心情在1965年初变得愈发急切。他渴望亲眼见证祖国的发展与变化，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恰逢此时，中国国内形势日趋稳定，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周恩来总理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李宗仁回国的时机已经成熟。
1965年，一切都为李宗仁回国做好了准备，他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坐上了飞往祖国的飞机。他回到中国的那一天，周恩来总理用最隆重的方式迎接了他。
在北京安顿下来之后，李宗仁意外地得到了与毛主席的会面机会，这让他感到非常惊喜。在他们的对话中，李宗仁表达了自己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能力，希望能为新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毛主席对此感兴趣，询问他有何具体计划。李宗仁毫不犹豫地提出，他希望能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位。对此毛主席未作回应，只是沉默地听着，李宗仁从毛主席的沉默中读出了回答，便没有再多言。
几天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访问了李宗仁的住所，这让他既感到意外又感到荣幸。周总理与他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解释了毛主席对他提议的反应。周总理详细阐述了几个关键考虑：第一李宗仁在国民党中曾是高级官员，相当于正国级的地位，现在若只是担任副国级职务，对他本人可能有所委屈，也可能引起外界不必要的议论和负面影响。
第二周总理指出，如果李宗仁不担任任何官职，可以保留他作为国民党元老的身份，继续从事关于国民党旧部的联络工作，这对于改善两岸关系、推动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周总理表示，给李宗仁一个更高职位在现实中并不可行，但共产党愿意为他提供高标准的生活保障，所有费用由政府承担，这既是对他个人的尊重，也向其他可能有意回国的国民党旧部展示了共产党的诚意和开放性，强调“回家的门”永远开着。
听完这些解释，李宗仁理解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深远考量，他对两位领导人的智慧和战略眼光感到由衷的敬佩，决定放下个人的政治抱负，他选择安心在大陆生活。
党中央也对李宗仁相当照顾，给他配了车、别墅和警卫，待遇可以说是非常高了。到了1966年的国庆节，毛主席还特别邀请李宗仁一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到了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为直肠癌去世，享年78岁。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李宗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留了一封信。信里李宗仁说他非常自豪能再次成为中国人民中的一员，他觉得自己1965年决定回国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