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经济与社会作用

县域在我国的发展格局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县城在城镇化进程中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区域成为了连接广阔农田与忙碌工厂的桥梁，不断地调配和优化着从农业到工业的各种资源。

在这些县城中，你会看到一些由农业转型而来的工业园区，它们多半建在城郊，周围环绕着稻田和菜地。这些工业园区内，工厂的轰鸣声与周边的宁静农田形成了鲜明对比。农民们在丰收的季节里依然忙碌在田间，而另一些人则已转变角色，成为了工厂里的工人。

县城的市场也是活力的体现。在市场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交流。这里的摊位上摆满了本地农民种植的新鲜蔬果，旁边可能就是卖着本地小工厂生产的工具和器械。

交通的发展也是县城扩展经济圈和社会治理的一个方面。随着道路和桥梁的建设，原本偏远的农村地区现在与县城中心的距离大为缩短。农产品可以更快地被运送到市场，工业品也能更迅速地分发到各个角落。

县城黑恶势力的生存与演变

随着县城的法律环境变得更加严格和完善，曾经公然活跃的黑恶势力不得不寻找新的生存策略。他们不再单纯依赖于传统的垂直管理模式，而是转向了更为隐蔽、更具弹性的结构，试图在持续的法律压力下存活并维系其影响力。

在县城的黑恶势力中，核心成员往往处于幕后，掌握着整个组织的运作，但他们很少直接参与犯罪活动。通常，核心成员通过各种方式招募社会上的一些闲散人员，指挥他们执行具体的非法任务。这些社会闲散人员多半是一些无固定职业、游走于社会边缘的人员，容易被操控和利用。

这些核心成员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而是基于长时间积累的信任。这种信任通常源于血缘、亲属、族群，甚至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或校友关系。例如，县城里某个黑恶团伙的头目，往往会选择自己的亲戚、堂兄弟或老同学作为心腹。他们从小就在同一个社区、同一所学校长大，彼此熟悉，互相信任。这种信任是组织得以长久维持的重要基础，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亲密关系中的成员即使在被捕后，也不会轻易背叛。

此外，核心成员还通过不断变换外围人员来增强组织的灵活性和防御性。由于社会闲散人员并没有与核心成员建立长久的、深厚的联系，很多时候他们只是为了一些临时的好处或报酬而加入行动。核心成员利用这些闲散人员完成犯罪活动后，往往会很快与他们切断联系，防止外围人员将来成为潜在的威胁或破绽。

利用外围成员进行犯罪活动

黑恶势力在运作时，往往会选择不直接参与具体的犯罪活动，而是借助一些外围成员来执行操作。这些外围成员通常是社会上的一些闲散人员，甚至未成年人。通过小恩小惠，黑恶势力可以轻易地吸引这些人加入他们的行动中。

许多时候，这些外围成员仅仅因为一顿饭、一点零花钱，甚至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承诺，就会被吸引过来参与各种非法活动。比如，有些团伙会在学校附近接触那些缺乏监督的青少年，给他们买零食、游戏机，或者带他们出去玩几次，逐渐取得他们的信任。黑恶势力成员通过这种方式，慢慢把这些青少年拉入组织的外围，赋予他们一些看似无害的任务，比如传递信息、放哨、递送物品等。

在某些场合，这些外围成员甚至被用来作为“挡箭牌”。一旦行动失败或被执法机关盯上，核心成员会让这些外围人员出来承担罪责，而核心成员自己则能够保持清白。这些年轻的外围人员，特别是未成年人，由于年纪尚轻，法律对他们的处罚较轻，黑恶势力往往利用这一点，将他们置于前台，规避法律的严惩。

除了利用未成年人顶罪，黑恶势力也会通过一些小额报酬来笼络社会上的闲散人员。这些人通常没有固定工作，生活也不太稳定，为了几百块甚至更少的钱，他们会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比如帮忙看场子、讨债或者帮着运输非法物资。对于这些人来说，赚点外快似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他们也往往不了解更高层面的操作，只是负责执行一些非常具体的任务。

这种做法给执法机关带来了很大的难题。因为外围成员往往是很松散的关系，组织也不会在这些人身上留下明显的线索，导致执法部门难以通过抓捕外围成员来彻底打击整个黑恶团伙。即便这些外围人员被逮捕了，他们往往对整个组织的核心运作知之甚少，无法提供有效的线索。更为复杂的是，许多外围成员并没有明确的犯罪记录，甚至在很多社区中看起来是普通的邻里，直到他们被卷入犯罪活动后才被发现。

在某些县城，黑恶势力团伙甚至会通过提供生活上的帮助或小额资助，来长期控制这些外围成员。比如，他们会给闲散人员安排一些临时工作，甚至帮他们的家庭解决一些燃眉之急。这种做法使得外围成员对黑恶势力产生了某种依赖，一旦需要他们去做什么违法的事，这些外围成员通常不会拒绝。正是这种松散的外围组织，让黑恶势力得以在严厉的法律打击中存活，并不断发展壮大。

在一些县城的黑恶势力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模式的典型运作。某地曾发生一起打架斗殴案件，实际上背后是一场有组织的敲诈勒索事件。核心成员利用外围的年轻人打头阵，自己则躲在幕后遥控指挥。当事件发生时，外围成员被迅速带走，核心成员则迅速与他们撇清关系。即使执法机关掌握了一些线索，也很难直接将黑恶势力的头目绳之以法。

扫黑除恶的常态化与未来展望

“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已经被明确写入国家的“十四五”规划中，这意味着国家对于黑恶势力的打击将不会是短期的专项行动，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化的工作。尽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完全解决。黑恶势力的滋生与蔓延往往具有顽固性和隐蔽性，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黑恶势力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运作方式，以适应新的社会和法律环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常态化的扫黑除恶工作必须更加深入和细致。首先，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是必要的基础。通过健全法律体系，明确黑恶犯罪的法律边界和打击力度，能够为长期斗争提供稳定的法治保障。特别是针对那些利用合法身份掩盖非法活动的黑恶势力，法律上需要有更为严密的规定和处罚措施。

其次，扫黑除恶的常态化工作不仅需要依靠公安、司法等部门的力量，还需要多部门的密切合作。城市管理、工商税务、社区治理等部门也必须参与其中，共同应对黑恶势力在各个层面的渗透。比如，在一些地方，黑恶势力通过非法垄断工程项目、渗透物业管理等方式获取不法利益。

黑恶势力的存在和扩展，往往离不开某种程度的社会土壤。通过加强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能够有效减少黑恶势力的滋生空间。特别是在一些偏远的县城，社会结构相对封闭，居民对黑恶势力的畏惧心理可能更为强烈，不愿意举报或反抗。因此，加强法治宣传、建立举报保护机制，是未来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实际操作中，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也将成为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的一大亮点。随着科技的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在社会治理中逐步应用，通过数据的收集、分析和监控，可以更好地识别黑恶势力的活动轨迹，提前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例如，通过对银行账户资金流动的异常分析，能够更快锁定可能涉及洗钱的企业或个人；通过社会网络关系的分析，能够有效识别黑恶势力的组织结构及其扩展路径。

在一些具体的地方治理案例中，扫黑除恶的常态化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例如，在某些县城，通过严打黑恶势力渗透农村基层组织的行动，有效地清理了长期盘踞在农村的“村霸”势力。通过多部门的合作，特别是纪委、公安和地方政府的联动，这些“村霸”势力逐步被清除，农村地区的政治生态得到了有效净化。

此外，扫黑除恶常态化也促使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上进行更多创新。例如，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探索社区治安和社会矛盾调解的新模式，通过“警务站+社区服务中心”的模式，将打击犯罪、调解纠纷和公共服务结合起来。

参考资料：[1]翟尚铭.常态化扫黑除恶背景下涉黑恶犯罪情报研判[J].犯罪研究,2023(2):7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