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有三大主力，分别是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但很多人可能会忽略，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还有一支百折不挠、坚韧不屈的红色武装力量，那便是陕北红军，其创始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刘志丹将军与谢子长将军。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刘、谢二位将军后来接连牺牲，陕北红军由此失去了“主心骨”，慢慢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直到建国后，中央军委打算遴选一位陕北红军代表，授予其上将军衔，以示中央对陕北红军的重视和褒奖，结果却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后来，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中央军委将这一殊荣授予正在四川任职的阎红彦将军，他也由此成为陕北红军最后的“门面”。

阎红彦自幼过着颠沛、赤贫的生活，好几次差点活活饿死，十岁那年，他为了混一口饭吃，到镇上一家黑砖窑做童工，期间受尽了委屈和苛待。十二岁时，他又前往榆林的黑煤窑当矿工，可还没干多久，煤矿便因为效益不好而倒闭，他一时无处可去，只得流落街头、风餐露宿。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陕北军阀当时正在公开募兵、扩充部队，阎红彦当即报名参军，只求有一方床铺容身、有一某热饭果腹。1925年，中共党组织派遣了一些党员渗透进陕北军阀部队，秘密从事兵运活动。阎红彦很快受到红色思想感召，主动加入共青团，三个月后，他又转为中共党员。

1927年，陕北军阀察觉到麾下部队有“赤化倾向”，于是便开始进行“内部自查”，先后逮捕了大量共产党人，严重削弱了红色革命力量。中共党组织意识到再这样下去，前期所有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于是便果断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了陕北第一支红色武装力量。可没过多久，起义队伍便遭到了敌人的重兵围剿，官兵几乎全部战死。阎红彦比较幸运，暂时逃过一劫，他在府谷隐姓埋名蛰居了一段时间，等到风声过去之后，又重新开始从事武装革命工作，与刘志丹将军联手建立了红军西北游击大队。

1934年，阎红彦受陕西省委派遣，暂停革命工作，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述职，1935年，他重回延安。此时中央红军已经进驻延安，并与陕北红军一起巩固了陕北苏区，一周之后，毛主席召见了阎红彦，并对他多有勉励、鼓舞。1936年，他出任红三十军政委，同年他跟随周总理一起前往西安，与国民政府展开谈判，最终成功化解了国共双方的矛盾，促成了统一战线的建立。

抗战爆发后，阎红彦留守延安，保卫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的安全；解放战争爆发后，他出任中野第三纵队政委，在刘帅和邓公的领导下，参与了一系列突袭战、阻击战，累计歼灭了十余万国民党军。建国后，他在西南军区工作，主持推广了土改政策，为广大老百姓分田分产；除此之外，他还指挥了西康的剿匪行动，一举清除了盘踞在金沙江一带的流寇、土匪，维持了地区稳定。

60年代初，阎将军被委派到昆明军区担任政委，同时兼任云南省委书记，1962年，他又兼任中共西南局高干。动荡爆发后，有居心叵测者污蔑阎红彦有反党、反革命倾向，随即私自将其抓捕起来，投入政治监狱关押。在此期间，阎将军受了很多委屈，居心叵测者故意不给他饭吃，不让他喝水，这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

到了1967年初，阎将军实在忍受不了居心叵测者的所作所为，于是他便开始给党中央写信，诉说自己内心的苦楚。可这些信无一例外都被居心叵测者故意扣押下来，阎红彦闻讯后，精神世界彻底崩塌，他随即陷入无尽的绝望。1967年，阎红彦和时任云南省长的周兴展开了一次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期间他几次表达了轻生的想法，周兴见状连忙劝他冷静一些，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可阎红彦根本不听周兴的劝告，在谈话结束后不久，他便吞服安眠药自尽。

时间来到1975年，邓公和周总理先后表达了要为阎红彦平反的想法，1978年，中组部和中央书记处联合对阎红彦自杀一案展开调查，最终为做出了为他恢复名誉的决定，同年下旬，阎将军的骨灰被迁移到北京八宝山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