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华飞
“红队”,俗称“打狗队”。它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为保卫党 中央和上海地下党的安全，打击国民党间谍特务，镇压叛徒内奸，进行了英勇 的斗争，屡建奇功。
陈养山在回忆文章中说：“‘红队’的产生有一个过程，它 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逐步形成的。”
早在1925年“五卅”大罢工后，各工会系统为了维持罢工新秩序，防止工 贼和反动派的破坏，纷纷组织起工人纠察队，其队员主要是从工会中的积极 分子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中物色挑选组成的。它的任务是：维持本厂、企 业的罢工秩序；调解工人阶级内部的纠纷。它直接隶属于本厂工会领导和指 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缴获了伪警察局的部分枪支，以后又缴获 了军阀部队一些武器装备，这样工人纠察队就慢慢武装起来了。
1925年6月下旬以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加紧了对罢工的破坏，他们一方 面利用部分工人罢工后生活发生困难的情况挑拨离间，瓦解分裂工人队伍； 另一方面还利用流氓、工贼有组织有计划地袭击罢工的领导人、工会负责人 和积极分子，有的同志被他们秘密打死或打成重伤。
针对这种情况，党组织和工会一方面积极设法帮助有困难的工人群众解 决具体困难；同时对破坏罢工的流氓、工贼，视情节轻重，或提出公开警告， 或给予坚决打击。为了对付少数明目张胆地破坏罢工不听警告继续作恶的工 贼，从工人纠察队中选拔少数会打枪的同志，担负镇压流氓、工贼的任务。干 掉这些作恶多端的人，工人群众是拥护的，社会上也是同情的，结果粉碎了 敌人的阴谋，巩固了罢工斗争的顺利进行。
从“五卅”时期到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工人纠察队是没有枪支 的。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时，先缴了警察局的部分枪支，后来又缴了军阀部队 的一些武器，工人纠察队就武装起来了。
蒋介石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叛革命以后，加紧对革命的镇压， 中共党内也出现了叛徒和内奸，危害极大。血的教训，使党中央和中共江苏省 委深感有必要抽出一部分同志组织起来，经过专门训练来对付国民党特务分子和叛徒的破坏。
于是，在原来工人纠察队的基础上，由中共江苏省委挑 选了政治上可靠、枪打得准，并且对上海情况熟悉的党员同志，组成短小精 悍，用手枪武装起来的一支战斗队，专门担负起镇压特务、叛徒、内奸的任 务。
为了区别起见，与党团军旗颜色和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称号相一致，称这支 队伍为“红队”。它是党建立的最早的负有特殊使命的队伍。
党中央在武汉的时候，也有一支类似中共江苏省委“红队”的队伍。党中 央机关从武汉搬到上海后，也将这支队伍带到上海。这样，在1928年时，上 海出现了两支“红队”,分别属于党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领导。
因为情报工作 尚未完全开展起来，两支队伍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又不容易统一 指挥，因此，党中央决定，将两支“红队”合二为一，通知中共江苏省委和各 革命根据地在工人和红军中，挑选出一些对党忠诚、党性强、作风正派、身强 体壮、机智勇敢、能百步穿杨、有一定对敌斗争经验的优秀团员送中央特科， 再经过周恩来逐一目测、谈话后确定下来。
这样，中共中央领导的一支崭新的 “红色恐怖队”正式成立。任命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谭余保负责这个队伍， 由中央特科三科即行动科领导、指挥(该科科长开始是顾顺章，后为陈赓)。 它的任务就是专门负责镇压党内出现的叛徒、内奸和国民党的特务、宪兵、 军警，帝国主义的包探、巡捕，保卫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营救 被捕的中央领导同志。
“红队”成立以后，就初露锋芒，集中力量连续镇压了几个公开的叛徒， 引起叛徒的极大恐惧，再不敢那样猖狂活动了。这支被称作“打狗队”的“红 队”,当时在上海很出名。
开头一个时期，国民党特务警宪和外国的包探、巡捕 都晓得共产党有“四条枪”。他们从历次在上海发生的案件分析，认为当时“打 狗队”所有的武器就是四条手枪。但是，这“四条枪”可以横冲直闯，在上海打 遍天下，使敌人十分震惊和惶恐。当时党在社会上的活动几乎是半公开的，巡 捕、警察都不敢动它；有时发现传单，他们也不敢干预。直到党的活动有人告 发，巡捕方能着手破案。他们出动捕人的时候，也是吵吵嚷嚷，把人轰走。
但在“红队”成立初期，因为尚未建立起反间谍的情报工作系统，不能事 前制止敌人的破坏，只能在事后查明叛徒的活动，予以镇压。由于初期缺乏 工作经验，也曾在行动中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偏差。
直到1928年中央特科成立情报科后，“红队”的工作才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因为通过情报工作，可以 及时从敌人内部得到叛徒奸细活动的情报，不必太费周折，就能准确及时地 镇压叛徒。有时还能事先发现敌人的阴谋，做到先发制人，防患于未然。这 样可靠的信息使“红队”犹如多了耳目，使他们行动快、选择准、打得狠，工 作更加主动，执行任务也更加顺利。“红队”曾在这个时期完成许多艰巨的任 务，而没有发生问题，这同情报科反间谍工作的紧密配合是分不开的。
到1929年下半年，“红队”的力量发展到了顶点：人员共有40多名，主要 武器有勃朗宁、左轮、驳壳枪，另有一批化学手榴弹，能使敌人流泪，大家管 它叫“流泪弹”。在开始行动以后，遇有敌人追捕，就扔出去，迟滞敌人(自己 戴上特制的眼镜，不受影响)。
当时三科还能从外面随时调动枪支，甚至能 够调来机枪(这个时期，特科在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中建立了联系), 还能从洋行里买枪，并由洋行派人送来。
遇到重要行动的时候，一科派人到 米店购买成批大米，把米袋装上卡车作为“红队”射击的掩体，搞成一个活 动的堡垒开到现场射击敌人。特科的交通工具，有小型汽车、摩托车，但主 要是靠自行车活动。这些自行车都是不登记的，没有牌照号码，到了紧急关 头扔掉了事。
1930年初，中共中央在上海英租界赫德路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 (原定开代表大会，因代表不齐，改为代表会议)。为了保障这次会议的安 全，中央特科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在赫德路租了一座四层的红楼，临时开设一 座“医院”。
一楼是特科的工作人员，二、三楼是供与会代表住宿的“病房”, 四楼是供举行大会用的会议厅。一楼由一科派人充当门房、账房等职，负责 接待偶然闯进来求诊的一般病人，并且负责应付查电表，收水电费等琐事， 防止外人进入大楼。
同时，负责这次行动的陈赓让刘鼎出面，在近邻处另租 一间房子住下，布设机关，成为“医院病人”迅速转移的通道，遇事可以从红 楼顶转到刘鼎住房顶上，再经过他的住屋溜出大门。
为了确保安全，三科还 派出“红队”携带武器前往卫护。有的骑自行车在附近巡逻，有的化装成小 商贩在楼房的周围望风，有的在会场警戒，准备一旦被敌人发觉，遇有巡捕 前来搜捕的时候，立即持枪抵抗；同时指定专人负责引路，带参加会议的代 表穿过刘鼎的住屋转移出去。为此，陈赓等曾经多次到医院里检查、筹划。
当时，一科曾为参加会议的同志租了一些旅馆，还准备了适合各种身份的比较 阔绰的服装。各地代表到达上海后，先在指定的旅馆住下，经过初步审查后， 就作为“病人”逐个送进“医院”。代表进了医院，住进病房，即与外界隔绝开 来，不许外出。
开会以前，这里完全按照普通医院的秩序办事，医生、护士、 厨师以及服务人员完全同一般医院一样，照章办事。到开会之日，方才进入会 场。这次会议共开两天。会毕又把代表逐个地送出医院，分散住进各个旅馆。 这样，只有几天光景，这家新开设的医院，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倏忽不见，人员 全都走得无影无踪。
还是在这一年，中央特科又在卡德路专为“红队”举办了一个短期的训练 班。恽代英、周恩来向“红队”的队员作了多次政治报告，也正是在这时，陈 养山由于多次聆听他们的报告，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了。陈养山也参加了当 时的秘密工作技术和秘密工作纪律的训练。
训练的项目是：熟悉敌人警、宪、 特机关和流氓帮会的情况；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的 具体情况等；学习化装术以便能够切实有效地隐蔽自己和对敌人进行侦察、 监视；学习猜破敌人密码、用显墨水书写密函以及自己被捕后打开镣铐、在 汽油里掺糖以破坏敌人汽车等技术；学习射击术，等等。每次学习射击术，都 是租船出长江口，到海上去学练打枪。
正是由于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使“红 队”具备了极好的政治素质和较强的战斗力。中央特科以“红队”作为保卫党 的主要力量，在当时无情地镇压叛徒奸细，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对于 党的安全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在中外强大敌人严密统治的上海行动神出鬼 没，在长期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百炼成钢，上演了无数轰轰烈烈的精彩表演， 展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在上海人民的心里留下深刻的记忆，至今 还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
中央特科“红队”在镇压叛徒奸细的英勇斗争中锻炼成长，国民党的特 务、内奸、叛徒，一听到“红队”的名字，便谈虎色变，惶惶不可终日，“红队” 成为保卫中共中央的一支重要力量。虽然“红队”的成员不多，存在的时间也 只有七八年，但它在白色恐怖下为保存党的组织，发展革命势力、夺取民主革 命的胜利，建立了不少功勋；也为党中央日后建立正规的警卫队提供了宝贵 的经验教训。
“红队”在中央特科领导下，屡建奇功。其中许多案件侦破、处置得很及 时，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党的组织和同志。
陈养山在回忆中央特科的文章中，曾多次介绍过当年“红队”战斗的实例：
处决叛徒何家兴(贺家兴)
1928年4月下旬，陈赓亲自指挥“红队”惩治出卖罗亦农的叛徒何家兴 (陈养山叫他贺家兴)。罗亦农1920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中 国共产党成立后，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5年春回国，先后在广州、 北京负责党的重要工作。1926年1月调任江浙区委书记(兼管上海市党部的工作),曾经参加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的三次武 装起义。
罗亦农，1902年生，湖南湘潭 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11月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 委，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
1927年4月，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罗亦农当选为中央委员，旋即被派 往南昌任江西省委书记。同年11月在中央临 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组织局主任。
1928年4月中旬，罗亦 农从中共湖北省委调上海党中央工作。15日 那天早晨，他到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赫 德路一带去接头，正在等人的时候突然遭逮 捕，由英租界捕房押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 部。由于罗亦农原是敌人悬赏追捕的中央领 导同志，被捕次日，上海中外报纸即传出消 息，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莫不额手称 庆，所谓“首要已擒，共祸可熄”。中共中央 知道情况后，由周恩来组织特科想尽办法营救。
不久，又探听到罗亦农将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消息，准备 在解押途中由“红队”秘密武装劫救。上海广大革命工人和市民群众，对罗亦 农的被捕也都万分愤慨，因而群起营救。帝国主义分子和蒋介石等怕在押解 途中发生意外，所以提前到4月18日引渡，21日未经任何审讯即下令将罗亦农 枪杀于上海西郊，致使营救计划没能实现。
为了查清罗亦农被捕的原因，陈养山和“红队”的战友专门做了深入细 致的调查、分析，通过鲍君甫在巡捕房的内线关系很快查清，出卖罗亦农的 叛徒是何家兴、贺芝华(又叫郝芝华)夫妇。他俩都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过 书。从苏联回国后，两人都在罗亦农领导下做秘书工作。他们知道许多党的机 密，掌握许多中央负责同志的地址。
陈养山说：当时我党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生活费只20元，自然满足不了他 们享乐腐化的需要；他们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追求个人物质享受，甚至不 遵守党的地下工作规定，曾受到罗亦农多次严肃地批评，因而对罗亦农怀恨在 心，继而向帝国主义的巡捕房密告，以领取10万元犒赏为代价，出卖中共中央在 上海的十几处机关。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他们首先出卖的便是罗亦农。
中共特科为了进一步查明这两个叛徒出卖罗亦农的真凭实据，曾经暂时 把他们安置在一家小旅馆里。在取得确凿证据后，决定予以镇压。在一个静 寂的夜晚，一组“红队”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突然冲进这对叛徒夫 妇寄居的旅馆，当“红队”队员闯进卧室的时候，他俩还未明白过来，何家兴 已被击毙在床上，他的老婆吓得连忙钻进床下躲藏起来，也受重伤并被打瞎 了一只眼睛。旅馆里面开枪的时候，旅馆外面燃起响声震耳的鞭炮，掩护“红 队”队员在完成任务以后全部安全离开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