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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浩这一名字，想必九成九的人闻所未闻，但由他经手的一桩惊天大案——岳飞冤案，却是没几个人不知道的。

他于岳飞平反之事，立场坚毅，恰似《狂飙》中的安欣，一心秉持正义，执着追求公正。但和安欣的“一根筋”不同，史浩的段位明显更高，懂得迂回前进，最终事半功倍。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位“老司机”，以及另一位与岳飞案相关的南宋权臣——韩侂胄，看看他们在政治漩涡里是如何各显神通的。

韩侂胄：权臣的北伐

岳飞死后，南宋朝廷后来又是平反又是追封的，这其中两人出力不少，一个是史浩，一个就是这个韩侂胄。

说起韩侂胄，标签可不少：权臣、外戚、主战派……但“奸臣”这个帽子，他真的不冤吗？

韩侂胄，出身显贵，其曾祖韩琦乃北宋三朝重臣，再加上跟皇室沾点边儿，那仕途可谓一路畅通。

42 岁时，他投身拥立宋宁宗之举，崭露头角，一举成名。

这“升级打怪”的过程中，自然少不了各种“踩雷”。比如，他把曾经的盟友、前宰相赵汝愚一脚踢出权力中心，理由是“威胁皇权”，这招够狠。

他竟得罪了杨皇后，其后来成为刺杀他的幕后黑手之一，为巩固权力，他更是弄出了“庆元禁案”这一大事件。

当时的理学派，在朝野上下势力庞大，和韩侂胄的治国理念格格不入，结果被韩侂胄一顿“暴击”：官员被撸，书籍被烧，学子被限制入仕，简直是“团灭”。

这一波操作，虽然稳固了韩侂胄的权力，但也埋下了祸根。理学派可不是吃素的，在民间根基深厚，舆论阵地牢牢掌握，韩侂胄死后，他们立马开始“反攻倒算”，各种抹黑、歪曲，硬生生把韩侂胄塑造成一个“大奸臣”。

当然，韩侂胄也不是什么“白莲花”，权力欲肯定有，但也不能一棒子打死。他干了两件大事，必须得提：一是为岳飞平反，二是力主北伐。

在他主导之下，岳飞获追封为鄂王，秦桧的诸般荣誉称号尽被褫夺，官方明确认定秦桧乃“误国奸臣”。

这一举措，既获主战派与军方支持，又使其在民间声誉陡升，为其后的北伐积聚了“人气”。

1205 年，宋宁宗于韩侂胄等主战派的竭力劝言之下，最终颁下北伐之令，此役在史书中被称作“开禧北伐”。这仗，虽然有韩侂胄捞取政治资本的嫌疑，但也不能否认他“收复失地”的决心。

为了打赢这场仗，韩侂胄可谓是倾尽所有：练兵、备粮、提拔将领（辛弃疾、陆游都是他一手提拔的），甚至把自己的家产，将近20万两白银，都捐出来当军费。就凭这股劲儿，“奸臣”的帽子，他真戴不上。

但南宋偏安江南，经济、军事实力都远不如金国，骑兵更是严重不足，加上朝廷内部主和派扯后腿，这场北伐，注定是“凉凉”。

北伐落败，1207 年，大奸之臣史弥远得杨皇后与金国襄助，设伏杀韩侂胄，献其首级予金国，自此开启长达 26 年的“权臣生涯”。

一代主战派，就这样落幕，还被史书和理学派扣上“奸臣”的帽子，真是令人唏嘘。

客观地说，韩侂胄的上位之路的确沾满了鲜血，但在人生后半程，他为岳飞平反，力主北伐，这些功绩不容抹杀。

即使他怀有私心，也无法掩盖他为民族大义做出的贡献。将他与秦桧相提并论，实乃历史之舛误。

史浩：不孝子的老父亲

了解完这个韩侂胄，咱就可以说史浩了，他不仅给岳飞平反过，后头害死韩侂胄的幕后黑手之一也跟他有关系，就是那个史弥远，那是他儿子。

史浩和韩侂胄完全是两种人，出身普通，39岁才中进士，40多岁才开始在地方任职。

于温州任教职时，他结识郡守张九成，蒙其举荐，遂入王府，为宋孝宗之师，自此官运亨通，仕途高升。

这段师生情谊，于史浩日后的政治生涯意义非凡，宋高宗早年受惊致丧失生育之能，故而只得从宗室择取继承人。

史浩辅佐的普安王（后来的宋孝宗），在与恩平王的竞争中胜出，这其中，史浩的“神助攻”功不可没。

他屡屡告诫孝宗谨言慎行，以防触怒高宗，终助孝宗登位，此乃史浩的政治智慧所在：低调行事、谨慎处世、精于审时度势。

史浩对岳飞冤案的态度，一直很明确：岳飞是冤枉的。

但他也知道，秦桧权倾朝野，连皇帝都忌惮他三分，这时候贸然站队，就是“送人头”，所以他选择“潜水”，静观其变。

1161 年，金海陵王完颜亮挥师南侵，南宋深陷重大危机，岳飞旧部与太学生接连上书，力请为岳飞平反，同声痛斥秦桧。

史浩依然没有发声，因为他明白，岳飞之死，高宗才是“幕后黑手”。

果然，高宗虽然在次年传位给孝宗，但只是象征性地恢复了岳飞后人的自由，并没有真正平反，这更印证了史浩的判断：要解决岳飞案，关键在高宗。

史浩拜相后，在高宗和孝宗面前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但他没有像安欣那样“开挂”就“乱杀”，他知道，彻底平反岳飞，必然会激怒高宗，甚至可能导致孝宗被废。

因此，史浩采取了“曲线救国”的策略：不与高宗正面冲突，而是逐步、温和地为岳飞“洗白”。

他于诏书之中，借“绛侯之系”的典故暗示岳飞冤情，西汉周亚夫亦被冤杀，此典故众人皆知。这一步，虽未直言，却已然彰显了官方的态度。

随后岳飞的后人被释放，爵位也逐渐恢复，宗还在朝中接见了岳飞的儿子岳霖，并在鄂州，岳家军的大本营，为岳飞修建了祠庙。

但史浩的努力也仅限于此，他并没有要求官方正式宣布岳飞案是冤案。

因为他从一个细节中，看出了孝宗的真实想法，在讨论岳飞的谥号时，有关部门最初提议“忠愍”，“愍”意为冤死，令人悲悯。

孝宗直接否决，最终定为“武穆”，这个谥号肯定了岳飞的军事才能，却巧妙地避开了他的死因。为什么呢？因为高宗还活着，孝宗不可能彻底打脸自己的父亲。

同时面对金国的威胁，南宋又需要岳飞这面旗帜来鼓舞士气，所以就有了这样一种“欲语还休”的平反方式。

他身为孝宗之师，深得信任，然而他深知即便身为皇帝，于某些事亦力有不逮。

史浩对岳飞的平反，虽然不够彻底，但对活着的人来说，已经是一种安慰。和那些“头铁”的“愣头青”相比，史浩这种务实、谨慎的风格，或许才是真正能成事的。

而在之后，他没有实现的，韩侂胄帮他实现了。

策略与妥协的权衡

韩侂胄与史浩，这两位南宋的权要重臣，均与岳飞案存在着纷繁复杂、难以厘清的关联。韩侂胄追封岳飞谥号，公然声讨秦桧，以此为北伐积聚政治筹码与民众支持。

史浩则在孝宗朝，以更为谨慎的方式，逐步恢复岳飞的名誉和地位。

他们行事风格大相径庭，一者高调激进，一者低调务实，此状况与彼时政治环境及个人性格紧密相连，关系匪浅。

韩侂胄出身名门，权倾朝野，行事作风强硬，甚至有些“独断专行”。他毅然向理学派与主和派发起挑战，毫不畏惧，更是不惜发动北伐，只为达成心中的政治宏愿。

而史浩则出身平凡，深谙官场之道，懂得“曲线救国”。他深知，于高宗的阴霾之下，全然为岳飞平反实难达成，唯有采用迂回之策，渐次为岳飞正名。

南宋之政治生态，党争频仍、皇权纷争，又有金国外部施压。诸般状况，皆对权臣追求正义之举形成掣肘，使其空间受限。

皇权至高无上，纵使位高权重之权臣，亦需仰皇帝之颜，依其旨意行事。金国的威胁，始终高悬于南宋之上，任何决策皆需斟酌对金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在这样的环境下，权臣们追求正义，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性命攸关。韩侂胄的被杀，就是最好的例证。

他得罪了太多人，主和派、理学派、甚至皇室内部，都视他为眼中钉。

北伐的失败，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史浩，则凭借着他的政治智慧，在夹缝中生存，并在有限的空间内，为岳飞平反，实现了“曲线救国”。

韩侂胄的悲剧，在于他过于激进，缺乏政治手腕，最终功败垂成。

史浩的成功，则在于他懂得审时度势，以退为进，在妥协中寻求进步。这两种不同的选择，没有对错之分，只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做出的不同选择。[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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