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简史说

编辑|简史说

前言

如果农民像18世纪普鲁士的情况一样，是越来越自由的，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呈现出一些赞助人的成分，因为贵族提供给了农民重要的待遇，尤其是在农场工作。

然而，三十年战争和随后的冲突告诉农民，贵族无法保护他们和他们的财产免受早期军队的祸害。

这加上谷物价格低，极大地降低了农场的价值和吸引力，从而削弱了贵族作为允许进入农场的赞助人的重要性。

这使得财产本身对农民的吸引力大大降低，因为在战争时期，农民投入了时间和金钱的农场被证明是一种负担。

18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尽管人口有所恢复，那里的许多农场仍然空无一人。

农民租赁农场

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和平与高粮价再次使农场对农村居民更具吸引力，拥有空农场的贵族们现在找到了更多的租户。

粮食价格的上涨，在推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假设平均产量比为四比一，在东普鲁士拥有一个大农场（85英亩）的农民，在1765年只获得了其现金收入的5%（3塔勒），而谷物价格的上涨将使其在1800年的净收入增至27%（22塔勒）

尽管条件有所改善，贵族与农民之间的客户关系仍无法与其他条件共存，尤其是贵族庄园主面临的极度财务困难，许多人在战争后濒临破产。

例如，在1770年的乌克马克，几乎没有一处房产没有抵押，显然，这是一个资本充足的时期。

腓特烈大帝试图通过建立农村信贷机构来改善这种状况，这些机构使贵族人能够抵押他们的财产以获得低息贷款。

这种信贷机构于1769年在西里西亚首次建立，到1788年在东易北邦普鲁士就随处可见。

但是，它们虽然使许多贵族能够通过偿还早期债务来挽救他们的财产，但也恶化了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因为领主现在每六个月就需要越来越多的现金来偿还抵押贷款。

如果贵族未能履行这一义务，他们的财产将被扣押。如果被证明无力还债，这些财产将被出售，以偿还贷款。

以前从未记录过房产的家庭现在也开始这样做了，轻松的信贷也为18世纪末房地产投机的繁荣带来了另一个因素。

在粮食价格上涨的推动下，数以千计的房地产被买卖，房产价格往往大幅上涨。

据一位当地官员称，在西里西亚，财产像牲口一样交易，这可能是农民习惯性向新统治者宣誓效忠的古老庄严誓言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到了18世纪晚期，萨克雷马克的农民不再宣誓，而是用握手的方式承认了他们的新国王。

这并不是说客户关系消失了，相反，他们一直是土地制度的一部分。客户关系不是在领主和农民之间，而是在农民和他的农场工人之间，尽管后者可能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贵族的领地上。

事实上，只要农民继续担任贵族的劳工经纪人，真正的赞助人-客户关系就局限于农民农场。

农民的雇工（通常是农夫、工人和挤奶女工）就住在那里，在他的餐桌上吃饭，靠他支付的工资生活。他们以合同形式工作，通常一年一次续约一次。

农民和雇工之间的赞助人关系进一步加强，因为在许多情况下，雇工是雇主的亲属，因此这种关系具有“道德”层面，而不仅仅是“交易”层面，贵族人依靠农民在他需要的时候随时派遣工人。

18世纪下半叶，贵族的农民们越来越不愿意这样做。当时人力特别匮乏，许多农民已经能够将部分劳动义务转换为现金支付。

“在1709年的瘟疫期间，东普鲁士遭受了可怕的人口损失，农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特别强大的地位。”

贵族与农民的矛盾

在1713年，农民可以讨价还价，要求每周工作两天，外加现金支付。战争结束后，面对贵族对更多劳动力的要求，农民们拒绝了。

农民的反抗可能始于王室领地，那里的农民在完成自己农场的工作之前，往往拒绝提供雇佣的劳动力。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许多贵族庄园，布兰登堡的省政府充斥着贵族对不听话农民的投诉，这些投诉基本上被忽视了。

主要问题很简单，贵族农场要求的劳动力服务给农民农场带来了太大的压力，使农民的投资面临风险。

整个18世纪，许多农村家庭都能在贵族庄园租赁农场，但风险很大。

潜在租户通常必须有大量的牲畜和设备库存，而且还必须有可观的储蓄来支付第一年的现金支出。这笔现金包括接管农场的费用，可能也涉及其他费用。

因为新租户必须偿还前租户欠贵族的债务，这些债务可能会超过农民每年的债务。一旦进行了这笔投资，农民就面临着国家和铸币局的无数要求，所有这些都使他的投资面临风险。

卡尔·波姆研究了东普鲁士两个最大庄园的记录，得出了“18世纪东普鲁士乡村的流动性很大”的结论。他补充说，这经常导致债务和破产：这是那个时期农民生活中最悲哀的方面之一。

那个时代，经常能看到一个节俭、雄心勃勃的农场工人试图自力更生，努力用自己的血汗钱接管一个农民农场，以便在社会阶梯上晋升。

然而，他很快会发现自己无法实现目标；节俭消失了，他的债务越来越重，随之而来的是绝望，伴随着绝望的还有酗酒。

这些不幸的穷人，如果像当初一样结束了农场工人的生活，那真的是幸运的……

在这里，必须再次强调农民的双重角色：他是一个雇佣劳工的老板，同时也是一个为贵族提供工人的劳工经纪人。

农场和贵族庄园都同时需要这种劳动力，这意味着农民的两个角色经常相互冲突。

这类农民知道，他把农场工人送到贵族农场的每一天，都是从自己的农场里拿走的一天工作，因此而来的，是现金、劳动力和资源净损失。

例如，在1760年代末，东普鲁士的一个大型农场（85英亩）可以在平均一年内，将其30%的产量推向市场，但这种市场生产的三分之一以上的现金收益必须用于支付工资。

在不到平均水平的一年内，将导致负债的增加。到1805年，东易北河普鲁士农民农场所欠的债务接近其评估价值的40%。

贵族也处境艰难，如果某位贵族固执地坚持让他的农民提供所有规定的会费，他们的农场可能会失败，给贵族留下一个空置的农场，从而剥夺农场提供的劳动力。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不景气的时候帮助农民，这可能非常昂贵，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拿破仑战争期间，当军队驻扎在庄园时，东普鲁士的许多庄园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例如，东普鲁士最大的福伦海德庄园在1806年至1807年间遭受了超过70000塔勒的损失，还不包括贷款给农民的钱。

此外，一旦农民成为贵族的债务人，贵族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杠杆，因为他对农民的投资是一种必须谨慎对待的风险，以免亏得血本无归。

当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比如1812年，一位农民继承了法伦海姆庄园的一处无债务农场，但随后在拿破仑军队从俄罗斯撤退时被摧毁，欠下赫尔舒夫特家族的债务，最终于1814年被驱逐。

贵族和农民都经常试图在法庭上解决他们的冲突，但这是一个漫长而昂贵的过程，结果也是不确定的。

1727年，斯塔夫诺庄园的农民与贵族谈判达成和解。农民同意用每周三天的劳动服务的回报，贵族减少了他们的搬运义务，并允许他们将劳动日转换为现金支付。

18世纪下半叶，斯塔夫诺庄园的所有者试图通过更重的运输义务来增加剥削程度，同时不允许增加农民的劳动费。

他还试图通过要求农民亲自为他工作，而不是派遣他们的孩子或雇佣工人，来增强他对农民的权威。

当农民拒绝后，贵族诉诸法律，向勃兰登堡高等法院提出上诉，农民们还聘请了一名律师。即使诉讼最终被迫以妥协告终，农民们仍然拒绝了贵族的要求。

这并不是罕见的现象，大多数贵族人发现，很难提高对农民农场的剥削水平。

在1700年至1775年期间，农民的平均负担（税收和租金）略有增加，从1700年的每公顷不到1塔勒，到1775年的每公顷仅1.14塔勒。

在本世纪的最后四分之时间里然而，负担几乎停滞不前。到1800年时，负担已上升到每公顷1.17塔勒。

西里西亚有像赖辛巴赫伯爵这样的地产所有者，能够通过创业技能和无情的贪婪来提高农民的会费。

然而，大多数贵族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采取这种做法，农民们通常能够在权贵的要求面前站稳脚跟。

笔者观点

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封建制度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行，如果该系统保持不变，其功能失调很可能会导致农村社会陷入经济和社会危机。

从本质上讲，贵族越来越依赖直接为他工作的农场工人，因此他们的食宿和工资都靠他负责。

当然，庄园仆人和农场工人并不是十八世纪的新发展。自16世纪以来，东埃尔比亚的房地产所有者要求农民的子女在规定的期限内（通常为三年）以低固定工资在庄园中工作。

东易北河省人口稀少，使得贵族人很难在旺季找到临时劳工，特别是因为特定地区的每个地产所有者和农民都同时需要临时劳工。

因此，保留一小部分全职庄园劳动力是有意义的，以确保在旺季期间提供劳动力。

最初，庄园工人和每个农民农场提供的工作队之间似乎存在分工。例如，在春耕期间，西里西亚的庄园工人撒粪肥，挖排水沟，而农民派出的工作队则在犁地和推土，在勃兰登堡开着农用马车，照料牧场牛群。

十八世纪发生的变化是，庄园工人在贵族的劳动力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例如，在18世纪第一季度，东普鲁士三分之一的庄园几乎完全依赖仆人和雇佣工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许多贵族决定，把庄园的未来寄托于雇佣工人。

庄园直接雇佣农场工人的情况越来越多，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

三十年战争带来的贫困，以及缺乏愿意或有能力接管农场的租户，使得许多贵族人别无选择，只能雇佣工人，直到找到可接受的租户。

参考文献

[1] 不含传说的普鲁士.塞巴斯提安·哈夫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 世界文明史.[美]威尔·杜兰(Will Durant)著.台湾幼狮文化公司 译.东方出版社.1999

[3] 17-18世纪普鲁士东易北地区乡村治理研究[D].麻瑞雪.兰州大学.2022

[4] 论普鲁士道路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历史正当性[J].孙炳辉.史林.1995(04)

[5] 德国农业“普鲁士道路”问题[J].卢文中.吉林师大学报.196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