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金城
高金城，字固亭，1886年出生，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人。因幼时家贫，11岁即入本县基督教福音堂做勤杂工，13岁入基督教内地会学堂学习。他从小就目睹旧社会人民生活的困苦，加入教会后，他以救人危困为己使命。
年龄稍大，高金城到开封教会医院勤工俭学。毕业后，经友人介绍，他来到兰州。他曾在兰州白塔山下勃德恩医院从事医务工作，又于1917年起到张掖、酒泉创办福音医院，行医布道。1922年，高金城接受冯玉祥之请，任冯部伤兵医院院长。
不久，他又重返甘肃河西，继续从事福音医院工作。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再次邀请高金城到其部队医院工作，他受邀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后方医院院长。1930年，高金城离开西北军，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
高金城是一名充满爱心的基督教徒，更是一名满腔热血的爱国者。
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进行英勇抵抗。怀着满腔爱国热血的高金城积极参加了协和医院战地医疗队，到上海救护伤员。任务完成后离沪回到协和医院。
1933年10月，高金城只身回到兰州，在齐鲁会馆开办福陇医院。
1936年12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高金城深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不杀蒋介石的伟大举措而由衷钦佩。此时，他结识了当时在兰州工作的中共党员吴波。在我党的号召下，他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
1937年春夏之交，征战河西走廊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屡遭强敌围攻堵截，终因敌我力量太过悬殊而战败，数千名西路军战士被俘或流散在甘肃河西及青海等地。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力量进行全力营救，并于1937年5月派张文彬、彭加伦等人先行来兰州建立红军联络处（后成为八路军驻甘办事处）。
联络处刚成立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积极开展营救西路军的工作。因高金城在河西一带办过基督教堂的福音医院，在那里已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又是一位面对国家危难充满爱国救国情怀的民主人士，被认为是到河西营救红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的最佳人选。
经吴波推荐，张文彬等人立即与高金城取得了联系，告知来意后，高金城慨然允诺答应去河西营救红西路军。这承诺一诺千金，重于泰山！
8月1日，到任刚三天的党中央驻甘代表谢觉哉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第一任处长彭加伦、秘书长朱良才在五泉山与高金城见面，详细商谈研究了去张掖营救西路军的具体办法。为给高金城开展营救工作提供方便，谢觉哉提请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任命高金城为甘（州）凉（州）肃（州）三州抗敌后援会主任，赴河西开展工作。
身负重托的高金城，立即奔赴张掖开展营救工作。
8月7日，高金城到达张掖后，即以抗敌后援会主任的身份，广交各界人士，宴请地方官绅，声明恢复福音医院，接受抗日伤病员住院治疗，并在他的建议下，在大佛寺召开了抗日动员大会。
在会上，他发表抗日演讲，盛赞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并提出释放政治犯出来抗战等主张。他每日形影匆匆，忙忙碌碌，皆为抗日而言，皆为救人而呼。他广交各界人士，宴请地方官绅，表示这次来张掖恢复福音堂医院，就是要救死扶伤，让更多的战士能奔赴前线，投入抗日战争。
他想办法要回被马步芳部三百旅旅长韩起功伤兵医院占用的福音堂医院，召回他原在张掖培养的学徒们，并以缺少护理人员为由，找来了女红军王定国、徐世淑等人，以护士身份做掩护参加营救工作。
红西路军虽然战败，但无论是被俘人员，还是流散人员，都以宁死不屈的精神与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敌军对待红军被俘人员极其凶残，严刑拷打，动辄杀害甚至活埋，更多的被俘人员被编入“补充营”做修路、建房等苦役。
但逆境中的红军战士一心向党，被编入“补充营”里的红军被俘人员秘密组建了地下党支部，被关押在监狱中的红军干部也组成了甘州监狱秘密党支部。高金城很快通过党的关系先与流散红军中的临时党支部取得了联系，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营救。
高金城找到机会，向流散红军中的临时党支部成员传达了党中央的关怀、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和党在兰州建立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情况。在临时党支部密切配合下，高金城开始了营救红军失散人员的工作，利用福音堂医院做掩护，大力救治西路军伤残人员，福音堂医院的床位，经常住满了红军伤员，治愈后，一批又一批被送到兰州，由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
为了寻找红西路军领导干部陈昌浩等人，高金城东奔西走，四处打听，虽然没有得到陈昌浩的确切信息，但打听到陈昌浩已离开甘州的消息，通过秘密交通，立刻向党中央驻甘代表谢觉哉作了汇报。
不久，高金城得知，在甘州监狱中，西路军被俘人员也建立了党支部，并领导被俘人员坚持狱中斗争。同时得知张琴秋、刘瑞龙、魏传统等西路军干部依然被敌人重点关押。高金城将了解到的情况及时报告给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由办事处将情况转报党中央，由党中央通过上层统战关系进行营救。后来，张琴秋、刘瑞龙、魏传统等都被党组织想方设法营救出来。
为营救更多的人，高金城派人携带100多张传单秘密散发到流落到张掖南山一带的红西路军失散人员手中，向他们传递这样的消息：兰州已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正在设法营救西路军，让大家争取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回归革命阵营。
他不仅自己在做营救工作，也争取和影响更多的人投入到营救行列。高台县县长马鹤年、在河西经营“长兴泰”“馥兴泰”两大商号的商人刘芳、民乐县洪水区区长兼民团团长孙振铎等人也参与到营救和救助西路军的工作中。
有的利用职务为营救提供方便，有的捐款捐物，有的传递信息，为营救西路军做出了一定贡献。在高金城等人的多方营救下，先后有200多名红西路军流散人员回归革命队伍，也救治了不少饱受病痛折磨的伤病员。高金城为营救西路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高金城营救红西路军流散人员的工作，为敌发现和忌恨。敌人为他的营救工作设置种种障碍，看到高金城不为所动，就他列进谋杀的黑名单。有朋友获知此消息，为他的安全考虑，及时通风报讯，劝他迅速离开张掖，避避风头。但他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只想救出更多的人。他没有离开张掖，依然为营救工作忙碌着。
就在高金城又收容了十几名红军伤员住院治疗之际，敌人下毒手了，以请他出诊看急病为名，将他抓捕。高金城被捕后，敌人开始施刑逼供，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要他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交待放走了多少红军战士。
高金城大义凛然，高声赞扬共产党爱国爱民、抗日救国的伟岸业绩，痛斥敌人对西路军战士施加的暴行劣迹。敌人无计可施，于1938年2月3日（旧历正月初四）凌晨4时，将其秘密杀害于张掖大衙门后花园内。这一年，高金城52岁。
得知高金城被害的消息后，他的妻子牟玉光立即从兰州赶到张掖，向韩起功提出寻找高金城的要求，韩起功只得虚以应付。在找寻未果的情况下，牟玉光只好先返回兰州。
即使是在心情十分悲痛的情况下，牟玉光依然继承着丈夫的未竟事业。返回兰州时，她除带回只有10岁的小儿子高仕杰外，还不怕被敌人抓捕的危险，毅然带回了杨淑兰、万子英、钟成秀（钟一平）三名红军女战士，安全转送到设在兰州的八路军驻甘办事处。
1949年9月，张掖刚刚解放，我第一野战军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二军政委王恩茂就专程探望高金城烈士的遗孀牟玉光，向她表示慰问。
1951年，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高金城为革命烈士。同年，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同意张掖县为高金城烈士修建纪念塔，牟玉光携子女亲自撰文立碑，此碑现收藏于张掖甘州区博物馆。
1952年，甘肃省委在张掖召开纪念高金城遇难14周年大会。与他曾经一起共谋营救西路军大业的谢觉哉、伍修权、朱良才、彭加伦等人，以及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副书记孙作宾等，还有被他营救回来的西路军指战员魏传统、李开芬、王定国、杨淑兰、万子英、刘德胜等人都为他送了挽联，深切悼念烈士，颂扬高金城的不朽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