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象升江苏宜兴人，自幼勤学爱读，天启二年中进士。在读书之余，卢象升还非常好武。不仅遍读“古将相名臣之略、军国经制之规”，还练就一身武艺和惊人臂力（据传日常习武的大刀就重170斤）。

崇祯二年“己已之变”中，已任大名知府的卢象升募三千乡勇入京勤王获朝廷嘉许。次年迁山东布政司右参政，整饬大名、广平、顺德三府兵备并负责清剿太行、恒山一带的流寇盗匪。

注：广平、顺德等地古为天雄节度使辖区，故卢象升编练的民勇又被称为“天雄军”，但是天雄军始终是支地方团练武装，卢象升离开后并未带走。

卢象升练兵除了效仿古代名将的练兵良策，还独创了自己的“奇”。即从军中挑选身躯矫健、善于登高涉险的士卒组建一支小规模骑兵，专司偷袭、劫营以及交战时突袭扰乱敌阵。

此外卢象升也颇具人格魅力和感召力。他甘守清贫不贪财，对待士兵们“推食食之，解衣衣之”，作战时也冲在最前面，很是鼓舞士气。由此卢象升屡屡击溃盗匪、流民军保得一境平安。

崇祯七年三月，卢象升被升任为郧阳巡抚。当时郧阳地区三成人死于战乱，剩下的也大多逃亡或被流民军裹挟，可以说是百里无人烟。

卢象到任后，先是率几百人马夜袭流民军大营，暂时赶走流寇。然后整顿选拔官吏重建地方管理系统，并向朝廷申请减免赋税安抚百姓。接着抽调荆襄各卫后备士兵进行屯田种粮。最后整顿军队、严肃军纪，并在各村寨施行保甲法，压缩流民军活动空间和获得给养的途径。

经三个月的努力，郧阳局势趋于稳定，随后卢象升又跟随五省总督陈奇瑜出征平叛。率军由竹溪至平利等处攻打流民军，九战九捷斩首万余，将汉江以南的流民军几乎剿尽……

崇祯八年五月，卢象升被改任为湖广巡抚，三个月又后接替原来的上司陈奇瑜，坐上了五省总理（南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的位置，负责围剿东南地区流民军。

两年不到的时间从一个小小的兵备道攀升为首屈一指的封疆大吏，既是卢象升的能力，也是崇祯的病急乱投医 – 谁看着行就谁上。

面对沸腾的天下，崇祯只想尽快平叛。但他又不愿意正视问题并承担责任，配合他的臣属为他们排忧解难。或者说崇祯只关心结果，不关心臣属为什么获取不到他想要的结果。

当时朝廷最大的问题是没钱。因为缺饷，很多负责平叛的明军也哗变成了叛军。而朝廷想出的办法却是向已经揭不开锅的农户加征“三饷”，这能解决问题么？

卢象升在接到任命后连上“平寇十要”和“三大机宜”两疏，他认为这种搞法不仅难以筹出军饷，还会逼迫军民投身贼寇，朝廷会陷入越剿越多的死循环。他对应提出了“因粮输饷”，即向家境殷实的官绅加税。

熟计八年来强寇愈剿愈横，所在攻城掠野，大率皆由兵民从贼作贼，是以党类日繁。民从贼，多起于饥寒；兵从贼，多缘于缺饷 ……

乡绅每地粮一两助银二钱，士民地粮五两以上每两助银一钱，其自一钱二钱而外，及士民地粮不及五两，与夫兵荒应免之地，不得混征分毫。并以一年为止，向后不得借题科派 ……

卢象升说的想必崇祯也明白，虽然其中阻力重重，但这是唯一的可行办法。其实流民军用的也是这个方法，而且用得更狠。只是崇祯没这个魄力，并不表态就没有然后了。

根本问题不能解决，平叛只能是遥遥无期的事情。所以卢象升并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连上两份辞呈，崇祯不同意罢了。

崇祯九年正月，高迎祥率数十万流民军围攻南京北部门户滁州。卢象升率军南下救援，此战卢象升的“奇兵”之法发挥了奇效。以关宁军为主力的骑兵部队，通过突袭冲阵，很快就把庞大的流民军搞得战阵混乱进而全军崩溃。

此后卢象升又一路追杀，在七顶山再次大败流民军，流民军精骑损失殆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崇祯又下了一招臭棋。

当年五月末，后金入寇京畿。后金的目的是劫掠以及消耗明军实力，但崇祯认为这是奔自己来的，急令卢象升北上勤王。尴尬的是，在卢象升赶往京师的途中，后金已经满载北返了。可能是头痛医头，也可能是认为京畿的安全比剿灭流民军更重要。崇祯未让卢象升回任，改为宣大总督。

如此一来各路流民军如获新生“于是豫、楚诸贼遂大逞，不可复制矣”，这不仅对明朝、对卢象升也是一种打击。此后因父丧也因有些心灰意冷，卢象升连上七封奏疏得以去职返乡丁忧（陈新甲接任宣大总督一职）。

崇祯十年，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这个战略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流民军和后金的两面夹击下朝廷应该先对付谁？杨嗣昌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先与后金议和，全力平定内乱。

崇祯虽然接受了杨嗣昌的建议，但他却玩了个滑头。一面密令陈新甲与后金接触，一面又不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崇祯无非是想骑墙观望，哪边利好就站哪边。但这样也导致朝堂对于“战和”首鼠两端，围绕“战和”的矛盾与对立也愈发尖锐。

当时明军各镇分属各督抚、监军们管辖，这些封疆又无法干涉、管辖对方（直属崇祯领导）。他们对于“战和”的态度直接决定着各自的军事应对策略，这导致明军这个整体应对后金时混乱不堪。

不仅难以协调作战，互相不救援甚至成了常态，尤其是大家观念不一致的时候 ……

崇祯十一年九月末，后金入寇。崇祯夺情起用卢象升，命其总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兵马拱卫京师。卢象升闻旨后并未欣然受命，而是伏地痛哭请求解任。卢象升知道此时朝廷战和未明，一个不慎就将万劫不复。

十月平台召对，当崇祯询问应对之策时，早已风闻朝廷在秘密议和的卢象升答：“臣意主战，不主抚”。崇祯脸色一变，沉默一会后说：“外廷有是言，朕未之许也”。然后崇祯不再问策，让卢象升去找杨嗣昌、高起潜（关宁监军）商议。

崇祯的态度，也进一步加深了卢象升的顾虑，甚至有可能让卢象升感觉自己成为了皇帝的绊脚石。

其后卢象升在和杨嗣昌、关宁总监高起潜商议时，他更是说出了“袁崇焕之祸其能免乎”。这是在提醒主和的杨嗣昌不要忘了前事，也是在提醒，祸福在崇祯那里不过是一念之间。

此后卢象升与后金多次交手，但均未获取大的胜果。既有主和派使绊子的原因，也是当时明军战斗力的必然结果，紧跟着卢象升在重压之下的失误葬送了他自己。

十一月末，卢象升不知哪里来得来“后金欲去山西”的假情报。深信不疑的卢象升，先派王朴至山西布防，后又准备亲率主力前往增援。京畿的敌人都未清除干净，去山西干什么？崇祯严令呵止了卢象升的调动。

紧接着又发生一件怪事，在获鹿县被后金军围攻至陷落的七八天里，卢象升率部就驻扎在附近，但未去救援。具体原因不详，地方县志上的说法是“总督卢象升误信王朴之言，不应”。

这两件事叠加到一起，就激怒了崇祯（也有人认为是崇祯借题发挥，以剔除这个议和障碍）。

他下旨训斥了卢象升，并准备将其解职治罪由大学士刘宇亮接任。虽然在杨嗣昌的劝阻下，崇祯又改命卢象升“戴罪夹剿”并降职为兵部侍郎。但这让卢象升心中“袁崇焕之祸”的阴霾更为浓郁。

后金这次入寇，已致十几处州县失守、致仕重臣孙承宗全族遇害、数十万民众流离失所等等，这些锅都需要人背。

事实也正如此，崇祯后面(十二月十三日)又下了一道更为严厉的圣旨，这可以说是警告、震慑，也可以说是为秋后算账埋下伏笔。

卢象升侦探不明，调度无方，坐视各邑沦陷，毫无救济。向日敢战之谈，显是沽名欺众。姑念近经薄降，且著策励自赎。如再逗延虚饰，定行重治。

如果卢象升能看到这份圣旨（十二日战死钜鹿），他的理解应该会更倾向于后者。

十一日卢象升在钜鹿被包围时（清军当天下午才开始部署包围，第二日正式交战），他很清楚高起潜和他的关宁军就在五十里外的鸡泽。就算是高起潜不愿派兵来救，善于夜袭的卢象升还不能率部主动向鸡泽突围么？

最后也不是清军包围的极其严密，突围不出去。因为十三日血战最后，杨国柱、虎大威、李重镇等将校均溃围而出。而且卢象升可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他个人的战斗力在明朝将领圈子里是可以排在前列的。

因此钜鹿之战既是被围，也是卢象升主动入围。既是血战至死，也是卢象升主动求死。就像他临前说的“宁死沙场，不辱西市”。

如果皇帝不愿意担责任，那么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臣属都得背锅。所以当崇祯痛骂“诸臣误我”时，有没有认真想过诸臣为什么要“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