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发生后，就有传言，说是导致戊戌政变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袁世凯告密。第一条做这样记载的是民国时期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

八月初三日晚上，变法派人士谭嗣来到袁世凯临时住地法华寺劝说袁世凯勤王，袁世凯佯作答允。初五日，袁世凯在光绪皇帝让其回到天津后，立刻来到荣禄府中，说：奉帝手诏，令我把太后抓起来，把你荣禄杀掉。

荣禄惊慌，说：“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袁世凯道：“我这是特别来告诉您这件事情，以使您识破他们的奸谋，我们一起来保卫我们的太后啊！”

荣禄听了，极为感动，当即嘱咐袁世凯守天津，自己则乘火车微服入京，奔颐和园告之慈禧太后。

当时，慈禧太后已经躺在床上正准备睡觉，得知荣禄前来，召进内室，劈头就问：“是不是康有为等人谋变啦？”

荣禄回答：“是。”然后就把袁世凯告密的内容报告给了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大为恼怒，连呼“小子负心！”立刻命驾还宫，令荣禄准备调动军队。但是，费行简在说谎，或者说，费行简只是靠想象编织了袁世凯告密这样一个故事。据史料记载，袁世凯在该年八月初五日上午快要十二点的时候乘火车离京，到天津见到荣禄时已是下午六点了。曾评点过袁世凯函牍的史学家骆宝善曾对袁世凯见荣禄的时间作了细密考论：“京来火车下午三点钟到津，袁向荣禄表白、告密的急近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但外界并不知情，他必须不显山不露水地应酬一切。袁以超擢兵侍返津，天津文武各级官员早已筹备了盛大的欢迎会。《国闻报》载所谓‘同城文武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袁要端起官场仪态不慌不忙地出站，要同文武官员们行礼如仪，请皇上、太后圣安，然后入茶座同文武官员周旋、寒暄，报告陛见盛况，宣讲皇上圣德，然后告别，赴直督署。经查，天津火车站至直督署乘坐正式交通工具八抬大轿，大约近半小时路程。总算起来，袁从下火车至到达直署，确需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天津地区此时日落时刻为下午六点零八分。”

也就是说，如果荣禄不可能在晚上去北京告变。因为这个时间已经没有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了。告密是来不及的。

但非得有人把袁世凯推到告密台上，于是，有了另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荣禄是通过电报的方式告诉了慈禧太后。本年的八月十四日，日本驻天津领事给日本外相发了这样一份电报：“我从可靠方面获悉，中国皇帝突然被迫下野以及惩办康党，主要是因为皇帝在九月十九日(阴历八月初四日)接见袁世凯时，密令他从小站派4000名兵士到皇宫担任皇帝禁卫军。在袁世凯回小站的第二天，袁向后党分子直隶总督告密了，直隶总督立刻电奏慈禧太后，太后立即重新执政。”九天后，上海《申报》也不约而同地做了这样的报导：“先是本月初四日候补侍郎袁慰帅晋京陛见，康有为等曾奏请饬调新建陆军三千人，入京围颐和园，劫令皇太后改易服式，为天下倡，幸皇上天亶聪明，未为所惑，而慰帅微有所闻，即于初五日陛辞出京，密告荣中堂，电奏皇太后，宫寝得免震动。”

但从两份资料内容上就可以看到，袁世凯得知密谋的经过居然不同，显然都要归于错误中去。不过，他们说是荣禄通过电报的方式电奏慈禧这一点却是相同的。

在今天看来，电报不但合理而且很符合潮流，但在当时，荣禄却不可能采用这种方式。这跟当时北京城内电报房的普及有很大关系。在当时，北京中央各部门只有总理衙门和兵部设电报房，慈禧太后在颐和园，所以，如果电报发到这两个的其中一个地方后，就必须要有人来把它交给慈禧太后。那么，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呢，很可能是需要奕励这样的王大臣转递。

奕劻时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荣禄如果要发电报给他，应发往总理衙门。但总理衙门的保密制相当不完善，大臣张元济曾有过这样的一段记述:“有一天，我到总理衙门事务厅(即收发处)去，发现公文堆里有一封电报，签名的是俄皇尼古拉第二，电报是给光绪的。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由公使转呢?照例这样的电报应该立刻送给光绪的，但我一看，已经在事务厅里搁了二天......衙门里还有一个木橱，摆着和外国所订的条约。这样重要的文件竟不注意保存，任何人都可以开，都可以看。这种腐败的国家，哪能不亡国?”所以，荣禄为了保密绝对不会通过总理衙门去告密。况且，这自然不符合当时的大臣们的习惯，虽然已经设有电报房，但很多人都是通过人来完成信息的传递的。

难道袁世凯真的没有告密?

或者说，袁世凯的告密并不是引起戊戌政变的根本原因?

后人始终指责袁世凯是导致戊戌政变的告密者，那么，当事人袁世凯又是怎么说的呢？

袁世凯在后来曾补写过关于戊戌政变的一些事情叫《戊戌纪略》，许多年后，也就是1926年，曾是袁世凯的一名老部下把它发表在了《申报》上。

《戊戌纪略》在谈到那次沸沸扬扬的告密时，袁世凯这样写道：八月初五请(光绪皇帝)训后，“即赴车站，候达佑文观察同行。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语未竟，叶祖珪入坐，佑文亦来，外候至二鼓，不得间，只好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形备述，荣相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予谓：‘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筹商久之，迄无善策，荣相回署，复约佑文熟商。是晚荣相折简来招，杨莘伯在坐，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

如果《戊戌纪略》所言真属实，那么，袁世凯初五日那天晚上回到天津后仅向荣禄略述内情，而初六日早晨才备述详情。但袁世凯声称，皇帝对他有恩，荣禄也不想把光绪皇帝逼到死路上，所以初六日一天，二人都是在商量如何才能不牵涉到皇上，但商量了一天，也没有结果，直到晚上，他们也没有向慈禧太后汇报。但晚上时，那个上了请慈禧太后训政的杨崇伊就带来了太后训政的上谕。袁世凯这样说，只是想说明慈禧太后训政其后所导致的戊戌政变另有原因，并非因他袁世凯告密引起。

乍看起来，《戊戌纪略》纯粹是袁世凯在自说自话，因为变法派既然已经准备向慈禧太后动手，这样的大事已经属于谋逆，袁世凯与荣禄即使有天大的胆子也敢不立即汇报。但如果深究，还有一个解释可以相信袁世凯所言是事实。就在谭嗣同那夜访袁世凯希望他能勤王时，袁世凯很可能借故推脱，并且认为应该在慈禧太后九月份到天津阅兵时动手。谭嗣同很可能也认可了袁世凯的这一计划。所以，袁世凯与荣禄并不着急，因为离九月还有至少一个月的时间。

不过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我们要探讨的是，袁世凯告密是否导致了戊戌政变的发生，而不是慈禧训政。袁世凯在《戊戌纪略》中已经说得相当明白，他的确向荣禄告密了。

但又有问题出来了，大清朝廷于八月初六日发布垂帘诏，同时发布了拿办“莠言乱政”的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却没有夜访袁世凯的谭嗣同。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袁世凯与荣禄在天津还没有向慈禧太后传递关于谭嗣同的信息。

初七日，杨崇伊乘11时20分的火车离津回京，带回了袁世凯的告密内容。慈禧大怒，第二天，就令步军统领衙门密拿谭嗣同等人。一个名叫魏允恭的京官回忆了当时的情形这样说道：“南海（康有为)系奉太后密旨拿问，密旨中有‘结党营私，紊乱朝政’八字。适隔晚赴津，闻有获住之说。博（康广仁)已交刑部审讯。今早五更又奉密旨拿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四人。弟亲见步军统领监送登车，想已发交刑部。惟林旭尚未寻着，闻避往他处。此新政中至新者，其余外间传说纷纷不一…….总之，昨日上谕有‘门禁森严’等语，则幼博等人入内办事之说不为无因。慈宫震怒，究不知何人传递消息？且近日严拿各人，旨意甚密，竟有先拿一人，余人均未知悉者，是以新政诸人咸怀股栗。”

初九日，正式发布捕拿谭嗣同的诏书，内称：“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

初十日，慈禧太后命令荣禄即刻进京，其直隶总督职由袁世凯暂行代理。据袁世凯《戊戌纪略》所记，他在荣禄临走前与其相约：“誓以死保皇上”，且曰：“赵盾弑其君，并非赵盾，中堂世笃忠贞，现居要津，而皇上万一不安，天下后世，其谓中堂何？我亦世受国恩，倘上有不安，惟有以死报之。”荣禄给他的回答是：“此事在我与庆邸，决不至累及上位，勿虑也。良以慈圣祖母也，皇上父亲也，处祖母父亲之间，为子孙者惟有出死力以调和，至伦常之变，非子孙所忍言，非子孙所敢闻。”

袁世凯既然已经告密破坏了光绪皇帝的一切计划，为什么还要费劲反过来保护皇帝呢？袁世凯说皇帝对自己不错，事实上是个幌子。很有远见的袁世凯与荣禄之所以要保全光绪全是从大局着眼的。袁世凯对设法保住光绪皇帝是这样分析的：“当其谋乱之时，国之危机有三：倘其凶谋果逞，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其危一也；设予稍露主（圭）角，该党必将害我，以其党代之，内有悍徒，外有劲旅，何堪设想？其危二；或者发泄后荣相不即入枢廷，善为调和，保全上位，各国必将借口交讧，匪党挟以有辞，将至不可收拾，其危三。”

“各国必将借口交讧”，这才是他最担心的事情。果然，慈禧太后训政才三天，上海方面就有人发来电报说：“近日洋报纷议，殊骇听闻，英尤虑俄为所欲为，颇思先发。深宫举动似未可操之过急，以防彼族借口干预内政。”

光绪皇帝之所以没有被立即处死，跟这份有着很大的关系，当然也就验证了袁世凯从大局着眼的判断力。

荣禄进京后，很可能说服了慈禧对皇帝不可操之过急，要慢慢来。而对那些变法派，荣禄可绝不发一点慈悲。他建议慈禧太后不需要对被捉起来的六个人进行审讯，应该立即诛杀。两天后，也就是该年的八月十三日，“戊戌六君子”被杀。第二天，清政府公布了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状。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气的一次政变至此以流血的方式宣告了结束。

这件事情可以这样来阐述。袁世凯的确告了密。但他的告密是导致了戊戊六君子的被捉拿与被杀，而并非是导致了慈禧太后的夺回皇权。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袁世凯的告密，光绪皇帝同样会被已经在袁世凯告密之前就开始行动的慈禧拿下，变法派人士自然也不在话下。但由于袁世凯的告密，而直接导致的戊戌六君子的被杀却是一个意外。

许多年来，袁世凯被人骂得体无完肤，这次的告密事件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靶子。我们不能为袁世凯翻案，因为他自己也承认自己告了密。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慈禧太后杀机顿现的时候，袁世凯的告密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调料，而绝对不是原材料。他所以能背了这样一个黑锅这么多年，全是因为刻板印象，人们不相信他是个好人，所以就相信所有的坏事一一尤其是最为卑鄙的告密一事一-一就是他做的，也必须是他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