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后半时期，外戚与宦官往往是政敌，常为争权斗个你死我活。在外戚何进之前，已有好几任外戚因争权而死于宦官之手，无论是曾经权倾朝野的梁冀，还是名望出众的窦武，最后都败亡的干干净净彻彻底底。而这数十年来的互相仇杀，也让双方都损失惨重，所以这一届的宦官想玩儿点新花样，毕竟外戚跟外戚乃是皇权的左膀右臂，大家能不能联合起来共同镇压士族分享天下呢？于是，当年汉灵机即位后不久选采女，宦官郭胜就在南阳选了屠户之门的美少女何氏进宫，并一路保驾护航，将其送到汉灵帝的床上受尽恩宠而得封皇后。何皇后得宠之后亦投桃报李，将自己妹妹嫁给了官宦头子张让的养女，双方结为政治同盟。这，就是宦官的第一次外戚养成计划（难道还有第二次？）

这计划其实是相当犀利的，可以说是命中了士族党人的死穴。在外戚与宦官的联手压迫下，士族党人在短期内似乎再无翻身可能了。然而就在这时天下发生了一件大事，让党人的政治局面顿时改观。

这件大事，就是黄巾起义。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数十万信奉“太平道”的黄巾军在其首领张角的振臂一呼下突然同时发难，各从冀州、颍川、南阳三个方向对洛阳形成了包围之势，他们在冀州抓了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在幽州杀了太守刘卫和幽州刺史郭勋，在荆州杀了南阳太守褚贡；这下各地的官老爷们可吓坏了，于是“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内，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后汉书·皇甫嵩传》）。

所谓“太平道”，就是东汉道教的一个分支，因其尊奉的主要经典《太平清领书》而得名（注1）。道教乃至太平道的兴起，或与东汉末年流行全球的大瘟疫有关。汉桓帝延熹年间，西亚的塞琉西亚（今巴格达附近）爆发了安东尼大瘟疫（Antonine plague），恰逢罗马与安息在此大战，结果瘟疫随着军队与难民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导致全球人口在2世纪末反复爆发的疫情中大量死亡。见于中国史载的就有23次，其中桓帝时三次，灵帝时五次，献帝时15次。

罗马人也好不到哪里去，短短15年间，帝国十分之一的居民就因此罹难，罗马皇帝路奇乌斯·维鲁斯亦因瘟疫去世。在一些地区，三分之一的人口丧生。希腊医生盖伦在其著作《论治疗的方法》中描述了染上瘟疫的症状，包括发高烧、口渴、呕吐、腹泻并伴随着干水泡形成的黑色溃疡性皮疹。第三世纪危机高潮时，瘟疫又卷土再来，251年，一种名为“西普里安瘟疫”的传染病在埃及爆发，很快传染全国，毫无抵抗力的罗马人纷纷中招，这空前的传染病又持续了整整15年之久，高峰时期，罗马城内每天的死亡人数高达5000人。公元270年大疫，又杀掉罗马皇帝克劳第乌斯·哥特库斯（即克劳狄二世）在内的无数罗马人以及大批与其对敌的哥特人（哥特库斯即Gothicus，意为哥特克星）。

总之，频繁的战争与世界贸易路线的发展，把欧洲、亚洲和北非有效地连接成了一个巨大的病菌繁殖场，当时全球四大帝国东汉、罗马、安息、贵霜的衰亡，都与这场旷日持久的瘟疫有关。而瘟疫最终促发了宗教的诞生。

据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的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各大宗教，都与瘟疫有着脱不开的关系。比如在温暖潮湿、瘟疫频发而充满了悲观主义倾向的古印度，三千多年前就出现了种姓制度与婆罗门教，威廉·麦克尼尔研究指出，这或许与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时害怕被当地土著感染病菌有关，种姓制度起到了一定的隔离作用。而2世纪末那场席卷全球的大瘟疫，则不仅促成了基督教在罗马成为国教，也让佛教在亚洲得到广泛传播。归根结底，宗教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死亡的解释，它们认为死亡是对痛苦的超脱。这样的解释可以让信徒减少因疾病丧失亲人的伤痛感。

我们知道，道家的关键也就是一种对生活的超脱态度，即顺其自然，平静而安详地接受世间的一切兴衰苦难。而从道家到道教，则由“道”（哲学原理）发展到了“术”（具体方法）；所以张角的切入点就是用这种思想来治瘟疫，方法有四种，一是“跪拜首过”，二是饮符水，三是斋戒祭祀，四是“沐浴端精”，总之是叫你静心、净口、净身、净天地，大家都注意卫生，天天洗洗洗，结果有些人还真不得病了，然后就信了，就是这个道理。基督教的洗礼，印度教的浸浴，穆斯林禁吃猪肉（寄生虫太多），也都是类似的道理。在巴蜀汉中传教的五斗米道首领张修，甚至“加施净室，使病人处其中思过”，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隔离方法，对控制瘟疫是相当有效的。另外，道教还教你养生修行，助你早日得道成仙，这其实跟佛教的脱离苦海、基督的上天堂一样，都是在解决大瘟疫后人类畏惧死亡的问题。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鸦片也有治疗的一面，当人民痛苦到不行的时候，至少还有宗教可以镇痛，它是给社会托底的，

这正是“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孟子·尽心上》），一件新生事物出现，总是历史长流所堆叠汇聚的结果。而道教就是中国民间在两汉四百年间一路吸收了道家墨家思想，儒教中的阴阳五行谶纬思想，以及巴蜀之巫鬼、东海之方术、昆仑神话之西王母信仰，等等等等，杂糅而成的一种宗教。其教主张角虽然在历史上出身不明，面目模糊（注2），但实在可以说是个天才，他在这种杂糅的宗教思想的基础上，又效仿西方佛教与拜火教等天启宗教的先进传播模式（注3），再借助行医这个极具迷惑性与掩护性的传道方式，同时还借鉴先秦墨家秘密结社的组织方式，划分教区，培训教团干部，很快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民间宗教团体。到了汉灵帝光和年间，太平道已有信徒数十万，于是张角野心膨胀，竟然图谋武装颠覆东汉政权，开创一个宗教新纪元。事实上，若非叛徒告密，让太平道潜伏于京师的地下核心组织被东汉朝廷粉碎（注4），张角的图谋说不定真得会实现。

不过，黄巾军浩大的声势仍然让灵帝感到恐惧，他如梦初醒，立刻召集群臣会议，讨论如何镇压叛乱。大战在即，武将的地位自然提高了。凉州名将北地太守皇甫嵩率先站了出来，提出“发精兵、诛贪浊、赦党人、选将帅、出中藏钱（皇帝私房钱）”五大建议。中常侍吕强也谏言道：“党锢久积，若与黄巾合谋，悔之无救。”灵帝最害怕的就是党人与黄巾合流（注5），于是赶紧宣布大赦，与党人集团进行和解。至此，实施了数十年的党锢宣告解除，赋闲已久的知名党人们纷纷升官出道，开始帮助帝国镇压起义。如曹操的好朋友袁绍任虎贲中郎将，由原先的五百石县长直升二千石禁军大将，其所执掌一千五百名虎贲郎（即西汉时的期门骑），乃是皇帝的核心禁卫部队，可谓大受重用；另外，还有尚书卢植为北中郎将，何颙任北军中候（掌监北军五校）；王允任豫州刺史；刘表任大将军掾，郑泰任尚书侍郎，荀攸任黄门侍郎。灵帝又让公卿们出马、弩，将门及吏民们出子弟，就连宦官们也纷纷拿出家财以充军费，整个朝廷一片众志成城的模样。

注1：又名《太平经》。“太平”一词乃东汉中期产生的一个泛宗教用语。东汉儒教公羊派学者何休继承董仲舒之思想，提出“三世异治说”，也就是说社会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即“衰平世”“升平世”和“太平世”。所谓“太平世”，就是一个天下大同的世界；道典《太平经》曰：“太者，大也；平者，正也。”所以“太平”就是大公正，亦有“大公无私”之意；东汉佛经汉译文之中，亦有“众生平等”之语。这些都体现了东汉以降士民与宗教期望以公社运动抵抗乱世的趋向。

注2：历史上张角的出身信息极少，我们能找到的只有西晋葛洪的《抱扑子》：“曩者有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欺诱百姓，以规财利，钱帛山积，富逾王公，纵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弦成列，刺客死士，为其致用，威倾邦君，势凌有司。”可见张角等道教首领拥有巨大的财富，并非普通平民流民。

注3：当然，在佛教发展提供范式之前，道教都没有发展出道观以及完备的道士等级和教规等（苗建时《道教简介》）。而中国佛教在发展初期，也援引了部分老庄思想来说明佛教教义，二者实有融合的趋势（姚大中《姚著中国史》第三卷《南方的奋起·宗教与宗教思想史展开》）。

注4：黄巾起义爆发的时间大概在3月22日。有学者指出，这次叛乱按计划应在当年晚些时候发起，可能是农历五月，那时庄稼已经完成种植、获得丰收。但叛徒的出现不仅让黄巾的京师组织全灭，也让他们被迫提前起义，导致地里的粮食无人收割，义军的后勤难以维持，帝国的经济也由此遭受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