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李大钊被施行绞刑，施刑时间长达40分钟，24年后真相大白

李大钊出生的那个年龄段，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社会的末期，这时期的国家和民族已经陷入生死存亡的边缘，在这关键时刻，无数国人开始觉醒，纷纷参与各类自救活动，在这些有识之士的积极运作下，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后中国陷入了新民族文化运动，在这期间发生了五四运动。

李大钊作为黑暗中执拿火炬的关键人物，他为无数后人革命之路，照亮了一条康庄大道，等待有志之士为新中国的崛起而奋斗。

然而，李大钊的举动引起了一些守旧势力不满，这当中关键人物便是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那时候张作霖刚击败段祺瑞成为北京城的老大，所以他绝对不允许有人敢于批评他，这时候李大钊为首的有识之士站出来批评张作霖，号召大家反对独裁统治，这当中李大钊的言论最为严厉，张作霖对此十分不满且不安。

于是他来了吴郁文前去缉拿李大钊，为了能最好的抓到李大钊，他们制定了严密的计划，经过一番波折后，成功抓获李大钊，李大钊被抓获后，敌人对李大钊等人残酷的折磨，可李大钊等人坚韧不屈，坚决不愿背叛初衷，敌人对此没有一丝办法，将这件事情上报到张作霖处，张作霖下令处死李大钊。

当决定处死李大钊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全国上下一致反对，但张作霖不为所动，而是坚决下令处死李大钊等二十位革命先烈。

处刑的那天，李大钊是第一时间上绞刑架，而他在上面被足足吊了40分钟才牺牲。

那是个极痛苦的瞬间，可以说李大钊是在极大痛苦中牺牲，那么这件事情，究竟怎么回事，今天一起回忆下那段往事。

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字守常，河北乐亭人。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腐朽腐败的满清刚和日寇签订马关条约，可以说那个时期是个绝望难受的岁月，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害让国家陷入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一些不甘屈服的有识之士纷纷站出来拯救危亡。

出生于这个特殊时代的李大钊幼年时被接受良好教育，长大后又奔赴日本留学，在这期间他见识到了帝国主义侵扰中国的惨剧，在这个惨剧中成长出来的李大钊，认识到想要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除了革命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于是他勇于成为了那个在黑暗中执拿火炬的人，而他的举动也让无数迷茫的人，找到了一条康庄大道。

“三一八”事件后，北洋军政府头目段祺瑞和张作霖对主导游行的李大钊极度不满，四处开始抓捕李大钊，开始的时候，李大钊还是有机会可以逃脱敌人抓捕，但是为了大局考虑，李大钊决定来到苏联大使馆，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这期间北洋军政府并没有放弃对李大钊抓捕计划，党员闫振山和厨师张全印被抓，但是两人没有透露相关信息，这让敌人十分不满。

但这依旧没能确定李大钊在苏联使馆的具体住处，所以他们又继续侦查，他们发现中央党部有在设置在东交民巷的苏联兵营中，由于不敢轻易得罪苏联，所以他们只能继续监视。

于是他们加大了对苏联使馆监视力度，在这期间，他们抓捕了李渤海，于是第一时间展开了审讯，贪生怕死李渤海则是将李大钊的下落出卖了。

抓到了一名经常进出苏联使馆的人李大成，而后经过一番威逼利诱后，李大成交代了李大钊在苏联使馆的具体住处，李大成也成为了一位可耻的叛徒，之后他按照吴郁文的要求，不断进出苏联使馆，同时将各类信件交给吴郁文，吴郁文则是将这些信件转交给警察总监陈兴业，陈兴业则转交给张作霖。

1927年4月6日，吴郁文带着300人闯进苏联兵营，直接来到苏联使馆区。

这次行动前，张作霖让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次长吴晋，找到了荷兰大使馆，会见使馆区领袖公使欧登科，让他不干涉抓捕李大钊的行动。

一切都完善后，吴郁文第一时间冲进苏联使馆区，在看到大量北洋军警闯入后，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鸣枪示警，但是依旧没能挡住北洋军警，吴郁文以最快速度抵达李大钊所居住的小洋楼，将其成功抓捕，这次行动中，总共有60人被捕。

吴郁文则由于在抓捕李大钊的行动中表现十分出色，被晋升为陆军中将军衔，授予二等文虎勋章，张作霖失败后，他又投靠了老蒋，抗日战争时期，又投靠了日寇，成为了一名可耻的汉奸，新中国成立后，吴郁文伪造了身份，躲在了北京。

他的上级陈兴亚和同事雷恒成、蒲志中三人也获得张作霖的嘉奖，这一天，几人都十分高兴，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份嘉奖也成为了几人之后的罪证。

李大钊被敌人抓获后，敌人第一时间开展了审讯，希望能从他的口里拿到想要的答案，然而李大钊始终闭口不言，没有出卖任何一位同志，并写下了《狱中自诉》这让张作霖很是愤怒，很想将他处于极刑，可由于外界给与了他巨大的压力，这让张作霖不敢轻易处置李大钊，于是他开始询问身边人，身边人都赞成处置李大钊，可这依旧没有让张作霖下定决定。

老蒋在知道张作霖抓获李大钊后，给张作霖去了一则密电，要求他处决所有人以免后患，张宗昌也急电张作霖，让他尽快做决定。

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张作霖决定不顾社会舆论压力，指派王振南等法官和陈兴亚组建“军法会审”，判处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死刑。

当天下午一点，六辆警察载着李大钊等20人至西交民巷京师警察厅看守所行刑，李大钊十分镇静第一走上行刑台，行刑前，三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连续受刑三次，时间达到了40分钟，整个过程“神色不变，从容就死。”

李大钊之所以会连续受刑三次，根本原因，就是京师警察厅看守所的我绞刑架是国外进口，又是第一次使用，所以刽子手使用不熟悉，因而才会导致连续执行三次的悲剧，这次行刑是从下午两点到五点，三个小时时间让20名烈士全部壮烈牺牲。

1949年2月，北平顺利解放，叶帅和彭真率领部队提前进入北平，接管北平公安局，维稳北平治安。

在叶帅的安排下，朱文刚被任命第七公安分局局长，很快他便走马上任，上任后第一份要务，就是要接管功德林监狱。

来到功德林监狱后，他在其中一个房间发现了一个十分巨大的绞刑架，刑侦经验丰富的他，第一时间就认出这个是用来杀人的刑具。

于是他便询问身边的旧警察，开始的时候旧警察还不敢说，可在朱文刚一再逼问下，在告诉朱之文，这个绞刑架曾经处死过李大钊。

当得知这个绞刑架曾经处死过李大钊，这让朱之文十分镇静，于是他让旧警察看好绞刑架，自己则是第一时间回到局里汇报，北平市公安局长谭政文在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来到了彭真办公室，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彭真。

彭真得知情况后，立即意识到这个绞刑架是个革命文物，于是他立即通知文物接管通知，让他们一起和负责文物方面的民警送到北平历史博物馆，这座绞刑架在之后被编为0001号。

10年后，革命历史博物馆建立后，这座绞刑架被移送到革命博物馆珍藏，到现在一直占据重要革命博物馆重要展位。

接着，彭真要求公安局，不惜一切代价抓捕当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由于已经过去22年，抓捕全部凶手确实有一定难度，所以改为了抓捕主要凶手。

很快市公安局，开始了慎重的鉴定，张作霖这位罪魁祸首早就已经死去，所以执行这件事情的吴郁文，王振南，雷恒成，陈兴亚，被视为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

两年后，北京市公安收到了一份信函，得知当年负责抓捕李大钊的总指挥吴郁文如今已经改名为吴博哉，潜藏在鼓楼湾一带。

为了可以更好辨别这个线索真假，侦查员温振海负责这个任务，很快他来到了鼓楼湾寻找吴博哉，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找到吴博哉，而是找到一位叫“吴博斋”的人，69岁，居住于旧鼓楼大街4号。

虽然名字有些不一样，但他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吴博斋”有可能就是吴郁文，于是他来到了鼓楼大街4号，很快便发现居住后，他以找人为名编了一个名字，然而屋里的老人表示，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接着他立刻退出了屋子，在一旁和几个老大爷闲聊，其中一个老大爷知道鼓楼大街4号老人的身份，说他以前在张作霖下面当差，十分神气，而后张作霖倒台后，之后投降了老蒋和日寇，那时候他可神气了，解放后就没有在走出过院子。

得知消息后，他十分肯定刚才那个老头就是吴郁文，但这依旧不能确定他是吴郁文，于是他打算继续侦查，好在这时候，调查员发生了那份当年张作霖授奖晋级的文档，这份档案里记载，由于吴郁文在抓捕李大钊中立下功勋，晋级为陆军中将军衔，授予二等文虎勋章。

了解情况后，他判定居住在旧鼓楼大街4号的就是吴郁文，于是将这则消息告诉了相关同志，这时候一些同志觉得吴郁文已经那个情况了，就没必要抓了，因为抓了后，还要负责照料他，所以完全没必要，由于大家在这件事情没办法达成一致，所以这件事情被报到了彭真那里，彭真下令：“哪怕他只剩下一口气也得抓！”

1951年6月20日，一辆绿色的吉普车来到了旧鼓楼大街4号院前，执行科长杨永宣进入了院子，当看到几名警察进来后，他似乎明白了什么，费劲站了起来。

“你是吴郁文吗？”杨永宣问。

“你们搞错了吧，我是吴博斋”吴郁文面无表情表示，似乎早就料到了今天。

杨永宣也没有和他废话，直接拿出一份逮捕令：“今天不管你是吴郁文也好，还是吴博斋也罢，都要跟我们走一趟！”

吴郁文则是表示：“放过我吧，我的双腿已经走不了路了。”

“那也得跟我们走！ ”杨永宣说完，和几名民警一起，连架带托，把吴郁文弄到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