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陈伯达被批准保外就医。

与此同时，在河北石家庄工作的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收到了一封信，信中告诉他父亲的保外就医的情况，陈晓农收到消息后，立马就赶到了北京。

陈伯达一生有过三次婚姻，但三次婚姻其实都不是很顺利，后来保外就医后，三个妻子都住在不同的地方，没有一个愿意和他生活，

在所有的子女中，就只有他与第二任妻子余文菲所生的儿子陈晓农同他关系还不错。所以照顾他的重任，自然也就落在陈晓农身上。

然而让陈晓农诧异的是，当他到北京复兴医院的时候（以前来过几次），却被告知，陈伯达并没有被安置在这里，而是被转移到了友谊医院的高干病房里。

父亲所享受的待遇，让陈晓农也吃了一惊，这也意味着父亲似乎不再是个囚徒，而是能够享受正常生活了。

不久之后，陈晓农从石家庄被调回北京工作，负责照顾陈伯达的衣食起居。

陈伯达保外就医后，对他居住的地方，组织上其实颇费了一番功夫，因为陈伯达几次强调：

“我只住得惯平房。”

陈伯达不仅不喜欢住楼房，而且不喜欢坐沙发，当年他看到首钢厂东门办公厅院子里只有一座砖砌的拐角平房和几排油毡盖顶的工棚式的房子，还曾高兴的夸赞：

“艰苦朴素，脚踏实地！”

在过去工作期间，陈伯达也只是住平房，要么就住四合院，就算是住楼房，也只是住两层楼的楼房，当然晚年陈伯达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主要也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爬上爬下很不习惯。

他的这个要求，让组织上确实为难了一段时间，因为一时半会儿找不到独门独院的平房，新建的楼又都是楼房，后来实在找不到，只好将陈伯达安排在北京东郊一处新建楼房的顶层居住。

不仅如此，组织上还安排了一名公安老萧，就住在他对面，一方面保障他的安全，二来替陈伯达挡住一些来访者。

不管如何，陈伯达晚年生活，过得还是相当安逸的。

1904年，陈伯达出生于福建泉州市一个破落的秀才之家，早年就读于集美师范学校，当过小学教员，1924年又在上海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学习。也就是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陈伯达受到了中共早期党员、福建人张觉觉的影响，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

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陈伯达加入了国民党。并参加了北伐战争。

然而不久之后，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就在这个前途未卜之际，陈伯达却选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隔多年后，陈伯达还对自己当年入党时的经历印象深刻：

“我是在蒋介石、国民党清党大屠杀的时候，在上海申请入党的。在大屠杀的反革命恐怖中，在各大报纷纷登出共产党组织被破坏和大批叛徒自首启事的恐怖中，我自愿列在伟大共产党队伍中，就免了我入党的候补期。”

一直到晚年，陈伯达始终为此事感到骄傲。

在参加革命期间，陈伯达也曾被捕过。

1931年春，陈伯达被派往天津，在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然而不久之后，中共顺直省委遭到敌人破坏，省委书记许兰芝被捕后叛变，导致了顺直省委一大批同志被捕，陈伯达也因被出卖而逮捕，后来在狱中被判刑两年半，关进“北平军人反省院”服刑。

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并改组北方局，提名彭真任组织部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部长。

到这一年，陈伯达也不过才32岁，但在党内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地位。

然而，接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陈伯达很想完成自己的著述，天津当时混乱的情况，特别是后来日寇侵略的情形下，陈伯达不愿意留在这里，向组织上提出到延安去的想法，当时延安正巧也缺干部，所以同意了陈伯达赴延安的请求。

可让陈伯达也没有想到的是，他到延安后一开始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算得上有些不得志。

一方面是因为陈伯达为人处世有些怪，不容易交往；另外一方面，和他不擅长讲话有关。

据熟悉他的师哲回忆：

“……除了读书和写文章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生活内容。”

“他的屋里臭烘烘、乱糟糟，桌子上、床上、地上堆满了书，根本无处下脚......“

陈伯达到延安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教书，但一口的闽南话实在让人难懂，没办法，陈伯达就只能用粉笔写在黑板上，在陕北公学教了一段时间书，陈伯达又被调到了中央党校教书，但还是一个问题，就是学员们反映听不懂方言，以至于当时陈伯达授课，学校还得专门给他配一个翻译。

更为关键的是，教书本就非陈伯达专长，熟悉他的人都说，陈伯达这个人有才，但不擅长讲话。

因为方言难懂，所以陈伯达有时一边说话一边比划：

“急国急国（这个这个），痛不痛（懂不懂）？”

有趣的是，在所有人中，谢富治（湖北黄安人）反倒能听懂他讲话，时常替他翻译，陈伯达心里也很感激他：

“你是不杀（菩萨），你是不杀！”

对陈伯达来说，他更擅长的应该是做一个政论家，然后写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大家注意。

都知道陈伯达曾当过毛主席的秘书，而且在毛主席身边一工作就是31年。

那么他是如何得到毛主席赏识的呢？

陈伯达在延安时，曾在马列学院教书，校长就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

一次，毛主席偶然过来，张闻天给毛主席介绍陈伯达，但毛主席每天工作日理万机，加上陈伯达为人也不是很突出，毛主席没记住他。

然而就在不久后，陈伯达在延安参加一个理论座谈会，毛主席也在会场上，那时大家都在争论孙中山的思想阶级性，有人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也有人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

毛主席一直没说话，就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不一会儿的功夫，陈伯达站了起来，他的发言并没有偏向于哪一种观点，而是采取了对立统一的态度。

“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

讲过几次课，陈伯达也知道自己闽南方言其实不大好懂，所以此次发言他尽可能说的慢，以便人们能够听得懂，可让陈伯达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发言结束后，坐在一旁的毛主席却开口说道：

“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

会后，毛主席把陈伯达留了下来，问了一些他的情况。

那时毛主席对中国古代哲学感兴趣，而陈伯达则是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过先秦诸子课，交流的多了，就有了共同的话题，毛主席后来提议，让陈伯达在延安举行中国古代哲学讲座。

尽管陈伯达的闽南话依旧难懂，但每次讲座毛主席都要去，毛主席一去，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也都跟着去，一来二去，陈伯达的名气也打响。

1939年，张闻天找到陈伯达，提出工作调动的问题。

原来在一来二去的交流中，毛主席看重陈伯达的才干，希望能调到他身边工作，陈伯达自然欢欣鼓舞，不久之后，陈伯达出任了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而那时毛主席是中央军委主席，所以陈伯达理所当然的就成为毛主席的政治秘书。

虽然陈伯达的职务后来屡有变动，但基本上就没有再离开过毛主席身边。

应该可以这么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使得陈伯达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

陈伯达一生写了很多知名的篇章，被誉为是“党内一支笔”，不过这个称号似乎很多人都有，比如胡乔木、舒同等等，但最出名的还要数陈伯达。

1943年，在蒋介石授意下，其侍从秘书陶希圣写了本书《中国之命运》，这本书从头到尾宣扬的就只有一个理论：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蒋介石才能救中国，并污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为了发行这本书花了很大力气，用最好的纸张印刷，但买的却很便宜，让老百姓都能买得起。

因为该书影响很大，毛主席也决定反击，他对陈伯达、范文澜说：

“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作文章呢！”

陈伯达后来花了三天功夫，写了《评蒋介石先生〈中国之命运〉》，毛主席看了以后，略做了修改，并去掉了题目中“蒋介石先生”五个字，并于1943年7月21日公开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因文章文笔犀利，该文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空前绝后的影响，甚至还被翻译成英文发给外国友好人士，美国左派人士甚至据此撰写文章批评蒋介石，称《中国之命运》是法西斯主义。陈伯达也因此而名声鹊起。

蒋介石下令严禁此文章，并对撰写文章的陈伯达恨之入骨。

也许是因为这篇文章打通了陈伯达的“任督二脉”，陈伯达后来又连续撰写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重要文章，一直到解放后，陈伯达始终笔耕不辍。

周恩来也盛赞陈伯达：

“他是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

1945年中共七大会议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递补为中央委员，到1956年八大召开后，陈伯达已经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到那个特殊年代开始以后，陈伯达一下子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一直到1970年以后，陈伯达的命运才急转直下。

毫无疑问，陈伯达是个有才的人。

师哲就曾评价他“陈伯达的书本知识确实丰富,需要时,信手拈来”，也有人评价他“学问是三流的,政治是二流的,文笔是一流”。

然而他终究还是走错了路。

尽管如此，组织上仍然给予了陈伯达特殊的优待。

陈伯达晚年定居在北京，组织上每个月给他发100元生活费，但他仍然沿袭年轻时的习惯，把大部分钱都拿来买书，而且笔耕不辍，陈伯达晚年还向中央提交过不少研究成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伯达书法相当好，在延安时期著述，书名都是他自己题写的。

不过唯一的问题是，陈伯达很喜欢吃水果，因为把大部分钱都买了书，剩下的钱也不够买水果，于是他给中央写信，希望能增加一点生活费，中央考虑后，最终决定，在原来100元生活费的基础上，每月多加200元。

之前我们提到过，陈伯达一生有三段婚姻，但三段婚姻他都没有处理好关系，最终导致了分离婚。到了晚年定居在北京，三个妻子没有一个愿意和他生活在一起的。

陈伯达同结发妻子褚有仁，有一个孩子陈小达，与第二任妻子余文菲有一个孩子陈晓农，与第三任妻子刘淑宴，两人育有一子一女，儿子陈小弟、女儿陈岭梅。

陈小达在苏联留学过，学的还是物理学，但因为人生过于坦途，回到国内后不能适应生活，加上感情上出现问题，最终选择卧轨自杀。陈小达的死对陈伯达、褚有仁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陈伯达的小儿子陈小弟命运也很坎坷，因为遭受了一些打击，导致了精神很不正常，生活上不能自理。女儿陈岭梅后来嫁到了南京，身边也有公婆需要照顾。

所以照顾陈伯达的重任就只能落在二儿子陈晓农身上。

陈晓农自幼生活在父亲身边，同父亲的感情也很不错，陈伯达对这个儿子的期望也很高。

1965年，陈晓农报告大学，原本是打算学文科，然而陈伯达却认为，百无一用是书生，千万别学文科。因为报考专业的事儿，父子两人闹了矛盾，后来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陈晓农就报名去了内蒙古插队。

因为陈晓农显赫的家世，当时媒体上还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

对父亲的那些事情，陈晓农基本上是不了解的，后来从内蒙古回来，陈伯达给儿子托关系找了石家庄制药厂的工作，但却提出要求：

“不要让他当干部，让他当工人，从学徒做起。”

陈晓农一直在药厂当学徒工人，虽然社会那时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基本上没有波及到他身上。

1970年10月，陈晓农从学徒转为正式工人，他高兴的给父亲写信，希望能回去见面，然而陈伯达的秘书却写了封回信给他：

“你不要在这个时候过来，你父亲不在北京。”

一直到后来，陈晓农才知道实情的原委。

陈晓农后来就在石家庄制药厂工作，后来同制药厂的女工张兰华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母亲余文菲也搬到了石家庄，帮忙照料小孙子。

对于儿子陈晓农被安排去照顾陈伯达，余文菲显得很大度，一开始陈晓农很犹豫，毕竟自己母亲在石家庄，身体也不是很好，可余文菲虽然不愿意同陈伯达一起生活，却赞同儿子搬到北京去照顾父亲。

陈晓农夫妇搬到北京后，就开启了两头跑的日子，远在南京的陈岭梅虽然不常见面，但偶尔也会写封信回来，给晚年的陈伯达带来极大的安慰。

一直到晚年，陈伯达的日子终归平静了下来。

作家叶永烈晚年曾多次登门采访陈伯达：

“在陈伯达晚年，我是独家采访陈伯达的人。”

叶永烈上门采访之前，做过很多功课，后来两人见面后，聊得事情也比较多，一开始陈伯达很反感叶永烈用录音，后来是叶永烈再三保证，只用于写他的传记，保证不会外泄，陈伯达才勉强同意。

与其说是叶永烈登门采访陈伯达，倒不如说是一个后生晚辈在听老人絮絮叨叨讲过去的事儿。

也因为叶永烈登门的次数很多，陈伯达与他结下了深厚的缘分，两人之间聊得也越来越深，再到后来，两人时常聊得忘了时间，导致叶永烈错过了末班车，每当这时，陈伯达就会留他在家中住下。

叶永烈北京、上海两头跑，一边采访，一边结合整理来的资料，撰写陈伯达的传记。

1989年5月10日，叶永烈写出了初稿，本来他还想请陈伯达来审定这部传记，但陈伯达却摇头拒绝了：

“我年老眼花，无法看这么长的稿子，还是不看了吧，我相信我能够写好这本书。”

叶永烈也是后来才知道陈伯达不愿意审阅书稿的缘由：

“……他以为由他自己来审阅《陈伯达传》，诸多不便。因为他要对每一章、每一节表示认可或者否定，这等于要他对他的一系列历史问题进行表态。”

1989年9月13日，中秋节前几天，叶永烈最后一次见到了陈伯达。

两人仍然如同以往那样畅聊，一直聊到天黑，而且让叶永烈高兴的是，陈伯达同意和他拍照，一连拍了十几张。

临走时，叶永烈请陈伯达赠诗，陈伯达挥笔写了这样一句：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这句话也应该说是陈伯达晚年的一个心态。

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因心肌梗塞去世，终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