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李仙洲获释，疑惑地问周总理：韩练成怎么成开国中将了？

1960年深秋的一天，在中南海西花厅里，发生了一段令人深思的对话。刚刚获得特赦的前国民党将领李仙洲，以黄埔一期学生的身份拜见周恩来总理。两人相谈甚欢，但李仙洲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13年前的疑问。他犹豫再三，终于开口问道：＂总理，1947年莱芜战役时，我率领6万大军都没能突出重围，韩练成军长是怎样只身逃脱的呢？而今天，他不仅安然无恙，还成了开国中将？＂周总理闻言，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这个问题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人秘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又牵扯出了哪些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一、莱芜之战前的布局

1947年1月，山东战场上局势瞬息万变。陈诚抵达新安镇后，立即着手部署＂南北对进＂的战略计划。他调集了李延年第二兵团、刘汝明第三兵团以及张灵甫第四兵团等三路精锐之师，总计15万人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进攻阵型。

陈诚的部署颇具匠心。他让三路大军保持2至3公里的间距，既能互相策应，又不会过于分散。这种战术在鲁南战役中屡试不爽，让华东野战军多次难以寻找战机。同时，他还在济南一带部署了王耀武指挥的北线部队，准备与南线部队形成夹击之势。

然而，这个看似完美的计划却暴露出一个致命弱点。陈诚过分注重对临沂的进攻，将大量兵力集中在南线，导致北线兵力相对薄弱。这个战略失误为华东野战军创造了重要战机。

就在陈诚部队向临沂推进时，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密切关注着战场态势。2月4日，一封改变战局的电报从延安发出。电报中，毛主席指示陈毅、粟裕二人：＂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这个指示打破了华东野战军指挥员的固有思维。

陈毅接到电报后，立即召集军事会议。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放弃与南线敌军纠缠，转而集中优势兵力对付北线的王耀武部队。这个战略转变得到了粟裕的赞同。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陈毅和粟裕精心设计了一个声东击西的战术。他们让陈士榘参谋长率领2个纵队留守临沂，布置了一系列疑兵计策。这些部队在城外修筑工事，大量征调粮草，造成准备死守临沂的假象。同时，他们还命令一部分部队在西线架设浮桥，暗示要向兖州方向转移。

在军事部署的同时，华东野战军的情报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他们通过地下工作者获知，王耀武的北线部队中，73军是他的嫡系，但46军和12军则是临时配属，指挥关系并不牢固。这一情报为后来的莱芜战役埋下了伏笔。

2月中旬，随着华野主力向北秘密转进，一场改变战局的大战即将拉开帷幕。陈诚仍沉浸在即将攻克临沂的喜悦中，殊不知他的＂完美计划＂已经落入了华东野战军精心设计的包围圈。

二、莱芜战役的关键转折

1947年2月20日，华东野战军在泰安以北地区完成战前集结。这一天，天气异常寒冷，大雪纷飞。陈毅和粟裕利用恶劣天气的掩护，指挥部队向莱芜方向展开迂回。当天晚上，华野主力在莱芜西北的朱台地区建立了前沿指挥所。

2月21日凌晨，华东野战军发起突袭。第九纵队和山东军区部队首先切断了莱芜至济南的公路，随后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纵队按照预定计划，分别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莱芜城实施包围。这一行动打了王耀武一个措手不及。

当日上午9时，战斗在莱芜城外打响。华野部队采取了＂四面包围，重点突破＂的战术。第九纵队和山东军区部队担任北面阻击，防止济南方向敌军增援；第一、第三纵队从东面突进；第四、第六纵队从南面压上；第七纵队则从西面展开攻势。

战斗中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王耀武的46军军长吴化文，在战斗初期就主动与华野部队取得联系，表示愿意举部投诚。这个突发事件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军队的军心。46军的倒戈，在敌军阵营中造成了严重混乱。

与此同时，12军军长韩练成的表现则引人注目。他指挥部队在西南角顽强抵抗，多次组织突围，但都被华野部队挫败。2月23日傍晚，韩练成带着几名警卫员向西突围。在混乱中，他们成功突破了包围圈的一个薄弱环节，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2月24日，战局已定。王耀武的73军和12军主力被全歼，46军主动投诚。这场持续4天的战役，华东野战军共歼敌5.6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王耀武本人也在突围时被击毙。

莱芜战役的胜利，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在山东的战略部署，更重要的是，它暴露出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严重问题。46军的投诚和12军的溃败，反映出国民党军队内部指挥体系的松散和军心的不稳定。

战后，华东野战军对战役进行了总结。他们认为，胜利的关键在于正确把握了战机，并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特别是在情报工作方面，他们事先掌握了敌军内部的矛盾，并在战役中加以利用，这成为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场战役之后，韩练成的突围成为一个谜。当时很多人都在猜测他是如何突围成功的。这个疑问一直延续到13年后的中南海西花厅，成为李仙洲向周总理提出的那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则隐藏在更深的历史迷雾中。

三、暗藏的地下工作

1947年莱芜战役后，韩练成的＂神奇＂突围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引起轩然大波。表面上，这似乎只是一次侥幸的逃脱，但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地下工作历史。

早在1938年，中共就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了秘密统战工作。当时，周恩来指示华中局负责人刘晓：＂要在国民党军队中寻找进步力量，尤其要注意那些出身平民的中下级军官。＂基于这个方针，地下工作者开始接触韩练成。

韩练成1900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17岁参军，从一名普通士兵开始，一步步升至军长。由于出身平民，他在国民党军队中始终受到歧视。1939年，中共地下工作者钱壮飞通过韩练成的一位老部下与其建立了联系。

在此后的8年里，韩练成与中共的联系一直在秘密进行。他通过特殊渠道，多次向中共提供重要军事情报。1941年徐州会战期间，他曾通过线人传递了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计划。1943年，他又配合地下工作者营救了被关押的多名共产党员。

1946年初，韩练成被任命为第12军军长。这个时期，他与中共的联系更加频繁。他的警卫营长实际上是中共安插的地下党员，负责传递情报和联络。在莱芜战役前，韩练成就通过这条渠道，向华东野战军提供了王耀武部队的详细部署情况。

莱芜战役爆发后，韩练成按照预先商定的计划行动。他故意将部队拉到西南角，在那里设置了一个＂突围口＂。2月23日傍晚，当其他方向战斗正酣时，他带着几名＂警卫员＂（实际上都是地下工作者）从这个方向突围。华东野战军早已接到指示，在该处有意减少兵力部署。

突围成功后，韩练成没有返回国民党控制区，而是秘密转移到了华东野战军的后方区域。他在那里度过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期间为华东野战军提供了大量有关国民党军队的情报。

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中共决定公开韩练成的身份。1949年1月，他正式通电起义，并发表了《告国民党将士书》，号召国民党军队官兵弃暗投明。这一举动对加速国民党军队的瓦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考虑到韩练成长期以来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以及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力，中央军委特批他为开国中将。这个决定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褒奖，更是对所有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地下工作的革命者的肯定。

韩练成的经历，只是中共地下工作的冰山一角。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地下工作者，他们默默无闻，用生命在进行着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这些隐藏在历史深处的故事，直到多年后才逐渐被人们所知。

四、历史真相的另一面

1960年那场对话过后，周恩来在一份密件中记录了更多关于韩练成的细节。这些材料直到1978年才解密，揭示出一段更为复杂的历史真相。

实际上，韩练成的革命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39年他最初接触地下工作者时，曾三次拒绝合作。直到1940年春，他的一位老部下在徐州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中共地下组织协助营救成功，他才逐渐改变态度。此后，他与中共的合作仍时断时续，充满波折。

1941年至1943年间，韩练成曾遭到国民党特务部门的秘密调查。为了避免暴露，他不得不暂时中断与中共的联系。在这段时期，他表面上积极参与剿共，实际上却在暗中设法保护地下党员。他在军中安排了多个关键岗位，由可靠的进步人士担任，形成了一个隐蔽的保护网。

1945年，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曾截获一封可疑电报，怀疑韩练成与共产党有联系。韩练成立即采取行动，将自己的一位副官作为替罪羊，声称此人是共产党特务，借此转移视线。这位副官后来被捕入狱，但实际上是韩练成安排他转移到了解放区。

莱芜战役前夕，韩练成面临的形势极其危险。国民党军中的几个高级将领对他产生怀疑，王耀武甚至派人秘密监视他的行动。为了应对这种局面，韩练成不得不采取更加谨慎的方式传递情报，主要通过他的警卫营长，利用送公文的机会与地下党联络。

在突围过程中，韩练成还必须考虑其他因素。他的部队中有不少忠于国民党的军官，如果贸然采取行动可能引起反叛。因此，他在战役开始后，先是调动这些军官到前线作战，而自己则带着可靠的亲信准备突围。这个安排确保了行动的隐蔽性。

1947年至1949年间，韩练成在解放区的活动一直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他化名＂李明＂，以农民身份生活在山东临沂一个偏僻村庄。期间，他完成了大量情报工作，包括绘制国民党军事要塞的详细地图，记录军队序列变化等。这些情报对后来的重大战役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9年韩练成公开起义后，他立即着手策反旧部。通过他的关系网，先后有数千名国民党军官选择起义或投诚。这些行动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但这些细节，在当时的公开报道中都被刻意淡化，以保护仍在进行的地下工作。

解密档案还显示，韩练成在1950年后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协助军委总部甄别和安置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官，并参与了对台湾情报工作的规划。这些工作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

五、尘封档案的启示

1978年解密的档案中，还记载了一个重要细节。1960年那次中南海谈话后，周恩来专门召集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如何系统整理地下工作的历史资料。这个决定直接促成了后来一系列重要历史档案的保存和整理工作。

从1960年开始，中央档案馆开始系统收集整理1920年代至1949年间的地下工作资料。在这项工作中，发现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其中包括1938年周恩来亲笔起草的《敌后工作条例》，详细记录了地下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这份文件此前一直以普通文件的形式保存，直到整理时才确认其重要价值。

在整理过程中，工作人员还发现了一批被遗忘的密电码本。这些电码本记录了地下工作者与根据地之间的联络方式。通过这些材料，才得以还原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比如，1944年重庆谈判期间，地下工作者是如何在国民党严密监视下，保持与延安的秘密联系。

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份特殊的名册，记录了1930年代至1940年代在国统区工作的地下党员信息。这份名册采用了特殊的编码方式，每个人都有一个代号，真实身份只有极少数人知道。韩练成在其中的代号是＂西华-7＂，这个代号一直使用到1949年。

1962年，中央决定扩大档案搜集范围。一些在国统区工作过的老同志被请来协助整理资料。他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口述历史。通过这些口述资料，很多历史细节得到了补充。例如，地下工作者是如何建立情报网络，如何避免特务侦查，如何在危急时刻转移等。

档案整理工作也揭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牺牲。仅在1941年至1945年间，就有超过200名地下工作者为保护情报资料而献出生命。他们中有些人的真实身份直到整理档案时才最终确认。这些烈士的事迹，在当时都不能公开，只能以密件形式记录。

1965年，一批原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回忆录被收入档案。这些材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地下工作的效果。其中提到，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虽然一直在搜捕地下党员，但始终无法摧毁这个庞大的地下网络。即使在最严密的防范下，重要情报仍源源不断地泄露。

档案还记载了一些特殊的工作方式。例如，地下工作者开发了一套利用报纸分类广告传递信息的方法。他们会在不同城市的报纸上刊登看似普通的广告，实际上是按照预定密码传递信息。这种方法一直使用到1949年，从未被国民党破译。

到1970年代，这些档案的整理工作基本完成。但根据规定，大部分材料仍需继续保密。只有少量经过严格筛选的资料可以用于历史研究。这些尘封的档案，记录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地下斗争史，也记录了无数革命先烈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