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炜 来源：《纵横杂志》
2024年2月4日是邓颖超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我们特别摘选了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赵炜同志的回忆文章，回顾了她在邓颖超同志身边工作时见证的点滴往事。赵炜同志1955年3月调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在西花厅工作了长达37年，其中有27年担任邓颖超同志秘书。从她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邓颖超同志的革命精神与独立人格。
1977年，邓颖超出访缅甸时的留影
我是1965年12月起给邓颖超同志当秘书的。在西花厅，工作人员无论男女老少，都习惯称呼邓颖超同志为“邓大姐”，就连周总理当着我们的面也叫她“大姐”。这已经演变成了对她的尊称。有一次，她开玩笑说：“你们都管我叫‘邓大姐’，等过了一定的历史时期大家都不知道我的名字了。”
在邓大姐身边工作的日子里，她给我讲过自己的身世。1904年2月4日，邓大姐出生于广西南宁。虽然她的祖籍是河南光山，但遗憾的是她从未去过。她的母亲杨振德出身书香门第，识文断字，会中医，并且性格刚强、不封建，非常能干，这对邓大姐的性格影响很大。邓大姐出生的时候，差点被重男轻女的父亲邓庭忠送人，杨振德一手抱着女儿一手拎起菜刀大喊：“你要把女儿送人，就先杀了我吧！”这才把她保了下来。不久，邓庭忠被流放，服刑三年期满前暴病而死。杨振德变卖了所有衣饰充当路费，从此母女俩生活没有了着落。杨振德带着女儿由广西到了广东，又从广东到了上海，最后到了天津，在长芦盐业局办的一所育婴堂谋到了一个职业，算是暂时安定了下来。那会儿邓大姐才6岁多，就要每天织毛巾、织袜子来换一点钱，为母亲分担生活的重负。1913年，杨振德带邓大姐到北平一所平民学校任教，这是由一位主张革新的社会党人陈翼龙开办的。在这里，年幼的邓大姐受到革新的启蒙教育。不久，学校被袁世凯查封，母女俩只好又返回天津谋生。后来邓大姐到直隶女师报名上学，因岁数不够，硬是虚报了两岁，这才上了学。
1925年，邓颖超和母亲杨振德合影
惊心动魄的革命生涯
“邓大姐告诉我，在蒋介石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年代，连她和周恩来同志在上海都是单线联系的。那时最难的是为地下组织寻找住址，必须得找带后门的房子，窗台还要备有花，以便情况不妙的时候给其他同志打暗号。”
1923年，邓颖超（前排左一）在天津达仁女校任教时与同事们合影
颠沛流离的童年不但没有击垮邓大姐，反而磨练了她的意志，激发了她立志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热情。她作为演讲队长，经常站在小板凳上演讲，振臂高呼，慷慨激昂地宣传革命。五四运动时期，邓大姐和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共同组织了觉悟社。虽然她当时才15岁，在他们里面是年龄最小的，但她充满热情，立下誓言，愿将一生献给中华民族奋起复兴的事业。1920年起，她发起组织女权运动同盟直隶支部、女星社等进步妇女组织；1924年1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直接转为中共党员，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邓大姐在天津被列入了敌人的黑名单，而此时与她通信多年、已确定恋爱关系的周恩来同志已经从国外回来，在广东工作。由于两广地区亟须开展妇女工作，她便于1925年7月13日奉党组织命令前往广州。她于8月7日到达，第二天就与周恩来同志结了婚，然后马不停蹄地继续工作。
邓大姐在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此外，还担任了广东国民党党部妇女部部长何香凝的秘书，协助其工作。当时邓大姐不会说广东话，何香凝也不会说普通话，工作很难开展。为此，邓大姐下定决心，要在三个月之内学会说广东话。她的语言天赋很高，又肯努力，果真在短短三个月之内学会了。后来因为工作需要，邓大姐的广东话、上海话、四川话、天津话都讲得很好。
1926年1月4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大姐作为唯一的一名女性，与毛泽东等其他六位中共党员一同出席会议。会上，她以个人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与宋庆龄、何香凝组成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20世纪20年代末，邓大姐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支部书记、中央组织部干事，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邓大姐告诉我，在蒋介石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年代，连她和周恩来同志在上海都是单线联系的。那时最难的是为地下组织寻找住址，必须得找带后门的房子，窗台还要备有花，以便情况不妙的时候给其他同志打暗号。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邓大姐列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邓颖超列席中共六大的证件
1932年，到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宣传部干事，不久又担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兼司法部秘书。1934年，邓大姐得了肺病，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从瑞金出发长征之前，她提出留守根据地，但没有得到批准，因此她是带病长征的。虽然身患重病，她还是依靠顽强不屈的意志，爬雪山、过草地，坚持到了陕北。党中央给她配备了担架和马，但经常被她让给其他生病的同志使用。邓大姐跟我讲，过草地的第一天，她就遭遇了一次极其重大的危险。当时她不小心陷进了沼泽地，这时前面的队伍走了，后面的队伍还没跟上来，她便憋着气一动也不动，一直等到后面的部队赶来，才被救了出来。七天七夜过了草地，终于看到了房子，但当地的房子的一楼用来养牲口，二楼才是住人的。因为过度虚弱，她连楼都上不去，直接倒在了地上。蔡畅等同志去看她，觉得她简直虚弱得不像样，那时也没什么药，她连生命迹象都没有了，好像都活不过来了，大家还在背地里偷偷哭了一通。没想到她却奇迹般地挺了过来，但也因此落下了病根，后来身体一直都不太好。
到达陕北后，邓大姐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机要科科长、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抗日战争时期，她曾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后到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妇委书记，在国统区和各界人士建立了密切关系，宣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她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任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为了争取国内和平，1946年，她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政协会议，利用各种机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骗局，阐述共产党和平建国的主张，并与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不断周旋，为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而斗争。邓大姐曾回忆说：“在重庆，驻地的房子像是‘夹馅饼’。我们住中间一层，上下两层住的都是国民党的特务，对面也有国民党特务，整天瞪着眼睛监视我们。”她形容得生动极了，听得我们都不禁为他们捏了把汗。
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
“邓大姐不肯在周总理负责的政务院及其下属的政府部门就职，与她具有非常独立的人格有关。她主张女性独立、绝不靠丈夫，她也用不着靠丈夫。而周总理也丝毫不因为她是自己的夫人而在工作上加以照顾，反而更加‘压低’她”
新中国成立后，邓大姐参加了创建全国妇联的工作，成为新中国妇女领导人之一，为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运动而呕心沥血。她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职务之后，为国内、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和促进海峡两岸的和谐，做了大量工作。
作为很有影响的一位老党员，作为妇女工作的先驱者，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以及中国现代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女性之一，邓大姐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以及台湾同胞、外国友人的尊重。1980年，我随邓大姐访问法国里昂，中午在路上的一个小酒店休息吃饭时，老板告诉我们，尼克松刚刚离开，当他得知邓大姐要到酒店用餐的时候，还专门留了一张名片转达他对邓大姐的问候。
从邓大姐的革命经历中不难发现，她这样一位备受敬仰的革命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直至周总理去世，都没有担任过政府部门的任何职务，只担任过全国妇联副主席一职。这是因为，周总理和邓大姐两人约好，进城以后，绝不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因此政务院成立的时候，虽然很多人曾提出邓大姐也应该在其中就职，可周总理却坚决不同意。
邓大姐不肯在周总理负责的政务院及其下属的政府部门就职，与她具有非常独立的人格有关。她主张女性独立、绝不靠丈夫，她也用不着靠丈夫。而周总理也丝毫不因为她是自己的夫人而在工作上加以照顾，反而更加“压低”她——实施工资制时，周总理给邓大姐定级，本来定为五级，但周总理给邓大姐压了一级；1975年10月毛主席亲自批示让邓大姐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总理又给压了下来。邓大姐说：“组织上怎么安排，我都没有意见。”她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从来没有发过牢骚。等到1976年，邓大姐正式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时候，才知道早在1975年就被批准了。回来以后，邓大姐跟我讲：“恩来压得对。”周总理在世的时候，她始终保持低调，除非必要，否则绝不陪同周总理出席任何外事活动。有一次，外交部有一个活动，由周总理和邓大姐共同出面在大会堂宴请外宾。外交部在请柬的落款处印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周总理一看，马上告诉大姐，两人决定立刻将请柬退回去重新印，只印“周恩来”，不印“邓颖超”。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合影
他们约定不在同一个部门任职，也的确是非常必要的。由于有保密规定，夫妻俩在同一个部门工作确实不方便，理应避嫌。这项规定，周总理和邓大姐执行得近乎严苛：周总理知道的事情，邓大姐不该知道的一点儿都不知道。周总理去世之后，很多人来看邓大姐，有时讲起某件事，她却完全不清楚。对方很惊讶，说没想到周总理的事连邓大姐都不知道。邓大姐说：“你别以为恩来知道的事我全知道，他是党中央副主席，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央委员。不该知道的事，他不说，我不问。”即便是全国妇联的文件要送到周总理的办公室批示，大姐也交代工作人员按照正常组织程序办，批示结果由全国妇联通知她，她绝不直接问周总理。包括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这样严格要求的。
严于律己的工作态度
“我们一进入西花厅工作，就被告诫不要因此而产生优越感，待人接物要更加和蔼、耐心，不怕麻烦；到外地开会不许买土特产，不许接受礼物，对她和周恩来不许迎送，等等。这些是不成文的规定，我们都要严格遵守”
虽然周总理在党内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而邓大姐早在1925年就是中共党员，并且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就担任过党支部书记，但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西花厅党支部，他们却都把自己看作普通党员，十分重视支部活动。西花厅党支部书记由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任，副书记是一名卫士，而我是组织委员。我们开党支部会，周总理因为国事繁忙，经常无法参加，但一直坚持让我们通知、提醒他，实在参加不了，也会认真请假；邓大姐则一次都不漏，跟我们一起学习文件。邓大姐这样的老革命，身体又不好，总同我们一起这么天天读，我实在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有一次，我忍不住对她说：“大姐，您别跟我们一起学习了，太浪费时间了，您还是去看书吧。”邓大姐很严肃地说：“赵炜，你这是什么观点？什么叫浪费？”我说：“我们支部的同志水平这么参差不齐，高的像您那么高，低的像我们这样，好像小学生一样，念文件都念不清楚。您跟着我们在一起学习，不是浪费您的时间吗？”大姐把我狠剋了一顿，教育我要重视支部工作，要多接触党员。她还说：“咱们要互相学习。”
1978年12月，邓颖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邓大姐当选为第二书记。她参与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党内一些重要法规，为健全党规党纪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在严肃党纪、端正党风方面，邓大姐特别强调以身作则，她不但从自身做起，严格要求，生活朴素、不搞特殊化，而且对她和周总理的亲属乃至双方的工作人员的要求都十分严格，几十年来都是如此，有时候她的原则甚至强得让我们难以理解。比如，我们工作人员是为她服务的，手纸、肥皂等日用品理应到机关去领，但她不允许，都是她自己拿钱为我们买。偶尔周总理去外地的时候，她每次不但要向毛主席请假，毛主席同意了她才去，而且自己掏住宿费，连跟她一起去的服务员相关费用都是她一个人掏。我们一进入西花厅工作，就被告诫不要因此而产生优越感，待人接物要更加和蔼、耐心，不怕麻烦；到外地开会不许买土特产，不许接受礼物，对她和周恩来不许迎送，等等。这些是不成文的规定，我们都要严格遵守。周总理有个警卫员后来当上了福州军区副司令，知道邓大姐爱吃加应子（在北京要凭券到友谊商店才能买到），就买了两盒寄给她。结果邓大姐收到以后，非要让我寄去50块钱。我说：“一共才20多块钱,给人寄50块钱干嘛？” 她仍坚持这么做：“让你寄就寄！这样以后他们就不敢寄特产了。”
不仅如此，邓大姐还是实践群众路线的典范。她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并且切实地解决实际问题。通常有些群众来信是会转到我们手里的，其中有些是寻求邓大姐帮助的，只要能帮得上忙，事无巨细她都要管。比如，有一位上海的工人来信说，快过年了，家里断水断电，孩子不能做作业。邓大姐看到信后，让转到上海，请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位长沙的老百姓，老婆生孩子大出血却没有药，打电话过来求助，我立刻报告邓大姐，她马上交代卫生部当夜去送药。后来邓大姐去世的时候，这位父亲还专门带着她救下的这个孩子到西花厅来吊唁。
对待我们，邓大姐也特别亲切。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司机、厨师、服务员乃至办公室主任等工作人员，全部由组织部门负责挑选。他们以很平等的态度对待、培养、教育我们，轻易不会换人。我作为邓颖超同志秘书为她服务了27年，直至她去世。这些年，她对我的培养、教育、信任、关怀与爱护，我永远不能也不会忘记。如今，虽然邓大姐已离开我们32年了，然而，她的名字将同她光辉的一生一起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永不磨灭。
本文摘自《纵横》2014年第2、3期，文字有删改。
【作者：赵炜 来源：《纵横杂志》
编辑：于洋
校对：杨玉珍
审核：张志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