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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交易包括乐器的出售，制作和维修钟和管风琴的合同，教学生和抄写书籍的合同，最重要的是对教堂设立弥撒和日课的捐助，这些仪式很多要求用单声部的圣咏，有些要求复调，就像这一首。
这些基金会在根特的教区教堂、慈善修女会(beguinage)、女修道院和小礼拜堂引入了弥撒、小礼拜堂礼拜仪式，甚至经文歌，但不在圣巴沃和圣彼得修道院做这样的事。
登记簿上的基金会账目记录了捐助者、基金的接受者和管理者的名字，对礼拜仪式及场所的描述，有时还包括所有人的工资和全年的总花费。
账簿也详细记录每年资产所产生的收入是如何支出的(即每年的总开销)。我阅读了一百年间的这类文件，找出了所有与音乐有关的基金会。
基金是一项互相作用的合同:建立者允诺用一笔收入支持他的要求，教会方面允诺把建立者的愿望付诸实施。
基金会也有制造影响、令生者钦佩的目的，以此增加社会威望，所以他们会要求优美的音乐，一个地位突出的墓地，一幅壮观的绘画，或蜡烛的展示。
最精心设计的基金会是由行会、慈善团体、或地位显赫的夫妻建立的。它们也可以用于赎罪，为一个朋友担保职业，或感谢彼此的友谊。基金会在欧洲各地都有。
在巴黎的圣礼拜堂(sainte-chapelle)和康布雷的大教堂，教士会成员们自己建立基金会。在根特，大部分基金会是由市民建立的。基金的种类包括每年为死去的家庭成员做的安魂弥撒，以及昂贵得多的每周或每日的还愿(奉献)弥撒。
因为基金的条款列出了要付给哪些人报酬，我们可以知道是否要求复调音乐。复调音乐是由成人歌手、歌唱师傅和唱诗班歌童们演唱的。有时有管风琴伴奏。
1482年，根特的记事簿上记录了一份附近教堂对一台新管风琴的委托书，它花了14镑，其中还包括管风琴制造者在其余生对这台管风琴的维修。
创建基金的主要目的是拯救建立者的灵魂，为保证其延续，建立者列出让教堂取得其他财产的细目。但是教堂中建立的弥撒和日课的进行却可以在数量和质量上有所消减。
虽然起初是想要永远继续下去，以便永远拯救建立者的灵魂，一些基金会后来失去了他们的收入，被抛弃，或与较弱的基金会合并。
这些损失可能是突然的，比如家庭成员的逝世;也可能是逐渐的，如经济环境的变化。根特的市政参议员的账簿中的记载有些被删去，因为这些基金会不能持续下去了，或从另一个家庭重新开始。
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将看到一条后来的登记者的新基金的记录。议员的记事簿理论上存在于欧洲的所有城市，但有些已不复存在。有些记事簿添上了乐谱。
我前面给你们展示的有“笔画记谱法”的议员的账簿来自荷兰的海尔蒙德。
下面我们离开市政参议会看看在城墙以内居住的人们。中世纪西欧社会被现代历史学家分成三个社会阶层，叫做“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是教士———教会中的人，从主教到祭坛侍者或唱诗班歌童;第二等级是贵族;而第三等级是平民，从手工艺行会的成员到非常贫穷的人。
教士是第一等级，因为只有他们有拯救灵魂的力量———他们代表了天堂的入口。在法国，只有国王具有在这个等级之外的更高的地位。他被认为几乎与教皇一样重要，也是作为基督在人世间的代表。
因为基金会和捐款流入了教士的腰包，所以他们在炼狱这个位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可怕的地方为灵魂进行说情(1100年以后炼狱这个概念首次出现)，教士占有大部分的城市财产———甚至晚至18世纪，他们仍然是免于纳税的。
第二等级包括了大小贵族。
他们是封建时期古老的土地拥有者，有一些特权，如免税，在他们的家中经常设有带祭坛的祈祷场所，甚至雇用他们自己的音乐家。
这个阶级包括勃艮第宫廷和弗兰德斯与布拉班特宫廷中地位最高的人———勃艮第金羊毛骑士团的骑士，以及根特的最富有家族的成员———显贵(patricians)。
根特的贵族阶层也包括两座大修道院的院长，他们没有遵循他们坚守清贫的誓言。
根特的圣巴沃本笃会修道院的马卡泰利斯院长拥有一座有几百本藏书的私人图书馆，很多书绘制得非常精美，用金叶加以装饰。
他在进餐时间要听音乐家演奏，他经常参加美丽的布鲁日城的贵族社交活动。在整个欧洲，贵族阶级在市政府中都有代表，在英国的对等物是上议院。
最后，平民的第三等级包括了不同阶层的个人。
行会的成员经常是相当富有的，经商的知识在可以累积财富的家族中代代相传，甚至寡妇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富人。个别的平民也可能通过精明地管理他们的财产而积累财富。
例如一位音乐家，勃艮第宫廷的歌手瓦尔特·亨利奇(Walter Henrici)，其财富足够使他拥有自己的乐器和图书馆，在14座教堂设立纪尧姆·迪费的圣母日课，并在鲁文大学建立奖学金，还为一位修女在鲁文的加尔都西会女修道院造了一所小住宅。
第三等级也包括像商人、律师和医生这样的人，以及贫穷的自由职业者或流浪的音乐家、医院中的病人和乞丐。第三等级可以再分成市民和非市民。
让我们从教士开始，也就是说，根特的修道院和教堂中的修士和教士们，以及在私人家庭、医院和妇女社团的祭坛主持礼拜的教士。
到了13世纪末，城里的两座建于7世纪的修道院不再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因为很多教区教堂和弗兰德斯伯爵的教堂越来越吸引崇拜者和基金会。
11和12世纪作曲家在这些修道院中很活跃，为主保圣人创作叫做“历史曲”(historiae)的日课用的素歌。
在后来的世纪中，修士们为圣人们创作了一些新的赞美诗，但是他们赞助音乐的主要形式是为那些圣人的节日雇用音乐家。
修道院中的修士们也抄写乐谱，修道院有很大的图书馆，收藏着弥撒和日课的带有记谱的用书。精美设计的私人用的诗篇歌本也在这个时候被制作出来。
在15世纪的圣巴沃修道院中，演唱过带有复调装饰的常规弥撒的圣咏，但是在根特的两座修道院都没有白色有量记谱的复调音乐幸存下来。
根特的唯一的带有自己的教士会(college of canons)的教堂是弗兰德斯伯爵设有教士会的教堂———圣法拉尔德教堂。它的档案大部分毁于一场火灾，但是有15世纪初的要求复调的基金会的记录。
根特的教区教堂(parish church)是附属于大修道院的。
在那里从事音乐的个人有小礼拜堂教士(chaplain)、歌唱师傅(singing master)、负责弥撒所需的书籍和物品的教堂司事(sexton)，有时还有唱诗班歌童，尽管这些男孩是由另外的基金会供给资金的。
到了15世纪，这些教堂跟随整个低地国家甚至全欧洲的潮流，建立由优秀的圣咏和复调歌手组成的唱诗班，以保证弥撒和全部日课能够在每天演唱。
这些歌手因此被称为“每日歌手”，或用弗莱芒语说是“cotidianen”。他们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和独立的资金，而且通过捐款和基金会使资金有所增加。
在根特的圣约翰教堂，有一个这样的基金会开创了在根特最著名的绘画———凡·艾克兄弟画的《羔羊的崇拜》前面演唱弥撒的做法。就像你们看到的，这幅绘画代表了圣经“启示录”中的天国的弥撒，它被小礼拜堂的实时的弥撒所反映。
虽然每日歌手们让教堂的主要部分响彻圣咏甚至复调，最精致的音乐都是在侧边小礼拜堂(side chapels)演唱的。
它们一开始是由要求为死者演唱安魂弥撒的基金会建立的，他们的家族可以几十年或甚至几百年都在供养着小礼拜堂。
后来加上了为主保圣人或圣母举行的弥撒，甚至经文歌或其他复调音乐。
根特以外，为小礼拜堂创作的复调圣母弥撒的例子包括14世纪的图尔内弥撒曲和曾在兰斯大教堂演唱的马肖的弥撒曲。
商业行会在侧边小礼拜堂做礼拜，兄弟会和集资建立更精美的弥撒的个人小组也是这样。供奉圣母的兄弟会要求在他们的小礼拜堂弥撒上用复调音乐的，尤其常见。
有些小礼拜堂是由家族建立的，而且维持了很久。然而很少有小礼拜堂有自己专门的音乐家，而是做礼拜的人从教堂的唱诗班或其他途径雇用歌手。
在16世纪，有一个国际的歌手组合在新的圣巴沃教士会教堂和后来的大教堂演唱很精美复杂的复调音乐。但是更普通的复调15世纪在根特的大部分教区教堂已经建立。
根特的教士也为妇女和医院做弥撒，有一些乐谱的手稿在这些机构幸存下来。
圣阿格尼斯修女院的妇女使用有精美插图的带有圣咏的书，表明她们被期待为开始演唱某些交替圣咏、应答圣咏、升阶经和哈利路亚设定音高。
一份抄写于16世纪的根特的麻风病医院所拥有的小型抄本，包括了圣诞节期间唱的两声部复调音乐，比较简单，很容易演唱。根特的档案告诉我们，在圣诞夜演唱的歌曲用弗莱芒语而不是用拉丁语演唱，它们是英美的“圣诞颂歌”的前身。
根特当时没有大学，但是关于大学教士和音乐的几句话让我们对教士等级的描述更完整。
在英国牛津，弥撒和日课在学院的小礼拜堂进行，学生必须参加，包括歌唱，并常有大学其他学院的成员来访。
大学的教职员被要求出席那些在小礼拜堂举行的逝世的同事的葬礼，外来者可以参加一些学院的仪式。
重要的是大学每年为国王或女王和其他捐助人祝福和在牛津的主保圣人的节日上举行的游行，这些游行有城里的教士参加，不过记录没有提到乐器。
比利时鲁文大学有几个学院有自己的小礼拜堂，但宗教仪式主要在城里重要的圣彼得教士会大教堂举行，那里也组织鲁文最重要的游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