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刘本堃、刘道蕊夫妇晚年

1967年，中行职员刘本堃、刘道蕊夫妇恭恭敬敬地将1.2万英镑装进信封中。

他们要把这一笔钱无偿捐献给国家。

刘本堃夫妇想不到有什么办法能将这笔钱捐给国家，考虑来考虑去，他们想到了周总理，于是他们准备了一个信封，将钱装进去，还恭恭敬敬的写了一封匿名信塞进去：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今天通过银行给您汇去英金一万两千镑。这些钱是我们这些年来从我们工资内节省下来的。我们早就打定了主意，要把这些陆续积累下来的钱交给国家，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但是由于目前的情况，我们还不很清楚应该通过何人将这笔钱交给国家才是稳妥可靠。万不得以，我们才将此事交您处理，因为我们深深知道，您是忠实地执行毛主席路线的。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是我们群众可以信赖的人。”

要知道在当年，1.2万英镑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根据1967年的汇率，1.2万英镑相当于是八万两千三百零八元，而在当年一个普通国家干部，月收入也不会超过100元，而即便是周总理的工资，一个月也的工资也超不过四百元。

周总理在收到信后，第一时间便做出了批示：

“精神可嘉，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收，要尽快查到捐款人，将钱退回去。”

图|周总理

然而就连周总理也没想到的是，这笔钱一退就退了30年，一直到最后也没能退成功……

那么，刘本堃夫妇为什么要捐赠这么一大笔钱，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夫妇的这么一大笔钱，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这事儿还要从头说起。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了。

新中国的建立，对于无数的中国人而言，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不过对于周总理而言，国家建立后，一切事情千头万绪，不容许他有片刻分神，为了尽快稳定国家金融秩序，政府必须在短时间内快速接管金融机构。在周总理的主持下，中国银行首先成立了总管理处，开始整理银行资产。

中国银行历史十分悠久，他的起源并不是新中国建立以后，而是在辛亥革命胜利以后，由孙中山先生批准与1912年2月5日在上海成立的。

尽管中国的金融业务起步较晚，但在借鉴西方经验下，快速崛起，中国银行后来基本上履行了中央银行的职能，还在伦敦、新加坡、纽约开设了分行，而且在建国之前，中国银行长期作为国际汇兑银行、国际贸易专业银行，在全世界各地都拥有非常多的资产。

图|孙中山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都曾试图加大对中国银行的控制，一直到1935年4月，国民政府通过修改中国银行条例，强迫中国银行再次改组，这次改组，使得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特别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资本家成功控制了金融，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你，中国银行成为了官僚资本主义敛财的工具。

然而这一切随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彻底败退台湾而终结。

为了稳定国内金融秩序，周总理主持中国银行成立了总管理处，并立即通电海外各个分行，要求冻结资产，等待接收。

不过，当时中国银行的海外分行，形势异常复杂，特别是位于英国的伦敦分行。

原中国银行职工汤秉昆回忆称：

“那时候有两派，一派是要归属北京的，一派是要归属台湾的，当时斗争很激烈的。”

作为中国银行海外最大的分支机构，伦敦银行掌握着很多外汇，然而新中国建立之初，伦敦分行大部分的职工对于新中国仍持怀疑的态度，伦敦分行的经理不仅拒绝接受国内中行总管理处的领导，还打算将分行存储的大量欧洲外汇转移到台湾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刘本堃及时站了出来，准确地说是他与另外四名分行的职工及时站了出来，在这样危险的关头，他们决定成立起义小组，向国内发电，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

图|蒋介石

为了保护国有资产，刘本堃等五人召开了紧急会议。

在后来的自述材料中，刘本堃这样描述道：

“在我国人民的革命节节胜利，蒋介石反动政权不断败退的情况下，保卫当时伦敦中行持有的我国人民的财产便成 为了一个紧要的任务。楼、郭、周、席和我五个人不止一次地就这个问题在楼的家中开会讨论处理的办法。”

刘本堃等五人按照中行总管理处的指示，在伦敦汇丰银行，以中行的名义临行开设了一个英镑账户，将伦敦分行的资产全部都转移了进去，五人严格约定，这个账户只有他们五个人当中任何一个人的签字，才能使用。

刘本堃领导的五人起义小组，最终成功保护了国有资产，立下了赫赫功劳。

图|中国银行旧址

中行考虑到刘本堃在英国生活多年，妻子又是英国人，特别任命他为中国银行伦敦支行襄理。

然而刘本堃在海外生活多年，久未归乡的他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思想情绪，于是他决定，不顾一切回到自己的祖国去。

需要指出的是，那时的刘本堃在海外生活多年，在伦敦已经积攒下了不菲的家底。

更为关键的是，刘本堃的妻子本身也是一名英国人，妻子愿不愿意跟着他一起回国呢？

刘本堃是1913年出生，本身就殷实的家底，让他幼年时便经历了良好的教育，1933年，刘本堃考上了清华大学经济系。

不过不幸的是，刘本堃毕业这一年，恰好赶上了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北方几乎无他立足之地，就在这时，中国银行上海总部在北京招收职员，刘本堃参加了招聘考试，并被成功录取。

图|抗日战争

然而，等他到了上海以后，上海已经沦陷了，中国银行也迁到了租借，因为时局艰难，对于他们这一批新招收的员工，中国银行一律采取了保留行籍，一律遣散，刘本堃无奈，只好又过了几年飘荡的日子，一直到1939年，才有重新受到中国银行的通知，让他到上海报到。

战乱的年代，几乎无人安身立命之地。

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中国银行的资产更是他们掠夺的重要对象之一。

1941年，刘本堃调香港中国银行工作，因香港沦陷，刘本堃在危难关头参加了转运香港中国银行的部分资产撤离，一路上冒着重重的风险，最终抵达大后方重庆。

1943年，刘本堃调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从重庆出发后，刘本堃历时半年才抵达伦敦，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到处都在打仗，刘本堃乘坐的船只几次遇袭，一次在出地中海时差点遭遇飞机额袭击。

也就是在英国期间，刘本堃结识了妻子刘道蕊。

图|刘本堃、刘道蕊夫妇年轻时

刘道蕊本名Dorothy MaySmith，是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当时刘道蕊也应聘到了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与刘本堃相识，两人于1949年成婚，婚后夫妻十分幸福。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令刘本堃内心十分激动，他几乎毫不犹豫地就参与到了保护国有资产的行动当中，尽管他在当时的处境面临着重重风险。

然而离开家乡多年，使得刘本堃对家乡思念很深。

二战结束后的英国得益于经济迅速恢复，很快便从战争的废墟中走了出来，刘本堃那时也很想回国去，看看祖国建设的成就，尽管刘本堃意识到，如果选择回国的话，就要放弃调自己在英国的全部资产。

刘本堃从1943年到英国后，几乎所有的资产都在英国，夫妻两人先后在伦敦购买了公寓、汽车，生活上过得十分安逸富足，更为关键的是，刘本堃心里也很清楚，回到祖国后，就要投身建设的洪流之中，不可避免的要吃很多苦。

刘道蕊后来就曾回忆：

“当我们在伦敦时，我们经常去中国大使馆，在那里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电影。那时，粮食很紧缺，是中国人民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

然而刘本堃心意已决，一定要回到中国去。

图|中国银行伦敦经理处成立初址

更为难得的是，刘道蕊对丈夫的想法表示了支持，而且为了能同丈夫一起回到中国去，刘道蕊还做了一个特别大胆的决定，放弃英国国籍，加入中国籍。

刘道蕊直至晚年时还依然记得当初的这件往事，并对自己的行为从未后悔过：

“1957年，我决定改变我的国籍，成为一名中国公民。但是阻力很大，英国政府要求我必须先出示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愿意接收我为公民的文件。否则他们拒绝解除我的公民身份。我立即把情况向中国大使馆做了汇报，他们积极接受了 我的申请，很快向我颁发了入籍证明。当我向英国移民官出示了这份证明时，他们感到震惊，但也只能同意我放弃英国国籍的申请。”

在刘本堃数次强烈恳求下，他们夫妇终于在1967年回到祖国。

临走之前，刘本堃夫妇将在伦敦的家产变卖，因为走得实在是太仓促，因此许多东西都是折价出售，甚至差不多算是半卖半送，就连他们那套品质非常不错的公寓，最终只买了1.2万英镑，远低于当时实际的市场价格。

然而刘本堃却很高兴，因为他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

回国以后的刘本堃被安排到了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部工作，刘道蕊则是被分配到了总行进口部欧美组负责工作，那时刘道蕊所在的部门，她是唯一一个外国面孔，所以总是格外吸引注意。

图|1949年刘本堃（左五）、刘道蕊（左四）在伦敦分行举行婚礼

也许是到了她不熟悉的环境，也许是本人性格，刘道蕊工作时十分认真，很讨厌在办公的时候说话。

原中行职工后来回忆时说：

“她好像从一进办公室就开始工作，一直到下班走人。我有时候也想跟她说两句，她不跟说，她不讲，她说“我很忙”。工作年限比较多的一些老同志不动脑筋就可以打字，他们一面干活一面聊天，道蕊从来不吭声，道蕊有时候还特烦，特烦他们聊天，就说你们在工作时间，一面干活一面聊天，一个是影响你们的工作，一个是影响别人。“

不过在回国之初，夫妻两人就共同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将在英国卖出公寓的1.2万英镑捐给国家，而且还是用匿名的名义。

刘本堃将钱捐给国家后，心里十分坦然，那时的他还不知道，周总理为了照顾他，还亲自做了批示。

周总理后来将这笔钱转交给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立教保管，因为查访捐款人需要时间，所以后来这笔款项被以专项账户存在了银行，调到上海工作后，胡立教又委托给了中国银行行长乔培新代管。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件事情后来渐渐不为人知。

一直到1997年，中国银行进行内部审计，才发现了这笔巨款，一查才发现，户名上显示着“代周总理存”。

2007年，总行青年志愿者为刘道蕊老人庆祝生日

原中国银行职员汤秉昆回忆称：

“因为钱在我们营业部存着，就在我们营业部存着，一直在那儿存着，它有一个单一的账户，这个专门帐户是终年不动的。”

不过这笔钱并不是周总理的私人财产，周总理、邓颖超夫妇的工资每月只有几百元，而且开销特别大，理论上不可能存下这笔巨款。

一直到周总理去世时，他们家也只有5000多元的存款

事实上早在1988年，中国银行就通过查访，找到了捐款人刘本堃夫妇。根据周总理批示，中国银行决定将这笔钱退还给刘本堃夫妇，然而刘本堃夫妇始终不愿意接受，他们认为，既然已经捐给了国家，那么这笔钱就是国家的。

1994年，刘本堃因病住院，开销很大，老行长乔培新考虑到他们家急需要用钱，于是亲自上门劝说两位老人接受这笔钱，但刘本堃、刘道蕊依然摇头拒绝，于是几人经过商量，刘本堃夫妇决定将这笔钱连本带息捐给中国银行，用于奖励杰出的青年员工。

于是，中国银行为了尊重两位老人的意见，决定设立“刘本堃优秀青年奖”，以基金利息奖励一批有志于为推动中国银行工作的进步而努力奋斗的青年员工。

2010年，总行青年志愿者为刘道蕊老人庆祝92岁生日

从银行本心来讲，他们并不想要这笔钱，原中行职工何新华在接受采访时说：

“她家里并没有积蓄，生活很简朴，从我们的心里来讲，也不忍心要她老人这个钱，她坚决地要捐，那么当时我就想了一个点子。”

原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专门批示：

“刘本堃夫妇应该受到嘉奖和感谢，这件事情应该给予报道和宣传，这也是老一辈对年轻一代的关怀培养。”

实际上在拒绝这笔款项之前，刘本堃夫妇家里并不是很富裕，他们家里的家具摆设都很简单，一套沙发用了多年早已陈旧不堪，刘本堃老人脚上穿的一双旧式帆布鞋，右脚脚后跟早已磨出一个大洞，左脚鞋也出现了较长的裂缝，但老人依然舍不得换。

据熟悉的中行职员称，刘道蕊常年的行头，就是一身深蓝色的长裤套装，一双松紧口的布鞋，中午在食堂的时候吃饭，多数时间吃的也是窝窝头，就连食堂的厨师后来对她也非常熟悉，一看到她就笑着对他说“窝窝头”，每当这时刘道蕊只是微微一笑，厨师直接就会给她一个窝窝头。

图|2013年，总行青年志愿者看望刘道蕊老人

其实对比他们在英国时生活的物质条件，在国内的生活那是相当的寒酸，可两位老人却从来没有向上级提出过要求：

“钱财，在某种程度上，它能够显示一个人的‘身家’，却不能反映一个人创造的价值。假如把个人的收入都用于享受的话，那么生命奋斗的意义便会丧失。我们捐出了那些钱，并沒有什么地方值得称赞的，能接受到奖励的人才是值得庆贺的。年轻人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中国的宏伟目标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勤奋和拼搏。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和激励，让他们更上一层楼，是我们最好的安慰。”

对于刘本堃夫妇而言，实际上他们的心愿早在多年前便已经达成。

自刘本堃夫妇回国后，他们最想做的就只剩下了一件事，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经过党组织20多年的考察，已经年过花甲的刘本堃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5年，刘道蕊用英文郑重其事地写了一封入党申请书，经党组织批准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尽管已经是接受党组织考验多年，但刘道蕊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坦言：

“我热爱中国共产党。但是，我觉得我还得好好学习，要尽我的最大努力做个合格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