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未来10年内能否维持年均5%的GDP增速，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实现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这便是近期国内一众经济学者都在探讨的课题。
他们基于各种模型和预测纷纷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但实际情况的复杂性远超理论模型所能涵盖的范围。
在五大市场方面，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保险市场都将起到关键作用。
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其上下游产业链广泛，对经济有着直接的拉动作用；
股票市场则反映了企业的融资情况和投资者的信心，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
债券市场为行政主体和企业提供了融资渠道，对稳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外汇市场则关系到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具有间接影响；
保险市场则通过风险管理和资金运用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
在三大产业方面，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将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农业作为基础产业，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原材料和市场；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地位；服务业则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基石，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将不断释放；投资则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技术水平来推动经济增长；出口则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通过国际贸易拓展市场空间。
至于在三大部门中，行政主体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都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行政部门通过制定和执行政策来引导和调控经济增长；非金融企业部门则是经济增长的主体，其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力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居民部门则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其消费和投资行为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影响。
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系统方面，如何改善实体经济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探讨的问题。
货币政策投放出来的资金流动性需要通过金融系统有效地传递给实体经济运行主体，特别是企业部门。
这要求金融系统具备高效的资金传导机制，能够将资金快速、准确地投放到需要的地方，与此同时，财政政策也需要与货币政策相协调，共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紧接着是一些经济结构性问题，比如说债务货币化、资产金融化、过度行政干预，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同时在缩表，即修复资产负债表，中央行政主体、央行和财政部等上级机构扩张资产负债表，导致现在的宏观经济出现了以下现象：
信贷收缩、债务承压、储蓄分化，资产标的荒，即没有良好的投资理财项目，而这涉及了居民部门的三大收入来源即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也叫资产运营收入），以及社会保障性收入均处于下降态势。
而针对企业的三大盈利来源，即制造产品销售盈利所得、企业本身的资产运营收入所得，以及企业本身的资产作为抵押物向银行借贷所产生的贷款所得，此虽乃成本支出，但是在刚开始将企业资产抵押给了银行之后，会收到一笔贷款性收入，也能算作是企业本身的盈利收入来源，只不过后续需要偿还而已，前期它可以作为一种资金来源，如今这些企业的盈利性收入也在下降，突显出宏观经济环境的严峻性。
由此，我们再来探讨：到底能不能在未来10年内将平均每年的GDP增速维持在5%左右？
我的答案是非常具有挑战性，很有可能无法达成目标。那该怎么办？
我们只好把目标再放长远一些，不能急功近利、太过于急躁，想要在10年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依靠人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它还包括了一些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且由自然规律形成的经济运行法则。
如果我们不能用10年的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把时间拉长到20年行不行？
这得通过严谨且缜密的逻辑思维去论证和探讨“我国在20年内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实现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这一课题。
我的答案是，相对比10年内想要实现这个目标，20年这个时间点更符合现实，虽然仍具有挑战性，但是相比10年来说，失败的概率是不大的。
尽管有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等宏观层面的消极因素存在，但是只要做到对宏观经济整体方面的局部性调整，并且实现资源重组，比如说货币政策要如何改进，财政政策要怎么应对经济下行的颓势，还有一些制度性的改革也要尽快上马，相互配合实行。
另外，关于我们是否要继续资产金融化、债务货币化，还是说极力避免这些情况再次发生，央行扩表所释放的流动性必须解决企业和居民部门缩表这个问题，使他们也跟着上面一起扩表，然后通过信贷扩张、债务驱动，盘活整个金融系统，再然后解决居民三大收入来源和企业三大盈利来源的问题，优化结构性分配。
这样一来，储蓄分化的现象也就没那么严重了，大家有了储蓄以后就可以进行投资和消费，优质资产得以被发掘，成为主权货币的价值锚定物，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会陷入资产标的荒，消费和购买力也跟着提升上来了。
至于其他的经济领域，比如五大市场，它们各自都有一些结构性问题，我们必须想方设法解决掉这些问题。
等到居民部门的三大收入来源有所改善之后，大伙儿就有能力进行消费，随后制造出口行业也能被内循环所替代，但仍需要优化外汇储备，不能再用非美元资产去填充美元资产了，必须扩大美元资产的储备，因为我们现在的主权货币仍不太可能成为真正的国际化货币。
经过上述对宏观经济的全面分析后我们发现，在接下来的20年内实现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如此说来，我国经济正处于关键性的决胜之机，除了前面分析的因素外，接下来我们还将探索更多途径，它们分别是：解救楼市、扶持实体、托底金融、发债救国。
解救楼市在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政策环境下，我想分享一些个人的独到见解：我坚信2016年的棚改货币化政策是一个历史性的决策失误。
正是这一决策导致了土地和房屋价格的全面飙升，不仅使得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水涨船高，还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
除此之外，除了已知的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平急两用，以及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三大项目外，我们是否还能探索其他的可能性？
有网友提出：是否可以考虑再次实施大规模的棚改或旧改？
然而，2016年的棚改已经覆盖了全国所有二三线城市及以下县城的棚户区。
关于旧改，其复杂性和资金需求不容小觑，如果进行大规模拆迁，涉及的资金规模可能高达数十万亿甚至上百万亿。
这样的资金需求，如果采用货币化安置，必将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
如果全面铺开，仅靠超发货币可能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而若在重点城市进行，又必须权衡投资回报率和资源有效利用率等因素。
最近，有新闻指出我国第一批70年产权的房子已经到期，预示着未来将有大量此类房子面临同样的问题。考虑到高度达到100米以上的高层住宅建筑，其使用寿命能否达到70年令人质疑。
于是我认为当前并不急于进行旧改，而是应该等待20-30年后，当这批高楼成为危楼时，再投入资金进行拆建。
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免资金的提前透支，还能有效防止过度开发带来的资源浪费。
我之前曾提议将城中村的改造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相互结合，形成一套完整的配套体系。这意味着，在我们推动的三大项目中，前两个项目应紧密配合，共同发挥作用。
接下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四个一线城市以及一些具有关键战略地位和功能性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应满足平时和紧急两种需求，类似于潮汐车道的设计，在高峰时段，潮汐车道能够有效疏导交通，缓解CBD区域的交通压力。
同样地，这些基础设施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启动，而在平时则保持正常运行。
考虑到我国庞大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节假日期间的人流和交通压力尤为显著，特别是在春运、国庆等关键时期，车流量和交通运输压力巨大。
于是乎，我们强调基础设施的平急两用性，旨在合理分配资源，确保在最需要的时候能够发挥最大效用。
实际上，我坚信只要我们将三大项目全面落地，并保障其间的协同作用，这便是最理想的策略。
因此，我们无需再探索其他项目，也无需过分追求创新，只需毫不动摇地坚持我前面提及的观点。
事实上，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推行应当早在2016年便提上日程，而非选择棚改货币化这一路径。
回顾2015年和2016年，我们的处境与1991年日本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时的情状颇为相似，当时日本央行选择了加息，而我们却实行棚改货币化，这两个跨越时空的决定无疑都是历史性失误。
传统的生产力主要依赖于房地产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但关键在于新质生产力不可能独立完成，那要如何与新质生产力领域相互联通，才能够让旧有的生产力也得到效率上的提升？
在我看来，我们对于房地产的决策历程充满了矛盾和不确定性。我们曾将其视为支柱型产业，随后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转向其他产业的发展。
自2021年实行“三道红线”政策以来，房地产市场陷入了持续的低迷，供求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表明上面在房地产市场上的决策失误连连，对市场的认知过于片面，政策的制定也显得过于极端，时而宽松，时而收紧，导致市场始终未能形成一个自由竞争、自我调节的成熟体系。
对此我认为，尽管我国的房地产市场长期以来受到政策干预，如行政手段的调控，但要实现其稳定且健康的发展，关键在于恢复其市场经济的本色。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让市场交易主体能够自主决策、自由行动和进行自由买卖，从而避免行政手段对价格和供求关系的过度干预。
然而，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
由于房地产市场，特别是商品房，被视为主权货币大类资产的重要锚定物，而在主权货币尚未实现全面自由交易和国际化流通的背景下，商品房价格需要保持稳定，以免对经济造成冲击。这也解释了为何行政主体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干预房地产市场，以确保其价格的稳定。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促进其他行业的繁荣，那么我们就不能继续将房地产市场作为唯一的主权货币资产锚定物。
相反，我们应该寻求资产锚定的多元化，让更多的资产类别参与到这一角色中来，从而降低风险并推动更广泛的经济增长。
这意味着，商品房不应再是唯一的价值锚定物，而应与其他资产一起，共同支撑起主权货币的价值体系。
房地产市场可以分化为三个市场：商品房市场、保障房市场，以及租赁房市场。
我在之前的文章提到过，重点还是在租赁房市场，因为我国的租售比一直是比较低的，房价居高不下，租金却相对低廉，所以整体的租售比是偏低的。
这样一来，租赁房市场的价格长期被抬高，使其成为继商品房之后第二个主权货币大类资产的价值锚定物。
通过这样的分化，房地产市场中的资金和风险从原本的商品房市场转移到了租赁房市场，让租赁房市场去稳定主权货币资产价格及其价值。
在其他领域中，比如上市公司的优质股票、行政主体发行的带有主权信用的债券，以及美元资产的外汇储备，都能成为主权货币资产的锚定物。
然而，这三个领域想要真正转型为主权货币资产锚定物，仍然需要进行针对各自市场的制度性改革。
就股市而言，其制度性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大盘指数不应再像过去那样经历大幅度波动，而应趋于稳定，体现其价值投资的属性。
而债券市场也不能轻视内债的发行，更不能盲目滥发债券，比如某个内陆省份滥发债券，丝毫不考虑未来的偿还能力，只是一味地依赖上级的转移支付，这无疑是对主权信用的过度透支。
我曾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及，主权信用如同物理中的时空定义，具有一致性和无标度性。
这意味着地方行政主体的信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整个国家的主权信用，一旦地方行政主体的信用受到损害，整个国家的主权信用也将受到波及。
在我国这样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里，滥发债券的行为是绝不允许的，不论是哪个层级的行政主体，都不能滥发涉及主权信用的债券，如专项债、一般债等。
至于外汇储备，它涉及出口制造业的发展，因此与西方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显得至关重要。
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非美元资产来替代美元的核心地位，这也需要我们对汇率市场进行相应的改革，那么外汇管制和资本管制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综上所述，解救楼市不仅关乎楼市的健康发展，更是对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的一次重要挽救。而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健，则直接映射在主权货币资产的价值上，成为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
因此，我们不能仅依赖商品房或大型基础设施等传统价值锚定物，而是需要积极寻求更多元化、更具前瞻性的价值锚定途径，以全面增强经济的韧性和可持续性。
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全面提升。
万一上面不想再开放市场、促进交易自由化，而是觉得这般现状足矣，然后操控资金领域，不搞市场完全开放那一套，以此控制资金的去向，那该怎么办？
针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很好的解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将那些曾经跟随苏联搞计划经济体制、如今想要转型为市场经济的国家统称为转轨型国家，表明这些国家就像在铁路上转轨一样，从旧轨道转向新轨道。
科尔奈指出，只要这类转轨型国家开启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想要守住经济改革的成果，就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制度性改革，将整个国家体制都变成现代化，即变成符合市场经济这一类的制度体系，才能够将经济现代化改革的成果一直保持下去。
否则，所有的努力都将付之一炬、功亏一篑。
扶持实体首先，所谓的旧有生产力是由劳动分工和自由市场所赋予的价值组合而成的，历史经验表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均具有资本积累的特征，不能简单且机械式地将两者通过所谓的生产关系进行对立。
现代经济学家索洛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除去旧有生产力在发挥作用以外，还有剩余的生产力未能进行充分的定义和统计，世人将这部分生产力称之为索洛残差。
后来熊彼特等制度经济学者将索洛残差研究透彻，原来是人力资源稳步增加以及针对生产资料的技术进步所推动的内生增长，米塞斯和熊彼特等人将其纳入制度经济学的商业技术创新周期理论，并与旧有生产力一起统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
而近期上面所说的“新质生产力”，本质上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当中剔除旧有生产力的剩余生产力，其虽具有先进高新技术的知识密集型、高工业附加值、效用溢出等显著特征，但也具有极强的系统传导性或寄生于系统其他传导部分的特征，倘若只发展这类生产力，而将旧有生产力弃之如履，则非但无法独立发展完成，还会导致大量资源因过度开发而遭遇浪费的局面，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非只注重发展新质生产力。
要知道我国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至今为止整个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升反降，常年徘徊在1%左右，反观那个超级大国，口罩时期之后其全要素生产率竟提高到逾4%的水平，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我的答案是由于整个社会的总需求不足，导致产能利用率以及通过劳动创造或资本积累转化为实际性财富的效率大打折扣，市场经济交易及资源配置或流转的效用不够充分，间接导致市场整体的交易费用有所抬升，诸如行政或交易手续等市场运行的成本始终居高不下。
其次，如何提高包括新质生产力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
第一，对过往经济发展模式的旧有生产力领域进行切实有效的制度性改革，以此提高它们的生产效率，比如针对楼市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而对资本市场实行有助于自由交易的各项措施等等。
第二，大力发展中高端制造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此即所谓的新质生产力领域，注重制造产业高技术领域的投产平衡，比如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算法、新能源、新基建、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低空经济等领域。
第三，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交易主体自由化和法治化体系，注重对人本身的投资而非对物的投资，从现在开始认清终端消费市场的重要性，将金融系统内的大量资金流动性注入对人力资源和技术进步等有助于经济呈内生性增长的领域。
第四，在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层面也得积极引导并成型，通过道德约束或立法司法及行政执行等法律层面全方位维护包括生命权、劳动权、自由裁量权在内的个人财产处置权，从间接税制度改革为直接税制度，减轻企业部门的经营支出负担，真正实现切实改善整体营商环境的目标。
再来，对于三大产业：农业、制造业、服务业，我们需要保持制造业的稳健发展，并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以辅佐制造业的发展。同时，农业也需要借助机械生产和高新技术进行现代化改造。
而对于三驾马车中的投资，我们应摒弃无效或低效的投资，转向有利于消费的领域进行发展，比如扩大投资品消费领域，以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最后，我们当前的实体经济面临不断下滑的趋势，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稳住它，支撑其底部，进而实现触底反弹，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另外，实体经济还关乎我们的经济上限。
如果说房地产市场的资产即商品房的价格代表着主权货币资产价格的下限，那么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从中低端制造产业向中高端制造产业以及高技术领域迈进，就决定了我们经济发展的上限。
如此一来，我们要稳住目前萎靡不振的实体经济，让它从底部反弹，接替房地产市场，成为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此需要结合金融系统和资本市场的愿景，特别是证券市场，以股票债券为主的证券市场，如何让它们发展起来，如何让这些上市公司从中获得资金，进而发展好实体经济的基础，这是非常关键的。
托底金融该部分的内容在前面的篇幅或多或少已经提及了，而我们接下来要建设金融强国。
按照我上一篇文章的逻辑，我国的经济体量和发展规模完全有能力像美国那样走金融化道路。
所以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走上资产金融化这条路并不是错误的决定，反而可以扩张我们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实属未雨绸缪。
该部分内容涉及如何托底金融，而金融代表着资本的流通，如此一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资本能够自由且充分地在我们的金融系统里面流通，从而提升其流通速率和转化效率，由此我们的市场经济便能通过金融系统的运转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提升。
而股市的制度性改革是另一个议题，也是老生常谈的，重点在于T+0机制、退市常态化、注册制必须完善、做空机制也要完善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妥善解决。
展望未来，债券市场大有可为，不仅要发展其规模，还要做大做强，充分调动其流动性，这样才能让居民部门增加对债券市场的投资份额。
汇率市场则关乎主权货币资产的保值，根据我上一篇文章的逻辑，保主权货币资产即保楼市，因为目前主权货币的大类资产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市场的商品房上，所以要稳住商品房价格，避免其大幅下跌，以维护汇率市场的稳定。
至于保险基金市场，看前面四个领域的表现如何，然后确保他们购买的保险不会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即可。
发债救国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今社会三大部门的财务状况是什么样的？
非金融企业部门也主要由民营企业构成，包括居民部门都在修复资产负债表。也就是说，自2016年棚改货币化开始之后，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和债务率都飙升了。
因此，当时的债务驱动型投资和信贷扩张主要依靠居民部门来实现。
由于当时全国房价都在暴涨，居民通过加杠杆即债务驱动的方式购买商品房，然后向银行贷款，而在社会融资增速中，个人贷款增速上升了。
而在2016年之后，我国经济能够保持6%的增长，完全是靠居民部门的扩张信贷，通过扩张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债务驱动得以实现的。
企业部门的情况也很相似，由于我国实行间接税制度，因此我国民营企业部门的宏观税负率达到了世界之最的水平，没有任何国家的企业税负比我们更多。
而国企和央企除了需要承担税负，即承担最终的税负之外，还需要将他们的盈利和利润上缴给国库。
因此，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基本上企业部门的宏观税负和社会责任都非常大。
时间到了2020年之后，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无法再加杠杆了，债务率、负债率和杠杆率已经达到了极限。
接下来本该轮到行政主体部门接手，然而遗憾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地方行政主体以地方城投以及基建平台为名义扩张城投债，而城投债并不计入地方行政主体部门的债务，而是计入民营企业的债务，相当于地方行政主体的隐性债务，这也是我们国家民营企业部门负债率如此高的原因之一，因为它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地方行政主体的隐性债务。
市场投资者也知道城投债具有行政主体信用资质，因此才会在其发行债券时一举购买。
尽管考虑过剥离，但由于涉及地方行政主体的信用问题，只能通过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来化解地方行政主体的城投债务。
所以很遗憾，现在原本需要地方行政主体扩大城投债来支撑宏观经济基本面，但在2008年之后，尤其是2015年之后，已经允许地方行政主体通过发行一般专项债、一般债和专项债来置换城投债务的情况下，城投债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连同地方行政主体的一般债和专项债一起飙升，导致地方行政主体的债务扩张也达到了极限。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以及地方行政主体的扩债能力均抵达了天花板，接下来靠谁扩张债务来兜底宏观经济？
之前一直有一个部门没有大肆扩张资产负债表，也没有大肆扩张债务，就是中央行政部门。
在过去几十年来，中央行政部门得益于分税制改革的红利，一直通过三级财政上缴的方式获得地方行政主体的财政税收，比如粤、浙、苏、沪、京这些一线城市或发达省份。
这些省份上缴的财政税收很多，然后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转移给了中西部地区，所以中央是不缺钱的。
中央行政部门之所以之前没有大肆扩张负债，是因为之前受到过教训，在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央行政主体其实没那么多钱，而地方行政主体相对来说就有很多钱，后来通过分税制改革，才形成了现在的局面。
由于如今中央行政部门没有大肆扩张负债，就让它来担任最终买单人的角色，即扩张资产负债表，以此兜底整个宏观经济基本面。
从2023年7月份开始到现在，只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它就扩张了5万亿，包括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一般债等。
无论如何，赤字率都会保持在4%以内，但这些特殊债务不会算进一般的宏观财政赤字里，而是算作类似于PSL（特殊再贷款）的特殊扩债手段，尽管不算进常规赤字，但其仍属于实质性发债，即透支了主权信用。
经济学的系统传导论表明，这些债务始终在经济系统中循环，由此导致很多问题，比如资产价格下降，钱发得越多，实际上代表着需要花更多的钱去购买商品，相当于钱贬值了，主权信用肯定会缩水，因为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是相对公正的交易媒介，所以价值都会反映在货币上。
该部分内容即“发债救国”其实特别简单，即我们现在需要靠中央行政主体部门扩张资产负债表，以国家的名义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然后将其流通到一级债券市场里，民众可以去购买，社会其他成员也可以购买，包括央行和财政部，此举相当于在实践现代货币理论（MMT）。
然而，这样做既有好处也有弊端。
接下来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它们分别是什么。
好处是超长期特别国债可以为我们的主权信用货币提供一个长期的锚定方向，使我们的货币锚定具有长期性，从而体现其价值，这也将增加具有主权信用的价值锚定物在债券市场的流通速率和效用转化率，甚至有助于我们金融系统的制度性改革，推动其向市场经济自由化、更充分的市场经济成分发展。
那么，对于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而言，其弊端又是什么呢？
万一未来真的出现未富先老的情况，或者我们未能在20年的决胜之机中战胜种种困难，没有让宏观经济恢复过来，反而陷入与日本失去的30年相似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也意味着我们没有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目前发行的这些超长期特别国债将会成为我们最大的累赘。
面对这些债务压力，我们的主权信用势必会受到严重影响。
比如现在阿根廷、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等国家的命运，可能就是我们未来的写照。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因此而彻底失去未来，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可能会陷入各种制度性危机中无法自拔，很难再度崛起。
写在最后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正迎来为期20年的决胜之机，不仅要从五大市场的状况、三大产业的发展、“三驾马车”的交替或转换，以及社会三大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修复情况着力进行改善，还得从解救楼市、扶持实体、托底金融，以及发债救国这四项战略举措入手，实行全方位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使其更加符合现代化市场经济法治化体系的普适性标准。
总之，我相信我们必将顺利取得这场关乎宏观经济能否触底反弹的长期性战役的伟大胜利，大家一起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而努力奋斗！
作者：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