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或许是因应“教授治校”的说法，上级正式提出了“教授治学”的口号。乍一看，仿佛暗示现在一些教授已经不怎么治学。据说非上级本意，倒还真有点不幸而言中的意思。治学是教授的本业，如今作为口号提出，颇让一般人不知何意。然而，能把常事作为口号提出，一定有着不一般的高瞻远瞩。大概这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差距了，虽有些不解，却不能不佩服。

我们中国文化向来崇尚文字也长于文字解读，口号里的“教授治学”，本是以前所谓治经学、治史学的意思；一些有心人却读出了言外之意，以为是上级在鼓励教授“治理”学术，于是很多教授开始热心于“决策”。有的院系贯彻上级的意思，忽然成立了多个委员会，对各种事务进行全面的“治理”。以前很简单的事，如今都有什么委员会干预。尽管是形式大于实际，总增添了很多程序性的申报和审批。也许是曾经被他人治理久了，一旦自己可以治理他人，那认真负责的劲头，着实让人敬佩。结果不是什么“教授治学”，简直就是“教授治教授”。

另一类型的“教授治学”，则是强化学术委员会的作用，这却是得到上级鼓励的（从媒体夸赞可知）。然而我说过，我们大学里的学术委员会就是一个多学科综合代表会议，在那里按照以多取胜的方式投票决策，不过是换一种形式的外行领导内行。有人会问，若连这样的委员会都要质疑，“行政”的力量岂不是空前强大？学术的影响何在？

我想，学术决策当然不应由“行政”来决定，但要改变“行政干预学术”的弊端，首先要以非“行政”的思维来考虑问题。若遵循学术的理路进行决策，最简单也最直接的，就是必须由内行领导内行，而不能由外行（不论是何种身份）来决策。且教育和学术是特殊的行业，内行中还应由真正好的少数人来引领，而不是以多取胜。简言之，上课的事，应由老师而不是学生主导；学术的事，应由做得好的少数人说了算。若匿名投票、以多取胜，就是典型的“行政”思维。

学术上本不应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为什么非要学政治家搞什么匿名投票？我的主张很简单，为贯彻内行领导内行的原则，学校不必设什么学术委员会，不如直接设一个公共资源委员会，由各学科代表组成；凡不涉及学校公共资源的学术事项，最好由各院系自己决定。同理适用于院系，凡不涉及院系公共资源的学术事项，最好由各学科教授自己决定。所有学术决策，都由真正做得好的少数精英以透明的方式决策，不必搞大规模的群众投票（规模的大小，因总人数而异。院系通常在同一学科内，设置一个固定的学术委员会也无妨；但若学术委员占总数四分之一甚或以上，就已可说是“大规模”的群众决策了）。

这里的核心，就是透明。即表决采取实名投票制，重要的事项还要记录下何以赞成或反对的个人意见。有些要事，例如进人，可考虑由专业相近的三五人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吸纳一位外专业的人），委员会对支持的人，应具体指出此人在专业领域里的全国地位，并将其决定（包括票数及赞成或反对的个人意见）在教授会上公布，然后大会投票，让人人都承担相应的责任。

当然，如果设置了小而精的固定学术委员会，也不必事事都公示。是否公布投票的进程，可视其影响大小而定。但因皆是实名投票，且已记录在案，投票者票责自负，当然要对做出的决策负责。任何决策，多含有预测成分。所谓负责，不是要据后来结果追究投票人的责任，而是不仅让当事人知道自己曾经做出了对或错的抉择，也让后来的决策者可据以避免进一步的错误。

这样的学术决策或不那么民主，可能还让人感觉太过精英化，但学术不是政治，不一定要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我们的社会或可以一面每天吹捧各行各业的精英，一面又在决策上排除精英以维持所谓“程序正义”；学术则不然，这里不能照顾多数，否则就只能普及，谈不上提高。

现在人人都在关注我们的学校何以培养不出大师，其实大师恐怕不是培养出来的，能培养出人才就不错了。别的我不敢说，若要回答所谓“钱学森的世纪之问”，我敢肯定，在大学确立以多取胜制之后，钱学森的曾孙重孙还会重复类似的问题。道理很简单，科学如果靠大众投票推进，人类今天就不是这个样子——或许还在争辩是否应当住在树上、是否应当吃熟食一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