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任正非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论坛，那是他第一次在华为公司以外的公开场合发表演讲。

现在回顾当年的那场演讲，依旧可以看到任正非作为“商业思想家”的战略高度。面对着主持人众多刁钻的问题，任正非也是以通俗的语言轻松化解。

做华为并不是在我意想之中的行为。

其实，任正非在很多场合都表达过：“我是在生活所迫，人生路窄的时候，创立华为的”。

当年，转业之后，任正非到了一家国企做了一名部门副经理，当时看到电视机的机遇，想要抓住，但因为缺乏市场经验，被骗了不少钱。

追款的过程当中，我把所有的法律书读了一遍。悟出来市场经济两个道理，一个就是客户，一个就是货源，中间的交易就是法律。

但是，即使当时追回了大部分的款，也写了保证书，任正非还是被“离职”了。

选择在那个时候创办企业，更像是一个人人到中年，面对事业和家庭压力时候的无奈之举。

所有的人都没有见到万门交换机，只有我飞到吉林去，好不容易求啊，求爷爷求奶奶，让大家瞅一下五号机啥样子，终于大家同意了。

在那个年代，关于通信所有先进的技术、机器和设备都是来自于国外，而任正非和初创团队根本没有钱支撑他们去国外考察，也都是在国内到处跑着学习、长见识。

华为也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慢慢积累起来的。

我们那个当时山区的孩子，在人生的选择上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看一本小说可能就选择了人生。

从山沟里里走出来、从农村走出来，是那个年代很多人的愿望，不仅是要见识新的世界，更是要去改变自己的一生。

所以，即使在大学时候饱受困难，但任正非并没有和其他人一样混日子，在学校自学了很多课程，这也是他能够在后来抓住机会的主要原因。

在部队的时候，任正非交了两块钱上了西安交大的培训班，也是从那时候起接触和了解到了计算机，也让他看到了一个新世界。

这是主持人一个非常刁钻的问题，因为那几年里，华为在西方国家一直饱受这样的舆论压力。

而任正非却这样答道：我们肯定热爱祖国的，但是我们不会去危害别的任何国家。

这同样是主持人给任正非“挖坑”的一个问题，任正非同样用一个非常通俗的举例给所有人讲清楚了：“我们只是负责做管道铁皮，铁皮能做啥事？铁皮傻乎乎的，华为也是傻乎乎的。”

我们认为未来信息世界是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我们一定要共同确定未来的思想结构、理论结构、系统结构是什么？我们怎么共建来给世界提供服务？

通过共建来给世界提供服务。这是任正非对全球化的诠释，也是对企业本身社会责任的诠释。其实，从这对话中也能知道，在10年前甚至更长时间前，美国已经意识到了华为的崛起对他们造成了威胁，也在不断的通过手段来限制华为。

但任正非的回答，却尽显了作为一个全球化企业领导者的格局和高度。

我们要拿到客户口袋里的钱，又不能用非法手段，又不能抢钱，那我们只能做好服务，只能做好产品。

时刻铭记质量是华为生存的基石，是客户选择华为的理由。这是华为质量方针中的第一条，而华为每年投入超过千亿的研发费用，也是在努力创新，做出更好的产品。

不是说我真的很了不起，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了不起。我并没有什么故意低调、神秘的问题。

这是现场观众提出的一个问题，任正非则说自己被胡厚崑给“骗”去的。确实，任正非极少在公众场合出现，但这不影响他一直是很多企业家学习的榜样。

写在最后：

共青团中央旗下的《中国产经新闻》曾这样评价任正非：中国从来就不缺企业家，但从来都缺真正的商业思想家——在当代中国，任正非应该算是一个。

或许，很多人和我一样，在读任正非的书或者讲话的时候，能够切实感受到“厚度”两个，那是一个企业家数十载创业经历的积累，也是一个人历经岁月风霜后的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