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巴尔扎克出生的法国怎样评价这位作家，但在中国，除了罗丹塑巴尔扎克像的轶事还为人津津乐道，巴尔扎克的声名却不可避免地褪色了。虽然近年来声名日隆的茨威格把他列为了《三大师》之一，但这并不能挽救巴氏褪色的名声于万一。大部分当代的作家都不再把巴氏当成多么伟大的作家，“不穿制服的将军”“文坛上的拿破仑”这些褒扬之词，早已没人提起了。因为巴氏名声的褪色，连翻译他的傅雷先生也遭了质疑。以往被恩格斯称颂的“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倒足以成为对巴氏的讽刺。仿佛巴尔扎克的作品成了用小说完成的历史文件。当然，巴尔扎克对这个评价或许会感到满意，因为他想做的也就是“一名历史的书记员”，要像一个历史学家那样如实地描绘十九世纪的社会风俗。我们大部分作家也就毫不犹豫地相信了巴氏自己加封的名号，而忘记了向他的堂庑里张望张望，看有没有永不衰老的东西兀立在巴氏的内里。
巴尔扎克最遭人诟病的地方是他繁缛的环境和衣饰描写，为了让十九世纪的法国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巴氏不惜牺牲掉自己作品的可读性，在书中用十几页以至三十几页来描写环境和人的衣饰。读到这些，就是那些编写教材的、喜欢说好话的外国文学学者都破例说了几句坏话——他那些过于细腻的“考古学描写”，不免有些累赘。实际上何止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司汤达、莫泊桑……凡是在文字上要和画家的彩色笔一争静物描写优劣的，都不得不为他们的任性付出代价。汪曾祺先生在他的文论《传神》中写得很清楚：“写小说不比画画，用语言文字描绘人物的形貌，不如线条颜色表现得那样真切。十九世纪的小说流行摹写人物的肖像，写得细致，但是不易使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看到这种情况，起码我们不要把繁缛的描写只当成是巴氏的罪状，十九世纪的那批大家，没有几个可以逃得出这个框框。
巴尔扎克的第二个“罪状”几乎就是不可饶恕的了，那就是，几乎每个不喜欢巴氏的人都说他的小说浅陋、陈旧，没有新颖的技巧，没有深刻的思想，没有新时代将至的预感。原因之一当然是因为巴氏的作品太多，我们根据多则必定重复的原理得出陈旧的结论也仿佛顺理成章。原因之二是巴氏的小说过于好读：他的立意那么浅显，笔下的人物又是那样的个性鲜明。这实在让处处追求主题的繁复、人物的复杂的现代小说作家感到不耐。巴氏笔下的人物的确个性鲜明，葛朗台的吝啬、高布赛克的贪婪、菲利浦的凶残……真好像是在为福斯特定义的“扁平人物”作注脚：易于辨认，易于记忆。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注意福斯特的提醒：第一是扁平人物先就不可轻忽；第二是一不小心，扁平人物就长成了圆形人物。而实际上，巴氏的这些人物确实让人不可小视！我们同时不要忘了，巴尔扎克把他所有的作品命名为《人间喜剧》，是要与但丁的《神的喜剧》（《神曲》）一比高低的，单纯的人物显然不是巴氏的唯一目的。
巴尔扎克首先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对强烈的欲望的描写。这种强烈的欲望一面表现为人们对物质（最重要的是金钱）的欲求，以及欲求满足以后物质反客为主的强横；一面表现为人们阻也阻止不住的各种嗜好。为了得到金钱，高贵的夫人们不得不在自己装饰豪华的客厅里接待新生的致富一代，并接受他们毛手毛脚的亲昵；在地位的催眠下，脱离低下出身的女儿远离自己的父亲，连死亡也不能打动她们；在物质力量的蛊惑下，乍入社会的年轻人每每铤而走险，任何劝阻都不会让他们回头……但是一旦他们获得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又反过来戕害着这些获得者。我们不妨把《欧也妮·葛朗台》拈出来分析一下。老葛朗台仿佛是为物质而生的，他在有了一定的钱财之后，就琢磨怎样让这部分钱升值，而当钱财一到手，他又想怎样维护这笔钱财，不让外人得到。而物质力量的强横在葛朗台因它而毁掉了女儿的幸福时显得尤为可怕。强横的物质力量先是把葛朗台彻头彻尾地塑造了一遍，接着，由于这个魔方的启动，它开始毫无顾忌地塑造他人，直至最终与它接近的一切都按它设定的样子被重新制造。物质的强横在这里表现为，它一方面对拥有它的一方施加力量，另一方面又从这个中介开始往外辐射，直至在辐射圈内的一切人都像被核武器击中一样纷纷倒下。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个让当代人一读心喜的词：异化。这个黑格尔发明、马克思推广的词几乎成了衡量一个作家是否具有现代意识的标志。而巴尔扎克此处对异化的描写显然还没有进入我们的“法眼”。我们现在乐道的是卡夫卡的《变形记》。但只要细心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巴氏书写的是人不自觉的异化状态，以及在不自觉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他者的伤害，并进一步让受害者也被异化。而卡夫卡讲的是人们对异化的自觉。按照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的说法，“西绪福斯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应该认为，西绪福斯是幸福的。”我们也可以说，《变形记》中的甲壳虫是幸福的，因为它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命运。而《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和欧也妮是不幸的，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异化。我们的耐心帮我们发现了一点线索，原来现代派的先驱不是什么天外的宾客，他接续的也是文学中的一个悠久的传统。文学表现了意识的进步，也恰好证实了自己的不过时。
比如葛朗台对金钱的嗜欲，邦斯舅舅对精美食物的嗜欲，于洛对年轻女性的嗜欲……我们不妨对《高老头》中不可遏抑的对女儿给予的爱的嗜求稍作分析。嗜欲源于匮乏，人们对自己不曾拥有或不再拥有的东西总是恋恋不舍或念念不忘。与女儿天伦相守的日子是高老头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因为这段美好时光让高老头心灵饱满。而一旦两个女儿离开，渴望施行父爱并渴望女儿回报之爱的他就感到了匮乏。因为匮乏，高老头就愈发想重温那段日子。而女儿为着出身的原因不愿见他，这种拒绝越发加剧了高老头的匮乏感。对原先的爱的恋恋不舍，就进一步发展成了他对片刻温暖的念念不忘；越是念念不忘，心中的匮乏感就越是尤为强烈。一面是女儿与自己日趋远离的事实，一面是心中越来越强烈的渴望充实的念想。同样，邦斯对食物的嗜欲和那种对温馨的晚宴环境的渴求，同样是因为他的匮乏——单身的生活，无人操持饭食，当然让邦斯渴望片刻的温馨与一时的口腹之欲。为了这片时的嗜欲，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尊严。而一旦放弃了尊严，他们的理智也逐渐减弱以至消退，把所有的精力和希望都投放在嗜欲的片刻满足上。而也正是这种片刻的满足让他们付出了过高的代价。他们的生活愈加匮乏，嗜欲也就愈发不可收拾。这种恶性循环有它的临界点，一旦到达这个临界点，人的生活秩序就要崩溃。高老头物尽财穷之时，邦斯心劳力拙之日，他们的生命也就行将结束。
巴尔扎克另一个很出色的地方是表现出了宗教对教徒的约束力以及它对其他人的无能为力。巴尔扎克的书中有许多脸色苍白的女人，她们就是巴尔扎克根据两种真理之一的宗教塑造的女性。她们有她们的善恶观，知道自己儿子和丈夫的行为已经越出常理，会对自己的亲人或周围的人造成伤害。但她们本着基督教顺从和温和的要求，对丈夫或儿子的行为视而不见或置之不理。即使有时不痛不痒地劝说，也不能对陷入迷途的人有真正的劝阻作用。宗教驯服了她们的精神，让她们在世俗的世界里低首下心，为的是来世的灵魂得到安宁。她们为了预约来世的幸福，放弃了今世的努力。因此，她们在行为上表现得软弱。她们的软弱也同时表现了宗教的软弱。在世俗的层面上，宗教塑造了柔顺的灵魂，却不能给这些灵魂以有力的保护。而大部分教徒为了宁静的内心生活，也逐渐放弃了对社会既定事实的改造努力，容忍和放纵着恶事的发生。葛朗台夫人对丈夫反对女儿的婚事很不赞同，但她面对利欲熏心的丈夫却无法干涉。她以固有的品质纵容着丈夫的罪恶。《幻灭》中吕西安的母亲和妹妹，也只能对吕西安的远游和渐渐堕落进行祈祷，以致有时用省吃俭用的钱助长这样的事情。另外，如于洛的夫人、菲利浦的母亲等，都是类似的人物。大概中篇《比哀兰德》是个例外，虔信宗教的比哀兰德最终没有被邪恶的势力吞噬掉。但我们同时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没有办法的巴尔扎克应用最古老的手法，在作品中启用了神迹。稳坐云端的基督在自己最虔诚的教徒受难时也禁不住施法相救。结局是完满了，但教徒自我的无能还是表现得很扎眼。我们在这里看到，巴尔扎克已经接触到了宗教即将面临的困境。宗教对世俗的约束力正在一天天衰弱下去，而一旦这种约束力变成了对虔信的少数的约束和对不信的多数的纵容，喊出“上帝死了”就是一个迟早的问题。当我们等来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却忘了有一双眼睛早就在认真关注着这个问题。
巴尔扎克还有一个优异之处就是，他有一双洞烛世情的眼睛和对才能的认同。说起洞烛世情，我们立刻就会想起那个靡菲斯特似的伏脱冷。在《高老头》中，伏脱冷对拉斯蒂涅说的一番话真是振聋发聩。他的老于世故，洞明世事，令人吃惊不小。这番话是很容易找的，在此就不具引了。这里引一些巴氏自己的议论，看看这个老练人物的塑造者对世事的认识。
“只有充分理解社会进步，才能有风雅生活的意识。”
“（风雅生活）叫我们像别人一样什么也不做，表面上却像他们一样有什么都做得的学问。”
“正是由不想从事受苦受气的工作这样一个愿望中，产生了贵族……娼妓，等等。”
“风雅生活，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仪表风度的学问。”
“奢华不如风雅费钱。”
巴尔扎克这里的议论没有满脸的愤愤不平，而是平淡如水。这种对生活的洞察度，不知道现今有几个人可以达到。更为可贵的是，巴氏虽然“世事洞明”，但他并没有因为洞明了世事，就对世界悲观失望。在巴氏的悲剧里，我们总是看到丝丝的亮色。这就是巴氏认为的有才能的人所带来的。皮安训、包比诺、德·阿泰兹……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作品无边的黑暗多少有了些涯略。甚至那个渐渐堕落的吕西安，巴氏也不忍让他被泥沼一下子吞没，而是让他起伏升沉，并且，他的才能也不时闪现在书页中间。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亮色，使巴氏的小说虽是悲剧而并不让人失望，有乐观但并不肤浅。冷眼热笔，热笔冷眼，见得出巴氏智慧里面饱满的热情和热情后面洞明的智慧。
写到这里，我们的文章可以结束了。追求深刻的理论家和作家仍然还会看不起巴尔扎克吧！巴氏的清晰或许真的已经没法让喜欢艰深行文的作家们满意了。但我最近读的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的一段话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我们所说的先知的洞察力源于巴尔扎克这一点不是偶然的，虽然他处在文学史的一个交点上，有一种时而是幻景的、时而是现实的、时而两者共存的刺激或经验，但他显然经常受到各种自然力量的牵引，同时十分明了他所做的一切。”类似的话可能会让我们警醒，巴尔扎克或许并没有褪色得那样厉害。视野中面目全非的巴尔扎克，倒可能是我们的眼睛出了些小小的差错。
文/黄德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