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已经迎来了多位外交部长，他们每个人都是才华横溢、口才了得，在面对西方政客的各种无理要求和语言攻击，正是这些外长们在各个场合舌战群雄，坚决维护了国家利益，并向全世界展现了大国风采。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并不算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始终虎视眈眈、敌意十足，甚至要联合起来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当时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难。

杰出的外交官们

早在1949年6月，毛主席便提出了“一边倒”的概念，从这时起也奠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方向。

在当时的情景下，就是完全地倒向苏联，不过这种“倒”是有条件、有底线地学习苏联先进做法、以苏联为榜样。

近代的中国主要有两个目标，其一是民族独立、其二是国家富强。

第一个问题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就解决了，那么毛主席等主要领导人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尽快实现国家富强，在当时的背景下，新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于美国。

从意识形态来看，中美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对立，这也解释了为何二战结束后美国会优先考虑蒋介石政府。

从国家利益来看，一个刚刚成立的国家百废待兴，恢复经济建设必然需要外界的援助，要是把希望寄托到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身上也是一种比较幼稚的想法。

再加上当时国际冷战的格局，倒向苏联也是最优的选择。

抗美援朝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并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便接连采取了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等政策，想要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在此情况下，我国的外交工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关键时刻，第一代外交官出马了，其代表人物便是周总理。

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等商量对策，尽量让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但他们不愿意让中国在此次会议中有任何机会。

代表团抵达日内瓦后，在机场就受到了杜勒斯等人的围攻，周总理与乔冠华、王稼祥等商量对策，王稼祥认为可以恢复与英国的接触。

在会议隆重开幕后，杜勒斯想方设法为美国的侵略战争辩解，将朝鲜未能统一的责任全部推给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

面对如此无理的说辞，周总理当即回击，并表示朝鲜问题出现的原因是美国在亚洲的侵略政策造成的，且当众提出了朝鲜和平统一的三大政策，希望各位参与会议的代表能考虑这一建议。

这些发言将杜勒斯驳斥得无话可说，毕竟从事实的角度来看，杜勒斯确实违背了亚洲人民的利益。

当时中国需要考虑的，同样还有英美法等国一起向中国发难，而英国、法国等在得知情况后都保持着观望态度，完全算得上是强烈抗议的，也只有美国这一家。

毛主席捕捉到了这一讯息，并给周总理打去了电话，让他想方设法在中英关系上寻求突破。

日内瓦会议上对亚洲形势的分析和决策也引起了缅甸、印度等国代表团的支持，他们纷纷希望周总理能来到国内进行访问，1954年6月，周总理也利用休会期间出访印度，与尼赫鲁发布了联合声明，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主权国家平等、互相尊重的基本原则。

在离开印度后，周总理又抵达了缅甸，与缅甸总理再次重申了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

到了1961年5月，世界各地数百名记者再度如潮水般涌入日内瓦，在此处召开关于老挝问题的会议，此时，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为陈毅，当时他的身份是外交部长。

这也是陈毅首次作为外交部长负责对外事务，并出席重要国际会议。

他刚刚抵达日内瓦，就得到了一个消息：会议延期了。

原来，该会议本来打算在5月12日开始，各国代表团原本都陆续抵达了，只有老挝右派代表人萨诺万集团的代表团迟到了，美国就以“未收到国际委员会核实老挝停火报告”为由，拒绝出席这一会议。

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的代表团足足等待了2天，报告才总算送到了地方，也证明了老挝早在10天前就实现了停火。

由于美国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再度节外生枝，还说老挝左派力量代表无权出席会议，一直阻挠会议正常开幕；从战争年代走出的陈毅外长一下就明白了美国的险恶用心，认为应当当机立断给美国一个下马威，用以揭穿美国的阴谋。

于是，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代表团以义正词严的方式直接震动了日内瓦，使得美国代表团极为狼狈。

美国国务卿、代表团团长蜡斯克得知情况后极为恼火，还召集了一批美国记者百般抵赖。

元帅的风范，也从此刻开始展现出来。

陈毅在当月16日在莱蒙湖畔的国联大厦与各国代表团握手致意，而美国的蜡斯克为了避免和陈毅遇到，竟从旁门绕了进去。

开幕会议上，陈毅一共发表了18分钟的讲话，详细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观点和主张，并指出老挝内部的问题只能由老挝人民来自己解决，要使得老挝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额情况下解决内部事务。

陈毅的发言立场鲜明，给参会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另一边，蜡斯克也在想尽办法回击，甚至打出了“中立定义”这张牌，本质上就是想要实现与美国结盟的老挝右派上台当政的“中立”。

对此陈毅更是毫不客气，在第二次发言中引用了杜勒斯曾说过的“中立是不道德”的说法来回击蜡斯克，并指出：“中立的定义，实质上还是干涉和侵略。”

会议的间歇期间，陈毅更是四处造访，要么接见记者、要么坦率交谈，也为中国代表团吸引了不少朋友。

而且，他当时还去了很多当地的老百姓家，老百姓听说了陈毅元帅的丰功伟绩后，更是抢着与他留念。

一脉相承的外交精神

陈毅元帅用自身的充足魅力，成功使得日内瓦会议载入史册。

在陈毅病逝后，姬鹏飞接替了他成为我国第三任外交部长，他的工作能力也同样极为突出，深受好评。

此后的乔冠华同样如此，而那张《乔的笑》更是青史留名。

马立克作为苏联杰出的外交官，总是与英美等西方大国代表唇枪舌剑，他那种咄咄逼人、滔滔不绝的态度更是使英美国家的外交官都发怵，就在马立克总是以一种不怀好意的方式对抗中国时，乔冠华也抵达了联合国。

1971年11月15日，联合国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全体会议上，马立克对乔冠华作出了一番不同寻常的“表白”，而且他拿出了一副“老大哥”、“老前辈”的嘴脸，言语间让中国代表团成员极为不适应。

几天后，乔冠华就苏联代表团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发言，他用最为尖锐的语言反对苏联的建议。

当时的马立克听到这些说法后已经脸色发白，就连下颌都在不由自主抖动，过去此人始终在联合国称王称霸，压根就没有把乔冠华放在眼里，没想到乔冠华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言论。

他马上就开始了攻击，不过乔冠华也总是能够从历史事实出发，反驳了对方的观点。

而且，乔冠华还明确指出：“中国代表团来到这里，怎么讲话、怎么表态，这些完全都是中国自己的事情，用不着其他国家的代表来教训。”

即便后来马立克还有过“发飙瞬间”，但他已经不敢继续轻视乔冠华了。

会议中，乔冠华还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发言：“中国代表团坚决反对这种把联合国安理会当作两个超级大国随意玩弄的工具的恶劣做法。”

在乔冠华之后，中国也涌现出了非常多优秀的外交官，李肇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06年时，日本首相小泉去了靖国神社，此事直接导致中日关系出现巨大波折，双方也几乎陷入僵局，外长之间也无法举行双边会晤。

一次在吉隆坡举行的亚洲外长会议中，日本外相麻生太郎要求见面，李肇星表示同意。

后来，他在开会期间抵达洗手间时候碰巧遇到了麻生太郎，当时麻生太郎还让秘书把洗手间的门给关上，只让李肇星一个人进去。

李肇星进入后，麻生太郎便问道：“你为何要躲着我？”

李肇星的回答也很简单：“不是我躲着你，而是你惹恼了中国人民，你们领导人去靖国神社，这是你们有错在先。”

并且李肇星同时也提出，至少日本外相及以上的官员都不去才可以，正因如此，两国之间的高层交往才再度恢复正常。

这次在厕所中“教训”麻生太郎的经历，也是李肇星记忆深刻的。

他总结过中日之间的关系，最好的方式便是“以民促官”，并且他认为过去中日之间存在过很多年的对立，要是打破僵局，也必须要从民间的外交活动开始，千万不能将政客与老百姓混为一谈。

李肇星在联合国担任代表期间，发现很多代表没有时间观念，开会的时候经常迟到，主持会议的主席就用木槌敲击桌面，催促代表们早点到场开会。

可木槌的声音只能影响到已经到场的代表，还有很多国家的代表仍然没有入场。

一次，李肇星实在受不了木槌敲击的声音，他站起来说：“您敲这么大声，惩罚的都是在场的人，缺席的人可听不见。”

在李肇星的提议下，联合国还专门花费了400美元在大楼的走廊、咖啡厅等地安装了电铃，后来这个电铃还被一些国家驻联合国代表称为“李氏铃”。

其实，很多国家并不重视联合国，就算安装了电铃，他们的代表仍然迟到；可李肇星提出的意见，换来的则是很多国家代表对中国的尊重。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正是因为这么多位外长的努力，中国才能越来越被了解。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