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英雄气概，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第一、二、三次“围剿”，并将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创建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同时开始着手建立各级苏维埃政府自己的银行。
在赣西南，1928年7月，东固革命委员会在原有东固贫民借贷所的基础上，由红二、四团捐助4000元基金成立了东古平民银行。1930年3月，将东古平民银行改称为东古银行。1930年11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以100万元现金成立了江西工农银行。
在闽西，1927年10月，上杭蛟洋农会成立蛟洋农民银行；1929年，在永定成立了多个信用合作社；1930年11月，闽西工农银行在龙岩成立。
这些区域性红色金融组织的创建，不仅起到了“调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实行低利借贷”的作用，而且为支援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立下不朽功勋，同时，也为日后成立的中华共和国苏维埃国家银行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和业务基础。
1931年11月7—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定都瑞金。从此，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开始了治党、治国、治军的大预演。
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之精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于1932年2月1日在瑞金叶坪成立，毛泽民任行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时资本仅为20万元，人员只有行长、会计、记账员、出纳员、兑换兼杂务5人，办公地点为一幢200平方米左右的二层普通民房，可谓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
国家银行从成立之日起就打上了时代和战争的烙印，国家银行工作人员也随时跟随红军战斗部队一起在战火中筹款、在硝烟中营业，为红色金融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
1933年2—3月间，红军在周恩来、朱德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打通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相继成立苏区闽赣省、粤赣省。至此，中央红军达10万之众。
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60个行政县，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1932年8月，国家银行设立福建、江西分行，分行之下设立宁都、兴国、于都、石城等支行，并设立国家银行直属支行——瑞金支行。随后，又在福建白砂、江西瑞金等地设立兑换处和收买金银处，党领导下的金融触角延伸到中央苏区的每一个城乡。
为统一苏区货币，国家银行在1932年7月发行纸币，到年终共发行65.62万元，1933年共发行纸币200万元。在筹集战争经费的过程中，国家银行如中流砥柱，风雨不倒。
1933年9月，国民党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然而，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面推行，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国家银行不得不随中央红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漫漫长征。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国家银行总行毛泽民、钱希钧、曹菊如、莫钧涛、任远志、曹根全、黄亚光、吕汉勋、刘建棠、章水柏、张达远、郭金水及一名总务科长和一名马夫14人，被编入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随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除银行工作人员外，十五大队还有100余名运输队员和1个警卫连。
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在长征途中的主要任务是沿途筹款，负责运输、保管和供应纸币。他们离开瑞金时，共有100多个担子，其中有两担黄金，几十担银元，四五担贰角银毫和五分、一分的铜币，几十担纸币和一些铸造硬币、印刷纸币的机器和油墨、纸张等。
11月下旬中央红军进抵湘桂边界。蒋介石的“中央军”和湘桂粤军阀已集中30万强敌，在湘江以东布下了第四道封锁线，欲将中央红军“包围全歼于湘江东岸地域”。
面对生死存亡，红军将士浴血奋战7昼夜，终于以折损过半的惨重代价突破湘江封锁线，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在这“最惨烈、最悲壮、最辉煌”的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随同中央直属纵队行军的十五大队在过湘江的过程中，被敌人飞机发现，几枚炸弹在运输队伍中炸响，抬机器的几名战士连同机器一起被炸翻在地，当场牺牲。国家银行总务科长也被炸断一条腿，头部血肉模糊，光荣牺牲，但他的双手仍然紧紧地抱着分配给他背的国家银行财产。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危急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主力及各纵队机关都进行了整编，十五大队进行了缩编，警卫战士压缩一半，充实到各战斗部队。国家银行在遵义期间，开展苏维埃纸币的发行和回笼工作，既活跃了市场，保障了红军的供给，维护了苏维埃钞票的良好信誉，保障了群众利益。
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发动了四渡赤水战役。1935年1月19日至5月9日，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与国民党军周浑元、吴奇伟两部8个师，湘军3个师，滇军3个旅，川军12个旅，桂军3个师，黔军3个师周旋，积极寻找战机，共歼敌1.8万余人，俘敌3600余人，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在二渡赤水重占桐梓县后，国家银行为轻便行军，烧毁了一些机器和纸币。在此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于1935年4月20日随中央军委纵队进入安龙县城，驻扎于大田坝。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在川康边地区翻越了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的大雪山——夹金山。在翻越夹金山过程中，国家银行科长张达远，背负沉重行李，锋利的冰凌将他的双手刺得鲜血淋漓，当他爬到山顶时，一阵猛烈的风雪夹杂着透骨的寒气突袭而来，张达远站立不住，被猛烈的风雪卷起重重地抛到山下，连一声呼救都没有来得及喊。
国家银行工作人员章水柏在遵义时就患了疟疾，到达夹金山山顶时被冻得缩成一团，呼吸困难，一头裁在雪地里，顿时被冻得僵硬，气若游丝。他说：“你们一定要保护好银行的资财……”然后永远地长眠在了雪山上。
1935年8月，国家银行工作人员随同红一方面军及军委机关进入草地。草地，其实就是高原湿地，远望似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垠。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吞没。
一天，夜幕降临后，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吃过几撮青稞麦，找到一块草地准备宿营。没想此处是上面长满青草，下面流动泥浆的草地。
半夜，他们身下的沼泽开始向上涌动，运输员杨水庆第一个感到身下有情况。闪电下，杨水庆把队员们一一推醒，而后把金银担子向外拖。当他跨出沼泽地时，发现仍有一袋银圆留在原地，便跑过去拾起袋子，不料脚下的泥浆滚动了起来，从断裂处一圈一圈地向外涌动，杨水庆来不及拔出双脚便陷了进去。
几名红军战士惊呼着想跑上前去抢救，但泥浆很快涌到了他的胸前。杨水庆双手高高举起银圆袋大喊一声：“同志们，别管我，保护好国家财产要紧。”说完用尽吃奶的力气，把银圆袋用力向外一掷。这是致命的一掷，由于自身的用力，身体反而陷得更深。一般黑水带着刺鼻的恶臭，很快将他吞没了。
在极度缺乏食物的情况下，红军就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没有能吃的野菜，就将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脱下来，还有马鞍子，煮着吃。实在是没粮食了，一望无际的草地，没有人烟，战士们吃起了所有能吃的东西。
国家银行在进入草地的第四天，来到了一处较宽阔坚实的草地，只见四处开满了野花野果，已经很久粒米未进、连皮带也已吃完的国家银行工作人员欢呼不已。
银行工作人员吕汉勋、刘建棠和马夫哑牯及几位运输员，看见一片草地上长满滚圆的野果时，迅速地跑过去不分青红皂白地摘下来往嘴里塞，他们实在太饿了。向导来不及喊出一声“别吃”，只见他们口吐白沫，手捂肚子倒在了地上。
这几位历经千辛万苦走过来的优秀银行工作者和忠诚的运输员，又永远地倒在了茫茫的草地上。
1935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省阿坝巴西班佑寺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同时，要求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再次卸减行李包裹，烧光随带的全部纸币，埋掉一部分毫子，带上金银，轻装前进。
据《红色金融丰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纪实》一书记载，当时在巴西烧掉的纸币有35担共375.8万余元，在一处枯井中“埋掉”的铜毫子有6担共6.3万余元。 1935年10月，国家银行工作人员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瓦窑堡，尚存由邱瑞阳、王德泉挑运的两担金子。后来，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
长征路上，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和部队一起进行艰苦行军，无论是在泥泞的山路疾弃、陡峭的山崖攀爬，还是在湍急的河流抢渡，无论草地的泥淖，还是雪山的严寒，他们始终视保管的金银比生命更重，在整个长征路上没有丢失过一两金银。
他们责无旁贷，始终没有忘记银行的职责，稍有停顿，就在沿途营业，为部队筹粮筹款，发货币，保障供应，为部队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及时补充部队给养，成为名副其实的流动的“扁担银行”。
他们又为了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信守承诺，还在遵义、桐梓、安龙、冕宁等地发行了纸币，在离开时又用当地紧缺的物资和银元，从群众手中将发行出去的国家银行纸币收回来，通宵达旦，没有休息。
长征是一条滴血之路。战场上，战马嘶鸣、炮声轰轰、杀声震天、血流成河。在冲出敌人的重重包围和狂轰滥炸后，从中央苏区出发的8万多红军，到陕北时已不足万人。
国家银行参加长征的在编人员14人，途中牺牲6人；出发时的200余名运输队员，到陕北时仅剩10余人。他们或战死，或饿死，或冻死，或累死，或被雪山草地吞没，永远地留在了长征路上，留下了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