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平口述，老刘撰文，为方便阅读采用第一人称叙述。

认识的人都说我脾气倔，性格硬，轻易不做决定，但做出了决断，就会义无反顾去做，不达目标誓不罢休。

每次战友聚会时，大家都会谈论我当年的“壮举”。

1977年10月份，我接到教导员电话，让我去团卫生队体检。这意味着只要体检合适，我就要提干当营部书记了。

对当兵的人来说，这绝对是天大的好事。毕竟谁当兵不想提干啊！

在那个城乡存在巨大鸿沟的年代，提干意味着跳出农门，不但改变自己命运，甚至说改变家庭命运也毫不为过。

但我却婉拒了，当教导员找我谈话时，我说出了自己的理由，最终选择了退伍回乡。

1954年，我出生在陕西南部的一个农村家庭。4岁时，我被过继到大伯和大妈家当了儿子。

大伯和大妈结婚多年，但一直未能生育。大伯对我亲生父亲有恩，眼瞅着自己大哥无后，断了香火，于是就将我过继了过去。

虽然过继到大伯家里，我也将自己的亲生父亲改为“二叔”，但因为都在一个村，所以并不像其他过继，要和原生父母断绝关系。

所以，对我而言，仿佛有了两对父母，享受着双份的关怀。

在家庭并不富裕的情况下，父母还是供我读书。但遇到了“上山下乡”，1966年学校停课，我拿着初中文凭回老家生产队务农。

回乡干农活并非我愿，但当时的情况如此，个人难以对抗集体意志。

不过因为文化程度高，又会写点东西，我在生产队干农活时间不长。

更多时候，在宣传队工作，协助大队会计做账目。支书每次去公社开会，也都让我帮他写材料。因此，我年纪虽然不大，但在队里也算是个“名人”。

但这种日子，一眼都能望到头，时间长了，我也有些烦闷。

1972年11月，当得到部队来征兵时，我心里十分激动。终于能去外边的世界看看了，我瞒着父母便去报了名。

父母只有我这一个孩子，其实是不太想让我去当兵的。

但这些年，他们对我的想法一直都是支持态度。考虑再三后，父亲还是答应了下来。

为此二叔（我的亲生父亲）还批评我，说我不该去当兵的。父母年纪都大了，需要有儿子在身旁照应的。

1972年12月，我和同乡告别了家人，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奔向梦想中的军营驶去。

伴随着绿皮火车的一路轰鸣和老解放卡车的一路颠簸，我们这批新兵终于在第二天傍晚时分，到达了目的地，新兵连营地。

当接我们的老解放卡车开进营地大门时，我看到列队在门口欢迎我们的老兵们，都给我们敬了一个端正的礼。

在新兵训练中，我的表现乏善可陈。说实话，在生产队干农活的时间也比较少，我的身材和体力，和同期的农村战友相比，都处于弱势。

虽然我也咬紧牙关，努力锻炼学习，但也只是勉强达到平均水平而已。

下连队后，我被分到了团直属仓库。这是一个营级仓库建制，我在一连二排的四班当了一名“仓库兵”。

仓库兵虽然也是军事化管理，但相比补兵连队，训练强度还是要低很多的。除了事情繁杂，空闲时间相对也较多。

在这里，我仿佛如鱼得水，利用空闲时间，写了一些东西。

当兵第一年，我在部队小报上发了两篇文章，引起了指导员的注意。同年，我还代表一连，去团里参加了文化座谈会。

在入伍刚满一年时，我被调到了营部当文书。

在营部文书任上，我尽职尽责，因为写东西有一套，字也写得好，因此深受领导的喜欢。

在这个岗位上，我一干就是三年多时间，其间也入了党。

到了1977年10月份，营教导员去团部开会。中途他给我打了个电话，通知我快去团卫生队体检。

要提干了！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此时我心里却有些纠结。

因为就在八月份，我收到了二叔的来信。父亲在春耕的时候，伤到了腰，一开始以为没啥，躺躺就好了。

在赤脚医生那里开了药之后，父亲躺了一段时间，但一直不见好，反而还有愈发严重的态势。

他拉着父亲去了县里的医院查了一下，腰上的问题倒是不大，反倒是肾有毛病，里面发现了严重的积水。

父亲拜托二叔，不要告诉我此事，以免我在部队分心。二叔考虑了许久，还是决定告知我实情。

父亲这个病会发展得很快，如果不静养的话，很容易导致严重的后果。

虽然他也能搭把手照顾，但我作为儿子如果不在床前尽孝的话，会引起别人的闲话。

特别是母亲，她本来身体就不好，此时她心里肯定很忐忑。

因为我特殊的身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做不好，难免会让她想东想西，难以心安。

收到二叔的信后，我心里很矛盾。前途、亲情像两只大手，一左一右扯着我的脑子，让我难以做出决断。

在接到教导员电话后，我反而下定了决心。

晚上，我向教导员诉说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教导员听后，也是半晌无言。

他说道：“小刘，难道不能让你二叔他们照顾你父亲吗？你这机会太难得了，如果真的这样放弃了，实在太可惜了。”

我如实说道：“是有些可惜，但我有必须回去的理由。虽然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但这些年对我恨不得将心掏出来，这点我不能不认。如今父亲得了这般难缠的病，单靠身体不好的母亲，肯定难以支撑。虽然我可以求二叔他们帮手，但我作为儿子，不在身边，万一有什么意外，我于心不忍。”

“另外，我是过继的，对外我就是他们的亲生儿子。如果出了这种事我都不回去，我母亲心里肯定会很害怕，生怕我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不认他们了。村里人也会有些风言风语，到时候他们二老肯定很难受。”

教导员也是农村出来的，他也深知里面的事，也不再劝说我。

他叹息道：“你回去干农活，可惜了啊！”

我开玩笑道：“您和领导们愿意提拔我，说明我多少还是有些特长的。您放心，在部队我能干好，回乡后我也能干好，不会给部队丢脸。”

教导员也笑了，说道：“这倒是，你回去后好好干，遇到什么困难了，不要忘了部队，给我写信。”

1977年12月份，在阔别家乡五年后，我终于再次踏上了这片土地。

父亲的病情确实难缠，我带着他到医院去住院，但最终还是发展成了肾衰竭。拖拉了半年多，最终还是没能挺住，1978年5月份，父亲离世，享年五十八岁。

一个战友回乡探亲，得知此事后来看望我。他很是惋惜，觉得我回来也没起多大作用，反而放弃了部队提干。

我倒是看得很开，不管结果如何，我总算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家里人也都知道了，我为了父亲的病而放弃了提干。二叔很是自责，觉得不应该告诉我实情，耽误了前途。

母亲也很内疚，我跟她谈了心，安慰自己是心甘情愿的，母亲也终于放下了心。

在家干农活的时候，我也会时常想起部队生活，想念那些战友，也曾冒出自己要是留在那提干，现在又是如何？

但每次这个想法冒头时，我赶忙提醒自己，不要沉溺于过去，人要朝前看，做了选择就不要后悔。

1978年8月底，我偶遇了自己的初中同学王国良，他此时已在民办小学当代课老师多年。

聊起目前的处境，王国良突然建议我，要不要去试一试考中专？

我有点心动，便问他具体的情况。

据他介绍，77年高考恢复过后，78年中专考上也恢复了。像我这种情况，可以去复读初中，到时候参加中考，成绩好就能上中专。

但他又有些欲言又止，我笑着问他：怎么了？

他说现在初中毕业生，年纪大点的也就十七八岁，你一个24岁的青年跑去复习，会不会感觉到尴尬。

我想了想，笑道：中考年龄有限制吗？王国良说，好像是不超过30岁。

我道：那怕什么？国家既然都允许，我何必在乎别人的眼光。

王国良比了个大拇指。和他告别后，我便到公社初中，咨询当年的班主任张老师。

在张老师的帮忙下，我以24岁“高龄”和一群十六七岁的初中生，坐到了一个讲堂里。

母亲、二叔他们也知道机会难得，给我提供了最大的帮助。

我重新捡起了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语文方面倒是我的强项。另外年龄虽大了些，但多年当兵带来的自制力和执行力，让我的成绩提升得很快。

在努力复习了两学期后，1979年中考，我堪堪过线，考上了安康师范学院中师班，学制三年。

时光荏苒，从我入伍开始算，到现在已经52年了。回顾自己的一生，虽然放弃了在部队的提干，但退伍后也算闯出来一条出路。

多年前还有人问我，值不值得，感觉亏不亏。我只能说：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