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世人皆知白崇禧是民国时期的军阀，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广西的＂发展经济＂之路。1932年的一个深夜，广西南宁城内灯火通明，一条条街巷上灯红酒绿，赌场、青楼、鸦片馆林立。这样的繁华景象背后，却是白崇禧精心设计的＂税收计划＂。当时的南宁百姓经常能看到，每到月底，总有穿着整齐的税务官员挨家挨户收取＂花捐＂、＂赌税＂和＂烟税＂。这些在清朝被明令禁止的行当，为何在白崇禧治下却能堂而皇之地开设？而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白崇禧的税收困境
1931年春，广西省财政厅向白崇禧递交了一份令人震惊的财政报告。报告显示，广西全省军费支出已达到年度财政总支出的63%，而这一数字在次年更是飙升至66.27%。这份报告揭示了白崇禧执政时期广西省面临的严重财政困境。
具体数据显示，1931年广西省军队总数达到15万人，每月仅军粮支出就需要150万元。除此之外，还需要支付军饷、军械维修费用、新式武器采购费用等支出。当时广西省一个普通士兵的月饷为8元，中级军官月饷约为30元，高级军官月饷则高达100元以上。按照这个标准计算，仅军饷一项每月就需要支出约200万元。
更令人担忧的是，1931年广西省的常规税收来源主要依赖田赋、契税和盐税。当年田赋收入约为300万元，契税收入约为100万元，盐税收入约为150万元。这些传统税收的总和甚至不足以支付两个月的军费开支。
面对这样的困境，白崇禧曾尝试过多种筹措军费的方法。1930年，他下令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募捐＂活动，要求商户按照资产规模缴纳＂军事捐＂。这一举措在柳州等商业发达地区引发了大规模的商户罢市抗议。同年冬天，白崇禧又提高了田赋税率，结果导致农民上访事件频发。
1931年下半年，白崇禧派出财政特派员黄旭初赴各县调研税收情况。黄旭初走访了桂林、柳州、梧州等地，发现传统农业税收已经难以为继。首先，由于连年征收＂军事捐＂，许多农民放弃耕种，土地荒芜。其次，商业萧条导致契税锐减。最后，由于交通不便，盐税征收困难重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2年初，白崇禧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开辟新的税收来源。与会者包括广西省财政厅长、税务局长等重要官员。会议最终形成决议：在保留原有税收的基础上，对新兴行业采取＂特许经营，重点征税＂的策略。这个决议实际上为之后开放＂黄赌毒＂埋下了伏笔。
＂黄赌毒＂税收体系的建立
1932年3月，广西省财政厅正式颁布了《特种行业管理暂行条例》。这份条例将青楼、赌场和鸦片馆统一纳入＂特种行业＂管理范畴，并制定了详细的税收规定。
在青楼业方面，条例规定了＂花捐＂制度。按照营业规模，青楼被分为甲、乙、丙三级。甲级青楼每月需缴纳基础税金50元，乙级30元，丙级15元。此外，还需按照从业人员数量缴纳＂人头税＂，每人每月9元。1932年4月的统计显示，仅南宁城区就有甲级青楼3家，乙级青楼8家，丙级青楼12家，从业人员共计108人。
赌场的税收被巧妙地命名为＂防务经费＂。赌场同样分为三个等级，每家赌场除了缴纳固定月费外，还需按照当月营业额的8%缴纳＂防务捐＂。1932年5月，南宁城内最大的丹凤楼赌场，单月营业额达到15万元，上缴＂防务经费＂12000元。这笔税收直接进入白崇禧的军费账户。
鸦片税收则采取了三重征收体系。第一重是＂烟税＂，鸦片商人每进口1两鸦片需缴纳2元税金。第二重是＂照证费＂，吸食者必须申请吸食许可证，每月缴纳5元。第三重是＂戒烟费＂，对于被查获的无证吸食者，除了罚款外还需缴纳＂戒烟费＂20元。据1932年6月的统计，广西全省持有吸食许可证的人数达到2.8万人。
为了使这一税收体系有效运转，白崇禧在各县成立了＂特种行业管理处＂。管理处下设稽查队，专门负责检查各家场所是否按时缴纳税金。1932年7月，南宁特种行业管理处的一份报告显示，当月税收总额达到8.6万元，其中花捐2.3万元，防务经费3.8万元，烟税及相关费用2.5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套税收体系还建立了严格的分成制度。以赌场为例，税收的60%上缴省财政，20%留给地方政府，20%作为稽查人员的工资和奖金。这种分配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基层征税人员的积极性。
1932年底，广西省财政厅的年度报告显示，特种行业税收已经成为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来源，占全省总收入的近三成。这个数字在1933年进一步提升到了35%。新的税收体系不仅缓解了白崇禧的军费压力，还为他扩军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到1933年底，广西军队人数已经增加到了18万人。
税收背后的权力分配
1933年初，白崇禧的长兄白崇禧在南宁设立了＂广西联合贸易公司＂。这家表面上经营百货的公司，实际上控制了南宁、柳州、桂林三地最大的青楼经营权。档案显示，到1933年底，该公司名下的青楼数量达到28家，约占广西全省甲级青楼总数的七成。
这种家族垄断的模式很快引起了其他军阀的效仿。1934年2月，广西第二军军长黄秉乾在梧州成立了＂粤桂商业公司＂，随后迅速控制了当地所有的大型赌场。据统计，1934年梧州地区的赌场收入有80%流入了该公司账户。
为了平衡各方势力，白崇禧采取了一套精密的利益分配机制。首先，在青楼业务上，除了白家控制的重点城市外，其他地区的经营权被分配给了各地驻军司令。其次，赌场经营权按照军区划分，每个军区都有固定的配额。第三，鸦片贸易则采取了更为复杂的分区制度。
1934年3月的一份内部文件详细记录了这种分配制度。以鸦片贸易为例，广西被划分为六个管理区。每个区域都有专门的军方代表负责监管，同时享有该区域30%的税收分成。这种制度使得各地军阀都能从中获利，从而维持了表面的稳定。
然而，这种利益分配并非总是和平进行。1934年7月，在桂林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武装冲突。起因是当地两个军事派系为了争夺一条重要的鸦片运输线路发生争执，最终导致双方部队交火，造成数十人伤亡。这起事件迫使白崇禧重新调整了鸦片贸易的管理体系，将运输路线的分配权收归省军部统一管理。
1935年，白崇禧进一步完善了这套制度。他设立了＂特种行业协调委员会＂，由各军区代表组成，负责协调解决各地利益纠纷。委员会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讨论经营区域的划分、税收分成的比例等重要事项。
这个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保存了大量有趣的细节。比如，1935年第二季度会议上，为了平息柳州地区的矛盾，委员会决定将该地区的赌场经营权按照2:2:1的比例分配给三个不同的军事集团。同时，为了补偿份额较少的一方，额外给予其两条鸦片运输线路的专营权。
到1935年底，这套权力分配体系已经相当完善。各地军阀通过经营特种行业获得的收入，大约占其军费来源的40%至60%。这种利益分配格局一直持续到1949年，成为白崇禧统治广西的重要经济基础。
社会反响与抗议事件
1936年春，广西民间出现了第一次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南宁市的茶商李德和联合当地50余家商铺，发起了＂端正社会风气＂请愿活动。他们在请愿书中指出，自特种行业开放以来，南宁城内青楼数量激增，不仅影响市容，更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次请愿活动得到了当地教会的响应。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在其1936年4月的报告中记载：＂南宁街头随处可见吸食鸦片者，许多年轻人沉迷赌博，社会风气日渐败坏。＂教会开始组织信徒每周日在教堂门前进行和平示威，要求政府取缔特种行业。
1936年夏天，抗议活动蔓延到了桂林。当地的学生组织＂新桂林社＂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参与游行的不仅有学生，还包括教师、工人和市民。他们打出＂反对毒害青年＂、＂取缔赌场＂等标语，并向省政府递交了一份载有500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
这些抗议活动引起了白崇禧的注意。1936年8月，他下令成立＂社会治安整顿委员会＂，表面上是要整顿特种行业，实际上却是加强了管控。委员会规定，所有抗议活动必须提前申请，违者以＂扰乱社会秩序＂论处。
1937年初，柳州爆发了一起更为激烈的冲突。起因是一名年轻工人在赌场输光积蓄后自杀，引发了工人群体的强烈不满。2月15日，数百名工人围堵了柳州最大的怡春赌场，与赌场保安发生肢体冲突。当地驻军奉命镇压，造成5人死亡，12人受伤。这次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为了安抚民意，白崇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下令关闭了部分位于居民区的青楼和赌场，将其迁移到城郊。其次，提高了特种行业的准入门槛，增加了营业执照的费用。第三，规定所有场所必须远离学校和教堂。然而，这些措施本质上只是表面文章，并未触及特种行业税收体系的根本。
1938年，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社会各界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抗日救亡上。但是，反对特种行业的声音并未完全消失。据统计，1938年至1941年间，广西各地仍然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近百起。这些活动虽然规模不大，但持续不断，反映了民间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
1941年下半年，一份来自梧州的调查报告显示，当地因赌博而破产的家庭达到了346户，因吸食鸦片而导致家庭解体的案例有89起。这些数据引发了新一轮的社会讨论，但在战时特殊环境下，这些声音很快就被压制下去。
税收制度的终结
1945年抗战胜利后，广西特种行业税收制度进入了最后阶段。这一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了《统一税收条例》，要求各省取消地方性税收项目。白崇禧随即对特种行业税收制度进行了表面改革，将＂特种行业税＂更名为＂娱乐业营业税＂，但实际征收方式和分配制度并未改变。
1946年2月，南京政府派出特别调查组前往广西，对当地税收情况进行审查。调查组在南宁期间发现，当地＂娱乐业营业税＂的实际税率远高于国家规定标准。以赌场为例，国家规定的税率为营业额的5%，而广西实际征收比例高达15%。调查组的报告引起了南京方面的强烈不满。
面对压力，白崇禧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首先，他将部分税收转入地下，通过非正式渠道征收。其次，在账目上做文章，将超额部分以＂地方建设费＂、＂治安维护费＂等名目掩盖。1946年3月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仅南宁一地的隐形税收就达到每月15万元。
1947年，广西的特种行业税收体系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首先是通货膨胀导致税收实际价值大幅缩水。据统计，1947年上半年征收的税款，实际购买力仅相当于1945年的三分之一。其次，国共内战的影响开始显现，许多商人将资金转移到香港，导致经营规模萎缩。
1948年初，白崇禧不得不对税收制度进行调整。他下令提高税率，同时加强稽查力度。然而，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导致更多经营者转入地下或者直接关门歇业。1948年2月的统计显示，广西登记在册的特种行业场所数量比1947年减少了近四成。
到了1948年下半年，形势进一步恶化。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节节败退影响了白崇禧在广西的统治基础。许多地方军阀开始囤积资金，拒绝上缴税收。1948年10月的一份秘密报告指出，实际征收到的税款已不足原定额度的一半。
1949年形势急转直下。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广西的社会秩序开始动摇。1月，桂林地区的几个大型赌场突然关闭，老板携款潜逃香港。3月，南宁地区的鸦片贸易几乎完全停止，大量商人开始转移资产。特种行业税收制度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1949年11月，解放军开始进军广西。白崇禧在撤离前下达最后一道税收命令，要求各地将剩余税款集中上缴。然而，这道命令收效甚微。据记载，最后几个月实际征收到的税款还不及往年的十分之一。12月，随着解放军进驻南宁，这套运行了近20年的特种行业税收体系正式宣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