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赵树理小说散文集》

语言是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为了很好地传达思想感情，在语言方面应做到以下的两点：一是叫人听得懂，一是叫人愿意听。想叫人听得懂，就须说得清楚；想叫人愿意听，就须说得好。写文章和说话一样，只是把“说”变成“写”，在接受者方面只是把“听”变成“读”或“看”。写文章比说话容易一点，因为话需要接着说，如果每说一句话的中间隔五分钟，任你怎样说也没人听；而写文章就灵活的——写了上一句想不出下一句，隔一天再写也没有关系。比方这段文章究竟写了几天，是不会看出来的。

“文法”是研究语言通不通的规律的。“修辞学”是研究语言好不好的规律的。这两种学问，对运用语言很有帮助，应该学习。可是这种学问只是话言的分析学，只从那里边学不到语言。比方学骑自行车的人，懂得车的构造要比不懂好得多——因为更容易掌握车的规律；可是只懂得车的构造而没有练习过骑，骑上去仍然会摔倒。

那么学语言究竟应该从哪里学呢？应该从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中学。见的人多就听的话多。广大群众就是话海，其中有很多的天才和专业家（即以说话为业务的人），他们每天每时都说着能为我们所欣赏的话。我们只要每天在这些人群中生活，那些好话和那些好的说话风度、气魄就会填满我们的记忆。

学语言不能只凭记录，因为不论说话和作文，要是查着记录来拼凑语言，那只能证明他的语言还没有学到足够应用的程度。有些人在作文的时候，想起一句好话来，即使不太合适，也想转弯抹角把它用上去。那也是因为语言不够丰富的缘故。比方好衣服不太多的人，过中秋节也就穿起漂亮的棉袍子来，如果他有漂亮的棉袍便不至于那样子。语言一定要学到见景生情，要说到那样程度是不是太难呢？要是在师资缺乏的条件下从头学起，自然很难，好在我们既不是从头学起，师资又不缺乏，所以不见得太难。每个人都是不到一周岁就开始学说话的，学到会写文章的时候，起码也已经学过十几年了；只要长期泡在广大群众的话海里继续学下去，就会丰富语言。

不过我们这些老师既没有收我们的学费，也没有拿教育部门的薪金，所以对我们不负直接教好的责任。每天每时说的话，也有生动活泼的，也有庄严有力的，也有锋利尖刻的，也有诙谐有趣的，……可是也有千篇一律的，也有丢三落四的，也有枯涩呆板的，也有油腔滑调的，……他们只是按他们自己的需要和能力来说话，并不是为了教育要学什么不学什么，还得由我们自己来选择——用现成话说也叫“批判地接受”——其选择的标准仍是看它能否传达我们的思想感情，能否传达得使人听得懂，愿意听——或看得懂，愿意看。

写文章既然比说话容易（不受时间限制），那就应该要求比说话说得更好——也就是应该要有更多的加工。一番话从哪里说起，说到哪里为止，应该以说得最少又说得最周全为标准。在用口说的时候，开始考虑合乎那个标准了，说到半当腰纵然发现有更合乎那个标准的说法，也无法更改，因为说出那一半追不回来了，想再加工也迟了；而作文则可以改掉了重写。既有那条件，那就一定不要了重写。写文章的时候，尽可以轻轻圈了它。不要心疼好词句，不论好到什么程度的词和句，只要是多余的都得圈了，去掉杂乱的，文章才能干净。同样，在不受时间限制的条件下，说话办不到的加工，作文都要办到——从一词一句以至章节结构。写了不适当的可以换成适当的；写了拙笨的可以换成巧妙的；写得臃肿了，可以删得玲珑一点；写得干枯了，可以添得丰润一点……

从群众的话海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再经过我们充分的加工，把我们的语言锻炼得要说什么就能恰如其分地把什么说清楚，也就是能把自己要传达的思想感情百分之百地传达给读者，我们学习语言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此外，书本上的语言，是别人从群众中取材和加工的结果，也就是我们学习语言时候的重要参考资料。

写于一九五七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