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正始时期(公元240—249年)是学术界公认的魏晋玄学的正式勃发期。一般的学术思潮往往有一个由弱到强、由低潮到高潮的渐次上升的过程；但魏晋玄学则迥乎不同，它在正式兴起的第一个阶段———正始时期便奏出了“最强音”。

可以说，无论是在天才学者的横空出世、学术团体的频繁互动，还是在核心范畴的深度掘发、理论体系的精密建构方面，正始时期的玄学均达到了巅峰。不过，在介绍“正始玄风”时，往往将焦点集中在何晏、王弼二人身上，而忽略了夏侯玄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当从稍为宽泛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史籍中有关夏侯玄的思想资料时，仍旧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对于正始玄学乃至整个魏晋玄学所做出的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从一定意义上讲，夏侯玄是一位完整意义上的魏晋玄学家。

夏侯玄(公元209—254年)，字泰初，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三国曹魏时期著名思想家。夏侯家族是曹魏的世家大族，也是曹魏政权的重要支柱之一。夏侯玄是曹魏名将夏侯渊的从孙，家学渊源深厚，自幼便以聪慧出名。

其父夏侯尚随曹操父子征战多年，尤其得到魏文帝曹丕的信任，“尚有筹画智略，文帝器之，与为布衣之交”。魏文帝称“尚自少侍从，尽诚竭节，虽云异姓，其犹骨肉，是以入为腹心，出为爪牙。”

夏侯尚去世后，夏侯玄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当时年仅17岁。到魏明帝太和初年，夏侯玄以弱冠之龄任清贵的散骑黄门侍郎。但由于夏侯玄耻于与皇后的弟弟毛曾同席并坐，得罪了魏明帝，被贬为羽林监，不被重用。

正始初年，魏少帝曹芳即位，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共同辅政。夏侯玄的母亲是曹爽的姑姑，曹爽对表弟夏侯玄非常欣赏，夏侯玄因此连续升任散骑常侍、中护军。夏侯玄颇有政治才干，识人断事极有章法。

他还提出选官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举措，目的是加强曹魏中央的管理权力，矛头直指以司马懿为代表的豪门世族。夏侯玄“尝著乐毅、张良论，以见其自负文武之才，殷殷有用世之志，与曹爽共主伐蜀之议，此当时清谈名士欲对外立功借以对内之策略，终为司马氏所阻梗而无成”。

夏侯玄以副帅的身份辅佐曹爽西征蜀国，未果。正始末年，高平陵事件爆发，曹爽一派被司马懿诛杀殆尽，夏侯玄被剥夺权力，迁离关中。嘉平六年(254年)，受李丰、张缉等密谋诛杀大将军司马师一事牵连，夏侯玄被司马氏杀害。在刑场上，夏侯玄“格量弘济，临斩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从容赴死，时年四十六岁。

《隋书·经籍志》记载，夏侯玄著有文集三卷(《唐书·经籍志》作二卷)，已散佚。他尚存于世的作品，有《艺文类聚》《全三国文》中收录的《皇胤赋》《时事议》《答司马宣王书》《肉刑论》《答李胜难肉刑论》《乐毅论》《辨乐论》《夏侯子》等残篇。

夏侯玄是正始玄学的领袖之一，也是当时名士心中的典范。据东晋袁宏《三国名臣颂》：“邈哉太初，宇量高雅。器范自然。标准无假。全身由直，迹洿必伪。处死匪难，理存则易。万物波荡，孰任其累！六合徒广，容身靡寄。君亲自然，匪由名教。爱敬既同，情礼兼到。”夏侯玄气质高贵、举止从容、情理真挚、雅好自然，时人称其“朗朗如日月之入怀”，荀粲评论“夏侯泰初一时之杰”。

夏侯玄对正始玄学所做的第一个贡献是利用浮华交会活动为玄学的正式发生奠定了基础。

正始玄风滥觞于魏明帝太和时期的浮华交会。东汉时期，浮华交会即已成为士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形式。汉代社会以“征辟”“察举”等形式面向士人甄选人才，输送到各级官府任官吏。而“征辟”“察举”所依据的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乡闾风评。这一指标本义是希望士人不离乡土、恳切笃行，是儒家重视日用常行的中庸精神的直接体现。

但是，由于它与现实的重要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逐渐发生异化，士人越来越看重交游的形式，寄希望在由声名卓著的名士主持的交会场合获得好的风评名声，而不再以恳切笃行为重心。因为此类的交游、交会往往看重抽象化、形式化的言谈举止，不乏相互标榜，颇有夸张浮华之气，故被批评者斥之为“浮华交会”。随着东汉末期社会危机的加剧，“浮华交会”渐渐演变为士人臧否人物、抨击时政的重要舞台。

然而，在批评者看来，东汉以来的“浮华交会”活动在本质上违背了笃守根本的“为己之学”，沦为舍本逐末的“为人之学”，并且偏重破坏、少有建设，对于整个社会是有害无益的。如曹操就曾经宣称“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对以孔融为代表的浮华交会之士痛下杀手。曹魏初期主要以刑名法家为指导，录人唯才是举，处世事功为先，因此对浮华交会之士无法容忍。

不过，浮华交会屡禁不止。尤其是在魏明帝太和时期，在都城洛阳，以夏侯玄、诸葛诞、何晏、邓飏等为首的一批地位清贵的重臣之后相互结交、彼此论辩、辨名析理、品评人物、议论国事、共相题表，掀起了新一轮“浮华交会”：

是时，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之徒，共相题表，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构长浮华，皆免官废锢。

这些相互标榜为“四聪”“八达”“三豫”的浮华交会之士，多为政治地位不高的青年才俊。他们家世显赫，有着很好的学识修养，擅长清谈玄论，对社会政治和抽象玄理表现出同样的兴趣。尤其是夏侯玄，尽管在政治上遭受挫折，被魏明帝贬为羽林监(按：引文中对夏侯玄官职的描述不准确。当时，夏侯玄任羽林监；直到魏齐帝正始时期，他才被升迁为散骑常侍)，但因其“宇量高雅”“器范自然”，学识与气象均出类拔萃，故被众人推为“宗主”，影响最大。

从政治层面看，“四聪”“八达”“三豫”的士人通过交会响应、评议人物国事的方式，抱团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获得当政者的重视与赏识；但是，由于他们的政治主张激进、不成熟，不符合主政者的执政原则，并且威胁到当权的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必然会受到打压。就此而言，这轮浮华交会是一场失败的政治秀。

但是，就思想层面而言，借助浮华交会的形式，以夏侯玄为代表的士人形成了松散的团体，团体中的主要成员在知识背景方面多半学养深厚、儒道兼通，在精神气质上往往洒脱任性、不拘礼俗。在关注现实政治的同时，他们也表现出对抽象玄理的独特兴趣。

他们既精擅清谈的形式，有良好的辨名析理的训练；又兼治儒道，有摆脱汉代庸俗、繁琐之经学的可能性；同时他们也不缺乏打破常规、开拓创新的激情和勇气。因此，魏明帝太和年间以夏侯玄为代表的一批贵族青年士人兴起的这一轮“浮华交会”，可以被视作“魏晋玄学思潮即将到来的前兆，正始之音的序曲”。

夏侯玄的思想材料散佚严重。后人能找寻到的只有以下寥寥几条简要的记录和评论：

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

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泰初之《本玄》，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

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

其中，《文心雕龙》所言“泰初本玄”，指的是夏侯玄曾著有《本玄论》一书，可视作其玄学代表作，可惜失传。何晏、傅嘏的两则均为感叹、评论，没有太多实质内容。因此，最值得重视的是第一条，即夏侯玄主张“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

“夏侯玄的这句话，是对《老子》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发挥，意在说明，天、地、人都是自然即道的作用与表现，亦即在于说明，自然即道是体，天、地、人是用，二者是体用关系。夏侯玄强调道是自然，这是他的一个贡献。既然道是自然的，本来如此的，那么它也就是无为，也就是无名，因为任何的名都是人为的结果。

这样，也就为何晏的‘无名论’，提供了理论根据。”“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一句中的“以”字，当解作“因”“凭借”，即：天地之所以运行，乃是由于“自然”；后半句“圣人以自然用”，既可以按道家的价值解释为“圣人之所以能成其无用之用，同样是由于自然”，也可以按儒家的价值解释为“圣人之所以发挥治世之功用，同样是由于自然”。由于夏侯玄主张“情礼兼到”，对儒道均不排斥，故其所言之“圣人”或可以合儒道而言之。

“自然”就是“道”的本质，亦即“道”之“体”；天地和圣人恰恰是因为顺此“自然”(“体道”)，方能成就自身的运化、功效。“自然”就是“循其本性”“自己而然”，不待勉强、无须强加，所以“自然”对应的行为是“无心作为”，亦即“无为”。“无为”的关键并非形式上如何选择“做”或者“不做”，而是精神上如何体证“有”与“无”。“有”属于“功用”层面，“无”则对应“本体”层面；只有“体无”，才能抓住根本，进而“由本及末”；否则，仅仅停留于“有”、执着于“有”，则流于“舍本逐末”。

“体无”方能“体道”，能够领悟并遵循“道”的“自然”本性；如此一来，从形式上看，可以纵心所欲、放手而为，此时无论是“做”还是“不做”，都不会违背“自然”，都属于“无为”；从精神上看，“尊道”方能“贵德”，而此“德”亦是自然且自由的。就这样，从夏侯玄的“道本自然”主张出发，可以一步步推导到对“无”的重视。

夏侯玄主张，天地凭借“自然”得以运行，圣人凭借“自然”得以发挥治世之功用或成就无用之用；“自然”即“道”之“体”，天地和圣人顺此“自然”，故能成就自身的运化、功效。何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道”的本性就是“自然”；正如“自然”的变化往往是潜移默化、不露痕迹的，“道”也是不可定义、无法言诠的。

老子之所以将天地万物及世间万象之背后根据(即“自然”)称之为“道”，是一种不得已的勉强之举，因为实在没有一个合适的“名”来指称它了！因此，无论“自然”或者“道”，其实都是这个超言绝象的本体的权宜称呼，而非对它的界定和定义。

可见，沿着夏侯玄“以自然释道”的思路，能够一步步推导至何晏的“以无释道”和王弼的“以无为本”，三者共同构成了“贵无论”的不同阶段。不仅如此，从特定意义上讲，郭象的“独化论”亦可以视作夏侯玄“以自然释道”思想的某种延展。

正因为如此，太和至正始时期这么多才华横溢、个性张扬的名士们，才会心甘情愿地奉夏侯玄为“宗主”；何晏才会感叹夏侯玄的思想深刻玄妙，“能通天下之志”！尽管夏侯玄的玄学思想主张存世极少，但仍能从只言片语中感受到其思想的宇宙本体论色彩，而这恰恰是正始玄学区别于此前学术的最重要的特质。

从这个意义上讲，夏侯玄是一位完整意义上的玄学家，他从实质上开启了“以无为本”的正始玄学，对何晏和王弼的玄学创造工作起到了直接的启发作用。

魏晋时期的众多玄学家风格各异、精彩纷呈，其精神之真致、行为之脱俗，与之前的先秦两汉时期和之后的唐宋明清时期的学者有着明显的差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的著名演讲中，把魏晋名士们的独特气质称作“魏晋风度”，应该是非常贴切的。

“魏晋风度”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各具特色，如阮籍之放达，嵇康之清旷，谢安之从容，王羲之之洒脱，等等，各擅胜场、千姿百态。其中，夏侯玄以其高雅从容的精神气象和雅致肃穆的思想言行，在“魏晋风度”的群像馆中占据了独树一帜的地位，成为正始时期玄学家风度的典范。

夏侯玄的风度首先表现为“温润肃穆”的气度。据《世说新语·赏誉篇》载：

裴令公目夏侯泰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庙，琅琅但见礼乐器。”

在人们的印象中，魏晋玄学家往往不拘小节、轻狂脱俗，以毁弃礼法为标榜。这个印象并不准确，固然有不少玄学家(如“竹林七贤”)在言行中表现出对世俗礼仪的不屑，但仍有一些玄学家反对通过毁弃礼法的方式来体现其玄学精神。夏侯玄就是其中的典范。

他儒道并重、礼玄兼修，在彰显道家之高妙清玄、探寻本体的形上智慧的同时，对儒家之典雅雍容、肃穆平正的伦常价值也表示出尊重。因此，后人在赞颂夏侯玄“宇量高雅、器范自然”后，又说他“爱敬既同，情礼兼到”，便是一个明证。

正是因为夏侯玄拥有这种“温润肃穆”的儒家式的气质，使得他在一群叛逆性渐强的名士群体中显得与众不同，给人一种庄重、典雅的和睦之感。人们看到他，就像进入到宗庙看到各种高贵精致的礼器，感受到一种肃穆、虔敬的气度，进而令人反省自律。《晋书·和峤传》云：“和峤字长舆，汝南西平人也。

峤少有风格，慕舅夏侯玄之为人，厚自崇重，有盛名于世，朝野许其能整风俗，理人伦。”魏晋之交的名士和峤是夏侯玄的外甥，他非常仰慕舅舅夏侯玄的气度，仿效夏侯玄典雅厚重、不离根本，朝野都称许他的气度能够整顿风俗、廓清人伦。由此，可以推见时人对夏侯玄的独特风度的仰慕。

夏侯玄的风度又表现为一种“从容悠然”的做派。玄学家崇慕自然，看重内在精神的独立与完满，往往表现出类似于“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从容不迫，以凸显其内在精神世界不受外在变迁的干扰、影响。夏侯玄正是玄学名士这一做派的鼻祖。据《世说新语·雅量》篇记载：

夏侯泰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

一次，夏侯玄倚着柱子写字，其时大雨滂沱、雷电交加，一道迅雷闪电从天而降，击中了他靠着的柱子，引发大火，夏侯玄的衣服都被点着烧焦了，众宾客、随从都吓得跌跌撞撞、站立不稳，只有夏侯玄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神色依旧，继续写字。夏侯玄的这一做派和后世谢安下棋一样，都是在紧张急迫的现实处境中，要格外表现出一种轻描淡写、不以为然，以显示自己的从容不迫。

今天的人们或许会嘲笑这类名士故作镇静、实则做作，不过，推溯其思想渊源，极有可能是受到了《庄子》的影响。《庄子·逍遥游》篇曾评论宋荣子“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知道内与外的边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庄子》的这一思想或许正是夏侯玄等名士“从容悠然”做派的理论根据；而庄子“外物”“外天下”的思想也为夏侯玄做到临危不惧、镇定自若提供的精神力量。

时人品评他“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从容镇定的气度。甚至在遭到司马氏迫害，被押上刑场时，夏侯玄仍然保持了这一气度：“格量弘济，临斩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时年四十六。”人们有理由相信，夏侯玄在刑场上从容自若的表现，直接影响到稍晚于他的嵇康。

夏侯玄的风度还表现为一种“高洁清雅”的精神。夏侯玄喜擅清谈，持论平正，“风格高朗，弘辩博畅”。同时代的玄学名士们大多很钦佩他，称许其为“渊雅有德量”之辈。但是，夏侯玄对那些趋炎附势、德性有亏之徒，却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鄙视。

《三国志·夏侯玄传》记载：魏明帝时，夏侯玄“尝进见，与皇后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形之于色。明帝恨之，左迁为羽林监。”《世说新语》也记载了此事，语词稍有不同：“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依玉树’。”“蒹葭”就是“芦苇”，地位卑微；“玉树”则是美玉雕琢而成，高贵雅致。人们把毛曾比喻为芦苇，把夏侯玄比喻为玉树，二人地位、价值悬殊，并坐在一起显得格外不协调。

夏侯玄当时仅二十岁，任散骑黄门侍郎，可谓前途光明。但是，当魏明帝安排他与皇后的弟弟毛曾并坐时，夏侯玄感到羞辱，并且在脸上显露出明显的不高兴神色。夏侯玄并非不懂得这样做会得罪皇后、进而得罪皇帝，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委屈自己。因为毛曾出身微贱，凭借姐姐被立为皇后，才飞黄腾达。对于这样一个政治上的暴发户，夏侯玄根本瞧不起，将和毛曾并排而坐视为奇耻大辱。

就局限性而言，这显示了魏晋玄学家们仍然固守士族门第的森严界限，对地位卑微的庶族之人存在偏见。不过，在夏侯玄这里，这种原本狭隘的等级意识也可能被升华为一种可贵的精神自喻，即：对于自身之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极端珍视。所以，夏侯玄这一高傲的举止，也表明玄学名士往往有一种精神上的洁癖，这使得他们不会屈己以从人，哪怕面对的是帝王。

夏侯玄与钟会的交往也体现了他的“高洁清雅”的精神。钟会聪颖圆滑，玄学造诣颇深；但由于他趋炎附势、毫无气节，夏侯玄一直对他很冷淡。直到夏侯玄被捕入狱，钟会的哥哥钟毓任司马氏的廷尉，直接管辖监狱。

钟会以为身陷囹圄的夏侯玄应该识时务了，想趁此机会向夏侯玄表示友好，以挽回自己的颜面。哪知面对钟会伸过来的橄榄枝，身临绝境的夏侯玄不冷不热地回复到：“虽复刑余之人，未敢闻命”，断然拒绝！

夏侯玄的气度风范虽然不是玄学思想的直接表述；但是，一方面，它是从夏侯玄之玄学精神由内而外折射出来的，可以很好地补充后人对夏侯玄思想的完整理解；另一方面，它对同时代及其后的玄学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夏侯玄肃穆、典雅、从容、高洁的风度，同时应被视作是魏晋玄学的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