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决策，但相传这个过程中发生过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
传闻是这样的：1999年8月，江西省丰城市一名姓周的农民被沉重的各种税收压得喘不过气，在得知国家对农民减负的政策后他十分愤怒，自发整理了一份材料并四处分发，提议大伙儿联合起来抵制不合理合法的税收。
法不责众嘛，周某的呼吁渐渐得到乡亲们的响应，但此时当地政府突然出面，以“批评教育”的名义将他带走，送到所谓的“学习班”。谁料仅两天后，周某便莫名其妙地死掉了。其家属去乡政府讨说法，反被暴力驱逐。
如此粗暴的做法犯了众怒，引发了可怕的连锁反应：周边4个乡镇万余名农民包围了该乡，围攻乡政府和其他机关，活捉乡长和另一名乡干部，在大院里挖了个坑，把二人一并活埋；乡派出所长被活活打死，遗体被挂在树上示众。其他主要干部则趁乱先溜一步，这才免于众怒。
事发后，省公安部门调集大量警力全面控制丰城，安抚暴怒的群众，逮捕带头闹事者，局势才渐渐平息。
这段故事在坊间流传甚广，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正是丰城群众这么一闹，才让国家看到了基层管理的混乱，从而令国家做出了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决策。但事实上，虽然这个故事有着几乎确凿的背景，但它几乎可以被视为谣言；而耐人寻味的是，结合真相以及当年的实际状况来看，此事的另一面反而更加残酷，更加魔幻。
我们不妨从头讲起。
作为故事主角的“周姓农民”大概是编造出来的，而引发整个事件的导火索——据说是周某自费整理的有关农民减负的那份材料，原型是江西农工委机关杂志社《农民发展论丛》根据国家政策推出的一本名为《尚方宝剑在手，农民朋友抓牢——减轻农民负担手册》的增刊。
此书问世于2000年8月，与传闻中的时间相差一年，但谣言与现实贴合的部分是，当时我国一些地区的基层政府对农民的盘剥，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举个例子：江西省上饶地区（今地级上饶市）上饶县汪村农民曹政节表示，1999年，当地政府以各种名义共向他收取了11项费用，合计998.38元，而他当年的收入只有1000元出头。
其中最为荒谬的是，当地政府下令关停所有个体屠宰场，农民也不准自己动手杀猪，家畜需要屠宰必须送到指定的屠宰场；而屠宰时还需收取“屠宰税”，该费用不是按照需屠宰的牲口计数，而是按照家里人口计费。曹政节家有7口人，所以“屠宰税”收了7份。
类似状况举不胜举，据统计：在江西丰城，一名农民每年需上交的各种费用约300元；家中人头越多，收费越高，一个五口之家一年要交的钱能多达2000元，不但远超过国家规定的针对农民的收费上限，更是超出了农民的承担极限。
至于中央对农民减负下达的各种文件，当地官员根本就不会让农民看到。一些干部干脆将文件据为己有，以“卖废品”的名义卖给投机倒把的商人，再由商人将文件带到黑市上售卖——货真价实的红头文件在黑市中颇受追捧，利润惊人。
乱收费现象在当时的江西农村十分普遍，因此，当《减负手册》一书出版并被农民接触到后，过去只管闷头耕地、老老实实交费的农民仿佛开了天眼，豁然开朗。即便一本《减负手册》售价10元，在当时并不算便宜，但农民争相购买，有人甚至一口气买下二三十本赠送给街坊邻里。
原本，类似于《减负手册》这样的书，充其量是对国家新政策的解释，通常情况下不会产生多少销售量。然而《减负手册》竟然在短短半个月内狂卖1.2万余册。与之相应的是，农民对当地各种税收和费用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当地政府意识到事情有着失控的迹象，遂采取一些手段试图“弥补”。
《减负手册》仅问世半个月便成为江西省内的“禁书”，政府强制从农民手中没收此书。警方也抽调一些警力深入调查，发现积极宣传此书或是书中思想者，一律抓起来关禁闭，前文提到的农民曹政节就因此被关了15天。
讽刺的是，为做到“师出有名”，负责编撰工作的《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副社长桂晓琦被毫无理由地停职。当地组织派专人对其彻查，希望能发现“污点”将其抹黑，这样一来封禁《减负手册》便有理由了。但桂晓琦身正不怕影子歪，查来查去，他们也实在找不出一个理由。
农民拿着白纸黑字的国家政策找到当地政府讨要说法，对方非但不给解释，反而要把人关进监狱，如此霸道的做法直接惹怒了群众。从一些资料来看，2000年8月下旬开始，许多乡镇政府大楼外有大量农民聚集，干部们无法应对，纷纷躲避。
由于情绪迟迟得不到宣泄，随着时间推移，民众的愤怒愈发高涨，有人开始对乡镇政府发起冲击，冲进政府大院抓住工作人员进行殴打，甚至连一些乡镇政府的楼房都被推平了。
2天后，数百名武警战士出面控场，一面驱逐闹事人群，一面对乡亲们进行安抚，做思想工作，事端才渐渐平息。
事后据官方统计：过程中有1人死亡，1人受伤；共有4个乡镇政府、24个村委会、2个派出所、1家公司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另有52名村干部个人受到牵连，家都被砸了。
可以看出，传闻中的“农民集体闹事”是存在的，但远没有谣言中打死、活埋干部那么骇人。并且经过丰城农民的这么一闹，当地政府再也无法掩藏事端。发现问题后，中央下令彻查此事，然而经过相关部门的一番深入调查后，得出的结论就有颇有“官方意味”了。
官方给出的结论是：2000年丰城一事从性质上来说并非农民自发组织的一场示威，而是由极少数不法分子挑起的一场暴乱，始作俑者不是带头的几个不堪当地基层政府盘剥的农民，而是一个带有家族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袁氏家族。
资料显示，该团伙拥有6名骨干成员，彼此互为亲属。这些人纠集各路不法分子，打架斗殴、敲诈勒索甚至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抢劫，无恶不作。
袁氏团伙最为惯用的手段就是倾巢出动，围堵当地企业，强行要求“入股分红”。一旦企业不答应，他们就赖着不走，导致企业无法生产。这一招屡试不爽，乃至周边乡镇闻之色变，一见袁氏团伙就赶紧乖乖献上一笔钱，破财免灾。
该团伙在当地可谓手眼通天，靠暴力手段胁迫村委会、乡政府。他们敢于随意殴打任何人，而当地警方根本就不敢出面。调查人员认为，正是长期的横行霸道让袁氏团伙有了敢于直接对抗政府的野心，而所谓“816事件”实际上就是该团伙暗中煽动的一场暴动。
在这个过程中，团伙成员趁乱冲进乡镇政府、干部家中搜刮财物，破坏建筑，殴打乡镇干部，逼迫干部向他们下跪求饶。
以上便是当年丰城事件的全貌，值得注意的是，高层在批示中特地强调，要求执法人员在处理问题时分清“哪些是（群众的）合理要求，哪些是坏人的挑唆”。没多久，国家便开始降低农业税，并在几年后全面取消。
而当年之所以要“甩锅”给袁氏集团，此举既保护了群众，维护了大局的稳定，又顺带着消灭了一个可恶的犯罪团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