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岸边，杨败柳残，秋雨凄凄，雾淡风寨，船舶鸣笛呜呜咽咽，几声雁鸣悲悲切切。一处残破的烟雨小亭内，已经略显苍老的刘自珍，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激情，他看了一眼站在自己身旁的第59军军长刘振三，叹了口气，问道：“真的要走？”

刘振三不不容置疑地点了点头，说道：“徐州的秋天，湿气太重，我受伤的腿，已经痛得要命了，再不走，恐怕就站不起来了。”

刘自珍当然知道，刘振三内心是如何想的，当初，他和董升堂、刘自珍、何基沣等几个读过军校的旅长，号称第29军的少壮派，平津之役，除了何基沣的部下吉星文在卢沟桥打响了第一枪之后。是刘振三在廊坊地区打得最狠，董升堂在南苑打得最惨，而刘自珍在宣武门打得最刁，他假意接受了鬼子入城“游玩”的伎俩，等他们到了城门之下，毫无准备的时候，刘自珍让他的部下，一脚把前来交涉的鬼子翻译官、联络官，三个家伙统统给跺下城墙，然后长枪、短枪一齐开火，打得鬼子鬼哭狼嚎，逃窜不及。然而，这一切功劳，都记录在他人的头上了。自己当年的部下，要么在战火中离开了自己，要么提升了，要么和自己一样，麻木而沮丧地活着。

刘自珍是西北军的老人了，他生于1882年，河北天津人，保定一期肄业，陆大一期特别班毕业。1924年10月任国民1军卫队旅参谋处长，1927年4月任第2集团军铁甲车司令，1928年10月任第2集团军暂编第4师军官教导队队长，1929年1月改任第23师高参兼军官编遣处主任，2月保送陆大学习，9月离校任西北军铁甲车司令，1930年10月返回陆大学习。1931年10月陆大毕业后任第38师111旅少将旅长。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抗战爆发后兼任北平城防总指挥。1937年9月任第29军37师中将师长，1940年3月任第33集团军参谋长，1942年5月任第77军副军长，1945年1月任第3绥靖区办公厅主任，1948年2月任第3绥靖区干训团中将教育长。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第59军怎么办？”刘自珍迫切地问了一声。

“什么时候回来？那要看时机了。智庵老兄，你也没有看看，一个吸大烟的，是个糊涂蛋，不足堪大任（指第59军副军长李九思），老何，和我们不是一路人，咱上不了人家的船。冯老总那里，左右摇摆不定，底下的弟兄们，又各有心思，我又能给他们什么前程？离开一时，也好。智庵老兄，好自为之吧。或许，时机不到，正如这秋雨过后，总还会有风和日丽的日子的。”刘振三有些悲伤地说着，摇动着的手，也停在了那里，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窗外的秋雨，并没有影响杜聿明的兴奋，他向他的部下们讲解着，徐州“剿总”的部队，正面临着的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从我们在豫东大捷一役中缴获的共军作战概要，不难看出，他们主张的就是在局部机动而灵活地使用兵力，往往集中超过我们数倍的兵力、火力消灭我军，然后即脱离战场，实行整补。隔一段时间后，再来上一次。如此一来，两次大战期间，共军必须有一个休整期，最少一个月以上，否则他们完不成整补及恢复士气的任务。这个时间节点，正是我们要紧紧抓住的最好时机。也正是当下，正是今天，正是陈毅下大血本打下济南城后、正急需休整的今天。如果我军争取主动，先发制人，在刘伯承没有东来，与之合流以前，先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击破陈毅之一部，是有绝对把握的。同志们，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不战则矣，一战必胜。”

或许是由于会议开了太长时间的缘故，这一次的掌声并不那么热烈。然而，杜聿明并没有减少一点兴致，他略有些艰难地站起身来，走到了巨大的作战地图前，拿起了指示棒，继续分析着：

“自三十九年7月初，豫东攻势结束后，刘伯承部在豫西整补，陈毅部在鲁中及鲁西南兖州、济宁以北地区整补，并于9月24日攻陷济南，此时尚无发动攻势行动，在共区并无防御阵地及据点工事。但据谍报称：在共区内已有‘消灭黄百韬、再打邱清泉’等口号标语，更有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会议，这是共军惯用的伎俩。按照他们用兵的惯例，预计再过二十天或一个月之后，共军势将发动新的攻势。

而我们，自三十九年7月初豫东大捷以来，我军主力已集中于徐州、商丘、新安镇、海州、台儿庄、枣庄、韩庄间地区，一部在郑州防守，华中之机动兵团集结于遂平、驻马店附近。经过将近三个月的整补。虽然此时济南失陷，而徐州我军并未来得及参加战斗，仍然保持充沛的力量。在徐州附近并设有坚固据点工事，不怕共军少数部队扰乱攻击。

这就是我们的优势，这就是我们的时机，况且，白崇禧长官，已经下达了明确的作战命令，命令张淦第3兵团、黄维第12兵团主力，合围桐柏山区之刘伯承主力，争取彻底歼灭之。我们怎么办呢？”

杜聿明说着，又提高了声音，高叫着：“在刘伯承、陈毅东西分离之际，集中我们可能集中的绝对优势兵力，争取主动，包围歼灭陈毅一部，是有绝对胜算的！”

天，已经完全黑了，秋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施华威匆匆地给天津的朋友回了长途电话，委托他出手把粮食卖掉，或许正如唐志华说的，此时是最好的时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