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我党曾有机会救出张学良，却因卢汉自作主张而泡汤，这是何故

引言：

1949年12月，当时正值全国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一个令人瞩目的历史机遇悄然而至。在云南昆明，随着卢汉将军的起义，国民党要员张群等七人被扣留。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后，毛主席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 用张群交换已被囚禁十三年之久的张学良将军。张群作为蒋介石的同窗和嫡系，其价值足以与少帅相提并论。然而，就在一切似乎都在向有利的方向发展时，卢汉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张学良的命运，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疑问：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卢汉会选择放走张群？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云南形势危急

1949年11月下旬，随着重庆、成都相继解放，西南地区的战局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贵州省主席邓锡侯在11月14日宣布起义，整个西南战局急转直下。

云南此时成为了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战略要地。从军事角度来看，云南具有三个独特的战略价值：首先，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是国民党通向东南亚的重要通道；其次，云南境内有多条公路可直通印度，这些路线在抗战时期就发挥过重要作用；第三，昆明有着规模可观的机场设施，可以确保空中运输通道的畅通。

11月27日，蒋介石从重庆撤退到成都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在云南部署三个集团军，分别是胡琏的第八军、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和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这三支部队总计有8万余人，再加上卢汉手中的滇军，总兵力达到15万人左右。

12月初，李弥奉命担任云南绥靖公署主任，统一指挥云南军事。但李弥此时面临着严重的困境：一方面，部队士气低落，逃兵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军饷发放困难，粮食补给不足。

更棘手的是，昆明城内地下党组织活动频繁。11月下旬以来，昆明各界进步人士和学生纷纷举行集会，要求和平解放云南。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农民纷纷拒绝缴纳公粮。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他下令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亲自前往昆明，加强特务活动。同时，他还派出了自己的心腹幕僚王世杰，以西南行政院秘书长的身份坐镇昆明。

12月10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部队已经推进到黔滇边境。滇北重镇宣威的国民党守军主动撤退，放弃了防御阵地。与此同时，滇西的保山、腾冲等地也相继传来国民党军队溃退的消息。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意外的情报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据军统特务报告，卢汉的夫人龙泽清近期频繁出入美国领事馆，而美方正在秘密策划将部分国民党要员转移到缅甸。这个情报让蒋介石意识到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否则云南可能会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变故。

12月12日，蒋介石紧急调整部署，命令胡琏的第八军进驻昆明城区，同时令其他部队向滇南地区集结。军统特务也加强了对卢汉的监视，在其住所周围部署了大量暗哨。

二、卢汉的两难抉择

卢汉作为云南本土将领，其政治生涯可以追溯到滇军时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追随蔡锷参加护国运动，此后辗转于滇军各部。1945年，在龙云被调离云南后，卢汉接任云南省主席一职，成为云南实际统治者。

然而，卢汉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1946年，蒋介石曾试图通过调整军队编制来削弱卢汉的实力。当时，蒋介石下令将滇军改编为第五十军，但保留了卢汉的军长职务。这一举动表面上是整编军队，实则暗含收编地方武装之意。

到了1949年下半年，卢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是来自国民党中央的高压。蒋介石派出的军统特务不断渗透进云南军政系统，甚至在卢汉的亲信中也安插了眼线。另一方面，解放军的大军压境也让卢汉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

1949年10月，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让卢汉的处境更加复杂。这个人就是他的私人医生宋希濂。宋希濂表面上是一名普通医生，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以给卢汉看病为由，经常出入卢汉府邸，成为了党组织与卢汉之间的重要联络人。

同期，卢汉的另一个身份也给他带来了困扰。作为彝族人，他在少数民族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当时，滇西的彝族群众已经开始自发组织武装力量，准备配合解放军行动。这种态势让卢汉不得不考虑民族问题。

11月中旬，一个意外事件加剧了卢汉的困境。他的二弟卢明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被军统特务发现，随后被软禁。这件事令卢汉意识到，蒋介石对他的戒心已经到了极点。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影响着卢汉的决策。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通过多种渠道向卢汉传达信息，暗示如果他能保持中立，美方可以为他提供政治庇护。但这个提议很快被中共地下党组织得知，并通过宋希濂向卢汉表达了严正立场。

12月初，卢汉收到了一份来自李宗仁的密信。信中透露，国民党内部已经出现严重分裂，建议卢汉审时度势，做出明智选择。这封信的真实性一直存疑，但它确实影响了卢汉后来的决定。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卢汉不得不在多方势力之间寻求平衡。他一面向蒋介石表达效忠，派人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军事会议；一面又通过宋希濂与中共地下党保持联系，为可能的起义做准备。同时，他还在暗中调整部队部署，将信得过的部队调到昆明周边的关键位置。

12月中旬，形势愈发紧张。蒋介石派来的三个军已经开始向昆明集结，军统特务的活动也日益频繁。卢汉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抉择。

三、起义前的博弈

1949年12月初的昆明城内，一场看不见的较量正在上演。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派出了精锐特务小组，以商人、教师等身份潜入昆明各界。这些特务不仅在卢汉府邸周围设立了24小时监视点，还在昆明主要机关、学校安插了眼线。

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在秘密扩大影响力。党组织以昆明医学院为掩护，建立了多个秘密联络点。地下党员们利用课余时间收集军事情报，并通过学生运动的形式，制造有利于起义的舆论氛围。

12月5日，一个重要的暗线被启动。卢汉的私人医生宋希濂借为卢汉夫人看病之机，与龙泽清建立了直接联系。龙泽清作为卢汉的夫人，在云南社交圈具有广泛影响力。她通过举办茶会等社交活动，暗中打探各方动向，为起义创造有利条件。

军事部署方面，卢汉采取了一系列隐蔽行动。他以训练为名，将亲信部队调至昆明周边的关键位置。其中，第五十军一个主力团被安排在西山地区，表面上是进行例行演习，实则是为控制昆明机场做准备。

美国领事馆在这场博弈中扮演着微妙的角色。12月8日，美国领事馆武官与卢汉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会谈内容虽然未被公开，但当晚卢汉立即调整了部分部队部署，将守卫领事馆区域的部队换成了自己的嫡系部队。

12月10日，一个意外事件打乱了各方部署。军统特务在检查一辆从滇西开来的货车时，发现了一批伪装成药品的密电码本。这批密电码本原本是准备交给地下党组织的。为了转移军统的注意力，地下党组织连夜在昆明城内制造了多起小规模骚乱。

关键时刻，宋希濂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借给卢汉治疗感冒的机会，详细说明了解放军已经突破黔滇防线的情况，并转达了中共方面关于起义后安置卢汉部队的具体承诺。

12月12日，形势出现新的转折。蒋介石突然调派胡琏的第八军进驻昆明城区。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卢汉以防空演习为名，要求各部队进行预备位置调整。这个命令让他得以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嫡系部队部署到了城区制高点。

同一天，美国领事馆又有了新动作。领事馆人员开始销毁文件，并将部分物资转移到机场。这个情报被军统特务获知后报告给了蒋介石，导致蒋介石立即命令加强对昆明机场的控制。

12月13日晚，卢汉召开了一个看似普通的军事会议。会议表面上是讨论年终工作，实则是对起义行动进行最后部署。参会的团级以上军官都接到了密令，要求在接到特定暗号后，立即控制预定目标。

就在各方势力暗中较量之际，一个出人意料的访客来到了昆明。这位访客就是国民党元老张群。他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准备与卢汉商讨云南防务问题。张群的到来，为即将爆发的起义增添了新的变数。

四、错失良机之谜

1949年12月14日凌晨，卢汉在昆明总督府发动起义。起义部队迅速控制了昆明城内重要机关，并逮捕了包括张群在内的七名国民党高级官员。这七人分别是：国民党元老张群、西南行政院秘书长王世杰、云南绥靖公署主任李弥、军统特务头目毛人凤、陆军总司令徐永昌、参谋总长周至柔和国防部次长郭寄峤。

起义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共中央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张群作为蒋介石的同窗和心腹，在国民党内部具有超然地位。而此时，被软禁在台湾的张学良将军已经在囚禁中度过了十三年。如果能用张群换回张学良，不仅能解救少帅，还能在政治上获得巨大影响力。

12月15日，中共中央向卢汉发出指示，要求严密看管这七名俘虏，特别是张群。同时，中共方面开始秘密筹划与国民党进行囚犯交换谈判。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出人意料。

12月16日，卢汉在未经请示的情况下，突然决定释放张群等人。据当时在场的警卫人员回忆，卢汉亲自到关押地点，与张群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密谈。谈话结束后，卢汉立即下令放人，并安排专机将张群等人送往香港。

这一决定引发了连锁反应。首先，中共中央原本设想的换囚计划彻底落空。其次，张群等人的顺利脱身，让国民党高层得以在香港重新部署力量。第三，这个决定也影响了后来对卢汉的政治安排。

关于卢汉为何要放走张群，历史资料中存在多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这与张群在谈话中提出的条件有关。张群承诺在台湾安排卢汉家属的安置问题，并保证其在台资产不受侵犯。第二种说法指出，美国领事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方通过外交渠道向卢汉施压。第三种说法则强调了张群与卢汉的私人关系，称两人在抗战时期就有深厚交情。

值得注意的是，在放走张群的同时，卢汉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立即调整了昆明城防部署，将主力部队集中在机场和城区要道。同时，他还下令释放了部分被关押的国民党基层官员，这些人后来大多选择留在云南。

12月17日，当中共中央得知张群等人已经抵达香港时，立即向云南派出工作组。工作组到达昆明后，对整个事件进行了详细调查。然而，关键的谈话内容始终成谜，因为当时在场的警卫人员都被调离，而卢汉本人对此事也始终保持沉默。

这一插曲虽然没有影响云南和平解放的大局，但它确实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对张学良来说，这可能是他重获自由的最后机会。而对卢汉而言，这个决定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政治地位。

五、起义后的局势演变

1949年12月18日，解放军进驻昆明后，立即着手接收和改编卢汉部队。第五十军的整编工作由解放军派出的军事代表团负责，他们采取了＂分批改编、逐步接收＂的方针。首先是对军官进行短期培训，然后按计划将部队编入人民解放军序列。

然而，这个过程并不像预期的那么顺利。由于军队中存在大量地方武装力量，很多基层军官对改编持观望态度。为了稳定军心，解放军特别成立了＂善后处理委员会＂，专门负责解决军人安置问题。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保留部分军官职务、发放安置补助金等。

1950年1月，一个意外事件打破了局面的平静。原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的三十多名飞行员，在接受改编前夕突然驾机外逃。这些飞机原本是卢汉起义时缴获的重要军事装备。此事发生后，军事代表团立即加强了对航空部队的管控，并对其他部队的改编工作也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

与此同时，云南的社会秩序也在经历重大调整。原本依附于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势力纷纷寻求新的出路。其中，滇西的一些土司主动向新政权表示效忠，并参与了地方治安维护工作。但在滇东南地区，一些不愿接受改编的军事人员组织起了游击队，一度造成当地社会动荡。

1950年2月，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开始对云南省机关进行改组。在这个过程中，原国民党政府的中下层公务员大多得到了留用。这些人因为熟悉本地情况，在新政权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财政、教育等部门，他们帮助新政府较快地恢复了行政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卢汉的政治地位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微妙变化。虽然他仍然担任云南省主席，但实际权力已经转移到了中共派驻的工作组手中。3月份，卢汉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这个任命表面上是升迁，实则是将他调离云南的实际权力中心。

1950年4月，一个新的问题出现。部分起义将领的家属在台湾遭到扣押，这引发了军队内部的不安情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特别成立了＂侨眷安置办公室＂，通过香港等中间渠道与台湾方面进行秘密接触，最终使大部分军人家属得以团聚。

到1950年年中，云南的局势基本稳定。原第五十军的改编工作已经完成，大部分部队被整编为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地方行政机构也完成了改组，建立起新的管理体系。但在边境地区，仍然存在一些复杂问题。比如，一些逃往缅甸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开始在边境地区活动，给边境治安带来隐患。

1950年下半年，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云南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原本的改编部队中，有一部分精锐力量被调往朝鲜战场。而留在云南的部队则担负起了保卫西南边疆的重任。这个时期，云南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