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也在微博上谈点“个人的琐事”，缓解一下“忧国忧民”的情怀。记得在职业技术学院任教的时候，多次听到洪院长分享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管理的心得体会，洪院长担任过浙江省教科院的研究员，曾把我提拔为院研究所的所长，他一直鼓励教师“走出去”，走到各个行业的社会实践中去，在职业院校重点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和职业素养，洪院长非常看重教师的社会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教师的社会影响力有助于学生的成长进步，也决定了一所学校的社会影响力。

现在发现一位教师或一个人的社会影响力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官方渠道的影响力，一种是非官方渠道的影响力，像乐清学校的俞校长是教育集团最具官方渠道影响力的校长，而我则是最具非官方渠道影响力的人物。俞校长在乐清、在温州几乎家喻户晓，获得的荣誉证书一个大箱子也装不下，待遇不用说是我的N倍，俞校在整个浙江省的中小学教育界也是一位响当当的教育工作者。

我为何“自吹”是教育集团最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与已经退位的洪院长相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用事实说话，用大数据证明，我的微博阅读量在没有任何“买流量”的情况下已累计破亿，不用提数年前在新华博客网的访问量达到了数百万，还与新华网的多位记者有过互动交流。过去，我站在教室的几尺讲台上，脑子里总有“老师为学生服务，学生为社会朋务”的念头，现在，在网络化的社会大舞台，我把哲学思想献给每一位为个人、为家庭、为社会和国家而努力争先的人。

教育人生即是文化人生，我不是物质文化的劳动者，而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不是对浙东学派的某个新儒家学说进行了全新的诠释，而是在现代科学哲学的体系内创立了一门全新的哲学体系，发现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Rushan原理”，这一原理可以作为量子哲学的基本原理，我将在“哲学专栏”有关“刀郎现象”的主题中适当地阐述这一原理。

说句文化人生的激昂用语，我宁可把“Rushan原理”带进坟幕，也不愿把我的任何财产送进棺材，希望我的家人和网友记住自己为哲学和文化事业的献身精神，记得我曾是一位为原理而生的人，父母给了我生命，我用生命去发现哲学原理和文化的价值，用原理为民族的文化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服务，呼应文艺复兴时期“日心说”的创立者、波兰天文学家、数学家哥伯尼说过的一句名言，“人的天职在于勇敢探索真理”。

财富和社会关系实实在在，哲学和文化显得虚无缥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和人脉对人们的影响极大，以致于有时感到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人，得承认自己活得很“虚”，但我相信新科学哲学的悖效原理或悖效应原理，似乎存在人生悖论的“邓氏效应”，当人们活到一定年龄甚至到了步入坟墓的时候，会清醒地意识到财富、地位和名誉其实很“虚”，对每个人而言都会消逝得无影无踪，唯有人的精神和创造的文化财富是永存的。还是人类文明的导师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说的好，“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