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一穷二白，马匹更是少之又少。皇帝找不到4匹颜色相同的马来拉车，大臣们更是只能委曲求全地坐着牛车去上朝。

刘邦去世之后，嚣张的匈奴单于给吕后写信：我是鳏夫，你是寡妇，我们在一起吧。

吕后勃然大怒，想要出击匈奴，却因为缺少马匹、组建不起骑兵大军，而忍气吞声，继续给匈奴送财物，与匈奴和亲。

然而，仅仅过了70多年，汉武帝刘彻便组建起了强大的骑兵，动辄以数万或者十几万的骑兵规模，主动出击匈奴。

要知道，在汉武帝初年，汉朝甚至连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这样的养马地都没有。

能以70多年创建起强大的骑兵，全靠刘邦、吕后、汉文帝、汉景帝几代君主的积累，以及行之有效的马政。

那么，没有上好养马地的汉朝，是怎么攒出几十万骑兵的呢？汉朝的马政，有哪些出彩之处？

汉朝初期的马政，基本上延续秦朝，连负责马政的官位都继承了过来，那便是太仆。

一开始，太仆主要掌管的，是皇帝的车辆，以及给皇帝拉车的马。

不过，汉朝初年，百废待兴，就连皇帝都找不到4匹同样颜色的马来拉车，王侯将相们更是没有马车可坐，大多只能坐牛车上朝。

那时候的马匹，无比珍贵。根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马一匹则百金”。意思是，要买一匹马，竟要花费100金。

要知道，汉文帝曾想建一座露台，一问工匠，需要耗费百金，就放弃了。汉初的一匹马，竟能抵汉文帝的一座露台。

太仆，自然也没有多少马可管的。

后来，汉朝通过施行马政，马匹也越来越多。太仆的职责里，便多了一项，那就是掌管畜牧业，负责养马。

太仆这个官职，也愈发重要起来，多由皇帝的亲信担任。比如说，汉武帝的太仆，就是他当太子时就跟随他、后来娶了卫子夫长姐的公孙贺。

养马是需要钱的。

汉初的统治者，在休养生息、一心攒钱的同时，还专门为了养马，征收“算赋”。

汉四年，也就是刘邦登基称帝的前一年，就已经下令，“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

意思是，15岁以上、56岁以下的成年男女，每年都要缴纳120钱，称为“一算”，用来补充兵器和马匹。

这笔款项，在后世几个皇帝里虽略有改动，如汉文帝时期改一算为40钱，汉武帝时又改回120钱，但一直是长期征收。

除此之外，汉朝7岁到14岁的孩童，每人每年要缴纳20钱，以供养天子，这称为“口赋”。

汉武帝时期，把口赋增加到了23钱，理由是“以补车骑马匹之费”。

这些钱，让汉朝养马，有了充足的资金。

汉初的马匹如此稀少而珍贵，想要养出更多的马，就要留住可以繁衍的马匹。

早在汉朝初年，汉朝就和周边有着互市的交易。吕后特地下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

牝，是雌性的意思。这道命令的意思是，与南越等周边做交易时，不许交易母马、母牛和母羊。

毕竟，母马是马匹繁育的主力军，自然要留在汉朝，多生小马。

汉景帝时期，有“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的记载，

“马高五尺九寸以上”，应该是汉朝对于“良马”的定义，这样的马匹，足够健壮。

而“齿未平”，则意味着马的牙齿还没有被磨平，年纪还不大。

这些不许出关的马，都是可以作为军马的青壮年好马。

在张家山汉简的《二年律令》中，有诸侯国请求在关内购买马匹得到批准的记载。

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是汉朝的诸侯国，想要购买关中的马匹，也是要受到管束的。

马匹作为重要的军备物资，管理非常严格，不可轻易外流。

就连盗马、杀马，都是重罪。偷盗或者杀死一匹马，极有可能要丢了性命。

居延汉简中就有一条记载：府移使者口所诏书，毋得屠杀牛马。

《盐铁论》里，更是明确指出：今盗马者死。

这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马匹的损失。

禁止母马和良马外流，只是在最大程度上，保住马匹的数量，和可以繁育的马匹。

而让马匹数量飞速上升，最重要的，还是在养马方面的努力。

汉文帝登基之后，颁布了《马复令》，目的是“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

也就是说，汉文帝在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之下，鼓励百姓养马，以增加马匹数量，为对抗匈奴做准备。

汉文帝的诏令中，一条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

意思是，民间百姓只要养了一匹马，就可以免去3人的兵役或者赋税。

要知道，按照汉朝的规定，通过纳粟得到五大夫以上的爵位，也才可以免除1人的兵役或者赋税。

一时之间，民间养马成风。

到了汉景帝时期，马匹已经增多，汉景帝“始造苑马以广用”。

苑马，指苑囿中的马，也就是皇马专门畜养的马匹。

汉景帝还在边地建造了36所马苑，“以郎为苑监，分养马三十万匹”。

这些马匹，成为了汉朝战马的主力军。

不仅民间养马、皇家养马，就连汉朝的各郡国，也在养马。

在汉朝的郡县里，设置了马丞，在诸侯国里，则设置了仆及其属吏厩长、厩丞等，专门负责养马事务。

可以说，在文景之治年间，汉朝对匈奴，是以防御与和亲为主的卑微姿态，不敢和匈奴人硬碰硬。

但是此时的汉朝，却上下一心，全力养马以装备骑兵，为日后反击匈奴做了充足的准备。

并不是所有的马匹，都适合上战场。

中原原有的马种，一是由于环境有限，二是由于长期圈养，往往存在着奔跑能力和耐性不足的问题。

汉文帝时期的御史大夫晁错就曾告诉汉文帝：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

《盐铁论》里也指出：匈奴之地广大，而戎马之足轻利，其势易骚动也。

这些记载都表现出，汉朝初年的马匹，与匈奴人在草原上奔驰的良马，有着巨大的差距。

汉朝用这些马匹装备的骑兵，遇到匈奴人，依然是处于劣势。

因此，改良马种，也成为汉朝的养马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早在商朝时期，中原人就已经开始通过引入草原马的方式，来改良马种。甲骨文里有“取马”“来马”的相关字样。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的诸侯国通过交易或者进贡方式获取草原马匹的记载就更多了。

汉朝开始大规模养马之后，汉朝人依然通过不同的途径，引进优良的马种。

而优良马种的重要来源，居然是匈奴人。

根据汉书记载，汉景帝时期“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翁主如故约”。

我们便可以看出，汉朝和匈奴的盟约里，除了和亲之外，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互市，可以让匈奴人不必通过打仗的方式，就可以获得汉朝的物资。

而这也就意味着，汉朝同样可以通过交易的方式，获得匈奴的优良马种。

此外，刘邦去世之后，匈奴单于冒顿曾写信调戏吕后，吕后拉下面子来求和之后，冒顿也自觉冒犯，给吕后献马。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匈奴人在于汉朝的日常交流中，马匹也是非常重要的礼物。

而这些，都可以帮助汉朝改良马种。

不过，汉朝初年，通过与匈奴人的互市，以及匈奴人的献马，获得的优良马种，终究有限。

汉朝大规模改良马种，发生在汉武帝年间，霍去病打下河西走廊之后。

汉朝有了河西走廊，便意味着有了优良的养马地。河西走廊上传说由霍去病建立的山丹军马场，至今仍是世界第一大军马场。

有了河西走廊，也意味着有了通往西域的通道。汉朝从西域获取的良马，不可计数。汉武帝出击大宛，也有引进汗血宝马的考虑。

有了河西走廊，汉朝也有了引进青藏高原浩门马的途径。这是汉朝改良马种过程中，一种大量输入的马种。

而汉朝在打败匈奴之后，匈奴大规模投降与依附，也带来了大量的优良马种。

汉朝养马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在汉朝前期，汉武帝还没有收复河套地区、拿下河西走廊，缺乏养马地的情况下，光汉朝官方畜养的马匹，就有40万匹。

而这，还不包括民间养的马匹。

《盐铁论》是这么记载当时的盛况的：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

汉朝初建时，皇帝连用来拉车的4匹颜色相同的马都凑不齐，大臣要坐牛车上朝。

而到了汉武帝年间，经过70多年的休养生息和努力养马，就连民间，都马匹成群，百姓都以马为重要的交通工具。

养马的成效，可见一斑。

这也是为什么，汉武帝能够动辄组织起数万甚至十几万的骑兵，出击匈奴。

可以说，汉武帝对匈奴的胜利，和汉朝从刘邦吕后开始，到文景期间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这不是汉武帝一人的胜利，是汉朝几代人的胜利。

你觉得是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