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第一官商，坐看大清覆灭，最后自己也破产

在清末中国有两大地方疆臣，这两大疆臣一个是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闽浙总督左宗棠，另外一个是一等肃毅侯，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这二人各自有一个钱袋子外加白手套，左宗棠的钱袋子是胡雪岩，李鸿章的钱袋子是盛宣怀。

胡雪岩与盛宣怀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二人的互斗，实际上也是左宗棠与李鸿章的朝堂之争，盛宣怀采用直击要害的手段，使胡雪岩的财富大厦在短时间内倒闭。

最后胡雪岩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左宗棠去世，使得胡雪岩失去了靠山，对比之下，盛宣怀能够纵横捭阖，游走于晚清政坛，就是在于他的圆滑，既能与李鸿章结盟，也是满清贵胄，大清首贪奕劻的座上宾，同时也是慈禧身边的宠臣，如此长袖善舞，盛宣怀成为公认的晚清第一官商和首富，可还是他，面对满清的覆灭之际，盛宣怀不仅没有去救护，反而撤掉了大清最后一块船板。

众所周知，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之路，发端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最先兴办的企业是军工企业。与“先轻后重”的工业化路径迥异，中国是从兴办一批军事工业开始的。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高官为代表，晚清在“自强”的口号下，自上而下对西方军事技术进行了大规模移植。这批移植过来的军事企业，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推行的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模式。

但这种以政府强力推进的重工业发展模式，本质是传统官僚体制与近代工业技术结合的怪胎，其生产运营完全与市场无关。根本无法盈利，当财政变得日益困窘的时候，军工企业自然就得倒闭。

于是，洋务派又提出“求富”的口号，创办了最早的一批近代民用工业，以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赋予这些民用工业企业各种垄断特权。中国的工业化，由此进入最早的起飞阶段。而这一举措是从李鸿章开始的，但操盘手全赖他的幕僚盛宣怀。

盛宣怀，字杏荪，常州府武进县人，盛宣怀可谓晚清实干家，官商，买办和洋务派代表人物，他一生三次科举都名落孙山，于是一气之下，于同治九年，彻底放弃科举，投靠父亲的同榜进士，好友，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幕府，26岁的盛宣怀为李鸿章的幕僚。就此开始在外交、洋务、商战道路上发展起来。

盛宣怀在李鸿章麾下很快就显露出才干和胆识，尤其是他的经商才能，他向李鸿章第一个提出了官督商办的办企业形式，以及企业应以盈利为主的经营原则。28岁时，盛宣怀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大型民用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此后，二人紧密合作三十年，直至1901年李鸿章去世，作为李鸿章的经济事业操盘手，盛宣怀可谓是功绩至伟。

在随后的30年间，盛宣怀成长为大清帝国的商业巨子。大清光绪二年，盛宣怀在湖北广济盘塘设立"开采湖北煤铁总局"，雇英国矿师郭师敦查勘湖北煤铁矿藏，这是他兴办的第一个企业，此后他兴办和创造了10余个“中国第一”的企业，做了无数筚路蓝缕的开山工作，这其中包括：

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

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

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

第一家国人自办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

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

还包括第一个理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以及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

正因为这些成就，盛宣怀在后来赢得了“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的美誉。

但盛宣怀他不是一个实业家和企业家，他是买办，是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终其一生，盛宣怀基本上是以官商作资本，从而达到“做高官”的目的。他最终做到了邮传部大臣，他的愿望得以实现，但仅仅半年之后，盛宣怀就因四川铁路“国有政策”引发武昌起义，他饱受各方的谴责，被革职永不叙用。

盛宣怀创办的企业，可以凭借国家力量，与外商同类企业进行价格战，并取得胜利，实现盈利。而必要的时候，他又可以与外国合作，以“联夷制夷”的名义，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以及个人的仕途升迁。

1900年，当清廷向帝国主义宣战的时候，亦官亦商的盛宣怀却没有响应最高统治者的号召，不惜一切代价投入战争之中；而是作为枢纽人物，串联起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地方督抚，与列强缔结了“东南互保”的和平条约。这无疑是一种“叛国”行为。尽管事后迫于列强的压力，盛宣怀不仅未被治罪，还获得清廷奖赏，但不能因此否认盛宣怀主导“东南互保”的私心。

因为东南战事一启，他在长江沿岸苦心经营了二三十年的实业，势必毁于一旦。而这些实业，不仅关乎他的身家，更关乎他的仕途，是他借以步入帝国政坛高官序列的资本。东南互保的成功，从大的方面讲，是帝国离心力强大到足以消解中央权威的结果；从小的方面讲，则是盛宣怀等帝国官商群体为了保持个人利益、不愿作出牺牲的反映。

正式由于他基本上控制了当时大清所有重要的工业，包括邮电，煤矿，对外贸易，成为在经济上成为支持清王朝的有力柱石，是慈禧太后口中的“不可少之人”，因此他的的官阶扶摇直上。从大理寺少卿、会办商务大臣、工部左侍郎，到1911年升任邮传部尚书，丝毫不亚于昔日的李鸿章。

清朝最终“死”于铁路建设，而当时他恰恰掌管了全国的铁路权，1911年，盛宣怀发起最愚蠢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他的理由是，川汉、粤汉铁路原由商民集资筹建，由于资金迟迟不到位，导致修路进展缓慢，严重影响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不得已决定收回商民股权，改由政府向外国银行贷款修建。为此盛宣怀与英德法美银行签订了600万英镑的铁路借款合同。

在生命的最后三四年，坐拥1100多万两白银，这些钱数折合成人民币达到了几十亿，这位公认的第一首富盛在遗嘱里表示，他将全部资产均分为两半，一半用于社会公益，一半分给子孙。再就是第一自己的葬礼必须僧衣薄殓，财产交给专门的机构打理，各他对儿子们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有两个，一个是没有像父亲一样考取功名，另一个是一生未曾去过欧美。

当时晚清到民国初年，有两大商人，一个是张謇，一个就是盛宣怀，在世时，外界对二人的评价明显不同，状元实业家张謇的评语颇不客气：“盛宣怀的为人，虽稍有才具，但不顾大局，全无国家观念。”办实业，如果只是追求个人升迁和企业利润，这种格局，张謇是看不上的。

1894年，41岁的张謇张謇考取了状元，但他很快就发现了整个帝国溃烂的秘密。慈禧从颐和园回紫禁城，适逢大暴雨，文武百官跪在一二尺深的积水里迎接太后，一个个被淋成落汤鸡，连七八十岁的老臣都在水里接驾。可是，太后坐在轿子里，连头都不回。张謇看后，整个人很难过，他问自己：“这种官，是有志气的人应该做的么？”在这种情况下，大清又怎么能赢得日本，人都没有尊严，国家怎么有尊严？于是，张謇果断弃官，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但张謇与盛宣怀的经商道理截然不同。

后世对盛宣怀其评价褒贬不一，甚至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在慈禧太后看来，他是“不可或缺之人”；在李鸿章看来，他“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识敏瞻，堪资大用”；在孙中山看来，他则是“热心公益，而经济界又极有信用”之人。另一方面，由于盛宣怀提出“铁路国有”政策直接引发了“保路运动”，进而引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因此《清史稿》中直接称其为“误国首恶”。而在鲁迅看来，盛宣怀则是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官僚资本家、土豪劣绅。”

盛宣怀临终之际，告诫子孙，只有遵照他的要求做后人才可以守住财富，否则的话不出20年盛家就会走向没落。他的子孙们觉得这些话有些危言耸听，所以他们也并未当回事儿。1917年11月18日，盛家为了他的葬礼花去了30万大洋，光抬棺材的杠夫就雇了64人，出殡仪仗队更是长达5里，做出不是国葬、胜似国葬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