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一个成熟的团队一定是既有制度，又有相关文化作为配套，同样，个人也是如此，成功的人一定是既有谋生的术，又有指挥人生之战的道，知识和正确的价值观同样重要。

在分析大秦之亡的时候人们往往聚焦于宏观层面，从军事、政治等角度进行分析，实际上，文化的缺失也是大秦之亡的重要原因。

自从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领域的制度就越来越细化、成熟，其严密性和高效性保证了大秦在蚕食、兼并六国的过程中几乎就是秋风扫落叶式快速推进，促使嬴政在短时间内拿到了一统天下的结果。

但在一统天下之后，始皇依然是以这套制度在管理庞大的帝国，尤其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大秦庙堂经过朝议再一次否定分封制之后，始皇和丞相李斯更是作出了一个新的决策：

以吏为师。

这就导致，大秦的系统仅仅是被单调的制度和律法所支撑，根本没有所谓的思想、文化，从庙堂到地方全是技术型官吏。没有思想和文化，不仅导致关东之地和大秦的粘合力极差，就是秦国的官吏对帝国也没有绝对的忠诚，一切以制度、利益为衡量标准。

为什么在秦末的乱局中秦国的地方官吏大部分都迎合了乱世起兵反秦，原因就是，价值观的缺失导致这些人对大秦并没有所谓的忠诚。

这一点，张良就敏锐地捕捉到了，所以在刘邦创业的过程中就向其灌输黄老道家的思想。刘邦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悟性却极强，他积极采纳张良的建议，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各个领域都渗透进了黄老思想，汉初共天下的理念和无为而治的政策其实就是黄老道家思想的具体表现。

都说汉承秦制，事实上，刘邦虽然继承了秦国的制度，但是却创造性地以黄老道家的思想作为这套制度的粘合剂，汉初君臣的段位比始皇君臣还是要高的。正是因为如此，汉朝才能拿到文景之治的好结果。

到了汉武帝时，其更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系统地设计了一套文化体系，正式补齐了帝国在文化层面的短板。为什么说汉武是千古一帝，就是因为，汉武不仅极大地拓宽了帝国的疆域，重创匈奴并构建了防御草原势力的防御体系，更是补齐了制度和文化的短板。

汉武帝曾对卫青说过这样的话：“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帝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

说得正是如此。

此后，历代王朝不仅有相关制度的设计，更是有文化体系的保驾护航，大一统的格局才越来越稳固。

除了王朝，其实一个地区的发展也是靠文化体系的输出。众所周知，湖南在近代历史上是人才辈出，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湖南的人才是接力式量产，深度影响了历史的发展。

至于湖南为什么能够量产精英，其实还是“水土”的影响，湖南特殊的文化氛围有助于生产高质量的人才。

从两江总督陶澍开始，湖南就开始在学术层面流行务实作风，注重能够指导实践的知识的学习，为什么左宗棠早年的时候就对地理、农业等知识表现痴迷，就是受了湖南学风的影响，陶澍、贺长龄等人都影响了左宗棠的个人成长。

这就导致，左宗棠在赶考的路上甚至都在研究漕运和盐务，由于其学习内容严重偏离了科举的制式模板，所以左宗棠连续三次参加会试都以失败而告终，最终只能放弃科考。

但正是因为左宗棠没有考中进士进入清朝的官僚体系，所以，其才能潜心研究地理、农业等实用性知识，甚至在老家亲自耕田进行实践。

事实证明，学术性人才和实践性人才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不一样，林则徐在同僚中没有找到解决新疆问题的人但却在身处江湖的左宗棠身上看到了希望，因此将新疆事业果断交给了对方。

最终，左宗棠果然不负众望，成功收复了新疆。

本质来说，学习输入的是静态的知识，只能解决已知问题，而实践却是一个和未知不断博弈的过程，解决的是动态问题，所以，实践性人才更实用，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更强。当然，像左宗棠这种理论和实践都超厉害的人，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更强。

为什么左宗棠一出山就能指挥湖南巡抚府的系统一路做到了封疆大吏并在政治、军事、经济、洋务等领域都作出了非凡的成就，原因就在这里。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为什么能出左宗棠这样的精英，就是因为，湖南特殊的文化氛围。如果左宗棠当时生在别的地方，其大概率是不会有之后的声名和成就的。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不管是对太平军作战的军事胜利，还是在学术、技术层面的贡献，湘系一直都是引领作用，就是因为，湘系精英有务实学风的武装。

企业也同样如此。为什么步步高系能够分化出好几个独立的企业，且都做得非常成功，其实就是段永平早年就确立的“本分”思维。步步高系的所有决策、执行都是以本分思维作为指导，所以才能做大、做强，且发展相当平稳。

观察一些做得比较成功的企业，其都有自己的核心文化或者哲学体系。表面上看，许多公司的成功是技术、资金优势作用的结果，其实从长线来看，还是文化制胜：

技术优势只能打阶段性的胜仗，而文化优势却能保证技术不断迭代，保证企业能够打持久战。

为什么有些企业将文化看得特别重要，就是因为，文化能够凝聚人心，保证企业能够在正确价值观的指导下聚焦力量，能够打硬仗、打胜仗。

稻盛和夫曾说：“企业看得见的部分是指资本金、研究开发能力、设备等可以计算的东西，所谓看不见的东西，是指经营者和员工共同营造的企业文化、哲学和理念。”

任何时候，人心的凝聚才是最重要的，而要凝聚人心就只能靠文化和制度。为什么稻盛和夫能在商业领域如此成功，就是因为其将利他思维刻进了企业的基因中，其任何一次创业都将文化、哲学的构建作为首要工作。只有这些工作做好了才能保证企业有限的力量能够输出在同一个点上。

人呀，永远都是以价值观区分的，而不是别的什么。

这就给了HR工作的指导，企业在招聘阶段就应该从认知、价值观等层面进行筛选，将那些和企业文化匹配度高的人吸收进来。反之，有些人看似能力很强，如果其价值观和企业不匹配，经常出现排异反应，反而会起相反的作用。

所以，招聘的本质一定是筛选。用稻盛和夫的话来说就是：“对于企业这种具备使命感的组织而言，全体员工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乃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投资领域，个人更应该及早构建自己的认知、价值体系。巴菲特为什么在投资领域能够封神，就是因为，其有自己的原则，比如：不懂不碰、看重企业的长远发展、企业有没有护城河...

他从来不会为短期的涨跌而内耗，反而能够在长线上钓到大鱼。

生活和工作也是如此，有些人将“厚德载物”挂在办公室、有些人以“天道酬勤”为准则，那些成功的企业家都将自己的价值观凝缩成简单的词句挂在醒目位置以提醒自己，本质上都是在以正确的价值观来指导人生。

不管是左宗棠还是曾国藩，其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曾国藩一生都在“求阙”；左宗棠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当然，最重要的点还是要做到知行合一，价值体系构建起来容易，执行起来却相当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力，牛人和普通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对价值体系的执行力度。

人呀，还是要及早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学校虽然有大的框架，有校训，但家长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协助其尽早构建其价值体系。

本质来说，学校的任务是灌输知识，而家长的使命更多是保证孩子先成为一个人。

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定要先将思想的路铺好，然后才能坚定地走完人生的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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