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曾经统计了千年来世界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名中国人：成吉思汗，忽必烈，刘谨，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这六个人里只有伍秉鉴是商人。而伍秉鉴的一生真的是财来波涛汹涌，财去山崩地裂。侧面也说明一旦国家衰败再多的财富也是如沙丘一样，随时都会坍塌。

清嘉庆六年八月某日，广州，十三行之一的伍家私宅。

这一天，年仅三十五岁的伍家第二代家主掌舵人伍秉钧躺在床上，他的生命即将逝去，可他还在强撑着不肯离去，虽然面前跪着一大堆人，但没有一个是他愿意见的，这些人都是等着分银子的，没有一个给他挣银子的。伍秉钧属于在清政府授权下，成立了怡和洋行，‌生意独家垄断的官商，在他的经营之下，他将伍家的生意推向了高峰。‌

此时，伍秉钧的三弟伍秉鉴匆匆赶来，并来到二哥的床前，伍秉钧无力地睁开双眼，扫了眼四周的家人，这些人相互对望一眼就退出了内宅，伍秉鉴心领神会，连忙跪在床边，准备聆听二哥最后的嘱托。

然而，伍秉钧显然已说不出话来，只能饱含热泪打量着眼前这个从弱冠之年便跟着自己征战商海的三弟，伍秉鉴清楚，二哥最放不下的还是家族的基业——怡和行，随即，他眼神坚定地对兄长点了点头。伍秉钧也点头示意，随即用最后一点力气从枕头下拿出一个匣子，匣子里是伍秉钧的“遗诏”。里有怡和行全部地契，存银，股票，借据。最关键的他让三弟接班的遗嘱，可以说，伍秉钧眼光不错，给怡和行选择了一个最佳接班人。

从这天起，伍秉鉴接过了父兄基业，开始执掌广州十三行之一的怡和行。伍敦元，原名秉鉴，字成之、号平湖，他在嘉庆十四年成为十三行的总商，为此他获得三品顶戴，并靠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走私成巨富，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欧洲对东方的贸易，伍秉鉴却是它最大的债权人。实际上伍秉鉴就是现在所说的买办。

在乾隆朝马戛尔尼事件以后，乾隆就下令关闭了除广州以外的其他三个海关。广州十三行作为唯一官方对外贸易的机构，因此当时的广州是清朝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建立初期一共有十三家商业团体，名为广州十三行。比如：潘振承的同文行、卢观恒的广利行、伍秉鉴的怡和行以及叶上林的义成行。（13行并不是一个定数，多的时候三十多个商行，少的时候是四个）。当时清朝对外国的货物收取2%-4%的货税480—1120两不等的船舶管理费。

但事实操作起来，就是各级官设置各种杂税。而清政府也在这时规定，对外贸易从只能由十三行经营”，如果与洋人的交易绕过十三行，均被认为是走私。如此一来，十三行就可以垄断贸易，随意提价。政府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十三行直接由海关衙门管理，清政府直接从十三行收税，行商越肥，清政府收的税也就越高。十三行和粤海关也就有个别称“天子南库”。伍秉鉴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家。

依靠怡和行“官商”的背景，伍秉鉴开始大展拳脚，重点发展茶叶出口垄断贸易。在他的手上，凭借品质和信用，怡和行逐渐驰名中外，赚得盆满钵满。到嘉庆十八年，怡和行已成为广州十三行中的第一大行，而伍秉鉴也自然坐上了十三行“总商”的交椅。也上就是清朝最大的官商。

应该说，伍秉鉴确实是个商业奇才，有着超越时代的敏锐商业嗅觉。伍家不光在国内拥有大量金银、田产、茶山、商铺等资产，还广泛投资海外项目，其中就包括美国的铁路、证券以及保险等产业，怡和行甚至一度成为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假如伍秉鉴的国籍是英国，他的成就无疑将更大。

道光四年美国人罗素为了方便从中国进口茶叶和瓷器，就在广州成立的旗昌洋行，他是是伍秉鉴的生意伙伴，通过经营丝绸、茶叶和鸦片，迅速成为美国在华最大贸易商。在道光十七年，16岁的美国人约翰·默里·福布斯来到广州闯世界，他贩过茶叶、鸦片，但最大的收获是认了个干爹，这个干爹就是伍秉鉴。

伍秉鉴与旗昌洋行签订合同，将大笔资金投资美国实业，条件是每年利息要支付给他的后裔。约翰·福布斯由此成为旗昌洋行的股东，代表伍氏家族投资美国密歇根中央铁路、柏林敦和密苏里河铁路，并成立了美国股票投资公司，投资阿尔巴尼和波士顿矿业公司。福布斯因此成为美国“铁路大王”。

也就是在这一年，伍秉鉴就已经成为富可敌国的首富，他自己就曾亲口说过，怡和行的财产总额超过两千六百万银元，相比之下同时期的美国首富名下不过七百万银元，说伍秉鉴是世界首富也不为过。当时伍秉鉴还负责人为皇家提供了大量的西洋商品，珍奇洋货，时称“采办官物”。其中多为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器、金银器、八音盒、毛织品及宠物等。

然而，世人只见他人前显贵，却不曾看到他在人后受罪。像伍秉鉴这样坐拥亿万家财的行商，只是依托帝国垄断贸易而生，在权力面前，他们什么也不是。皇帝一句话，就可以将他剥的干干净净。别说皇帝，就连一个知县伍秉鉴也未必敢惹。

就连伍秉鉴的干儿子福布斯都看出来了：“行商们哪怕见到官府最低的小吏，也会怕得瑟瑟发抖。”而见到高级官僚，更是只能跪伏于地，甚至面对面时，目光都不能超过官员官服的第九颗扣子，否则就会遭到毒打。

守着金山银山，却没有保护它们的能力，各种敲诈勒索、巧取豪夺自然接踵而至，而身为行商之首的伍秉鉴更是首当其冲的大肥羊。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汗不敢出，应该是伍秉鉴内心真实写照。从1800年至1843年间，伍秉鉴被衙门通过各种方式被讹诈一千六百万两白银，这还是公开的捐助，其余私下勒索更是难以统计。而此此时朝廷每年的收入也不过四千余万两。

同为行的潘振承就曾由衷叹道：“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可见这一时期商人地位的低下，都一样，都是肥羊。

道光六年，已近花甲之年的伍秉鉴身心俱疲，决意退居幕后，让儿子伍崇曜接班。但就算是如此稀松平常的父子交接，却仍遭到广东海关官员的百般刁难。无奈之下，伍秉鉴只得花费巨资九十万白银上下打点，方才得以退休。然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悄然来临，一心安享晚年的伍秉鉴终究难以逃离旋涡。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而林则徐此行旨在解决鸦片走私贸易，当时鸦片走私猖獗，行商参与其中者亦大有人在，而伍秉鉴又是最大的鸦片贩子，自然成为林则徐的重点查办对象。但洋行的西方商人拒绝配合。

伍崇曜无奈选择花钱消灾，私下承诺赔偿洋商损失，这才“收购”1037箱鸦片，希望借此向林则徐交差。但这显然不是林则徐愿意看到的，在林则徐看来，这就是推诿和欺瞒，在这种情形下，林则徐下令将伍崇曜缉拿。

儿子下狱，已是七十高龄的伍秉鉴不得不亲自前往官府，希望用钱来保释伍崇曜。但这一次伍秉鉴银子不起作用，林则徐不仅不受贿，反而摘去伍秉鉴捐官得来的三品顶戴，令其和另一名行商潘正炜头戴枷锁示众，前去传讯英国鸦片贩子颠地，并责令交汇出全部鸦片。

而广州街头，当七十岁的世界首富伍秉鉴戴枷游街。实在是骇人听闻，也是当时最大的西洋景。百姓奔走相告，蜂拥而至，纷纷驻足围观这位坐拥万贯家财、伍秉鉴则一路经受百姓唾骂，颜面扫地。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商人终究与那贩夫走卒无异，就连自己的性命都无法掌握。

二月十四日，林则徐成功收缴英商鸦片两万余箱，并于四月二十二日在虎门当众销毁。而伍秉鉴父子在内的行商在经历短暂的牢狱之灾后，也因为仍存在经营商贸以及沟通洋商的价值，伍秉鉴终被开释。

所有人都以为事情就此平息，不想在第二年，也就是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批战舰突然出现在广州虎门，鸦片战争就此爆发。

包括伍秉鉴在内的行商们非常清楚，一旦英国人打赢了这场战争，广州十三行的贸易垄断地位必然烟消云散。因此，对于这场中英大战，十三行商人们纷纷开始“戴罪立功”，为备战慷慨解囊。行商们一次性拿出白银十万两修建拦江木排和炮台，另外，伍秉鉴一人就拿出白银一万四千余两，向美国购买一艘战舰。

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六，在英军的两路夹击下，广州城守将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杨芳等人见大势已去，遂升起白旗，率军请降。为此英军开出苛刻条件，其中一条便是中方必须支付六百万两白银的赎城费。

能够花钱避免丢城失地，地方官员当然愿意，随即一口答应下来。而银子自然不能是公款，官员向就向行商们下令：限期交纳白银两百万两，其中怡和行分摊一百一十万两。

伍秉鉴等行商又岂敢说个不字，只能乖乖交钱。而赎城的银子也并未让官员和百姓高看他们一眼，在官民眼里，万死难辞其咎的行商不过是在为他们里通外国的罪行赎罪罢了，他们是一切一切的罪魁祸首。林则徐虎门硝烟销毁的鸦片中大部分都是沙逊家族的。而沙逊家族利用鸦片赚取的巨额财富创办了汇丰银行，在远东第一大城市成为首屈一指的豪富。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中英《南京条约》正式签订，光是战争赔款就高达两千一百万银元。如此大的一笔巨款，朝廷下令，十三行被摊派三百万元，其中怡和行须承担三分之一，也就是承担了100万白银。

面对朝廷无休止的勒索以及里外不是人的窘境，伍秉鉴在给美国朋友的信件中便抒发了自己的愤懑，他这样写道：“若我现在还是青年，我将考虑漂洋过海前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一年后，伍秉鉴病逝。而广州十三行的垄断地位就此丧失。因为根据《南京条约》满清正式开放五口通商。十三行的垄断地位不复存在。　此后伴随着恢复平静的广州口岸贸易额因更深入的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快速增长，广州十三行黯然的退出了历史舞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降临到十三行街，终于使这些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

从始至终，帝国需要的只是兴盛的商业，还有商人创造的巨额财富，至于伍秉鉴这样的商人，他们从未拿正眼瞧过哪怕一次。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