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制中，正常情况下品级与权力是对等的，级别高的权力大，级别小的权力小。不过凡事也不绝对，有这么几个官职品级都在五品（含五品）以下，但手里却握有实权。

六科是对应京师六部的，明代时六科给事中绝对是人人争抢的香饽饽。因为按照大明官制，六科给事中从法律层面被赋予了一项至高的荣誉——封驳权。

何谓封驳呢？通俗地说就是皇帝和内阁下达的上谕、圣旨，只要是六科给事中认为不妥当，就可以打回重拟，这就意味着六科给事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牵制皇权。

清初的时候沿袭明制，六科给事中同样也有这一职能。从职责划分来看，都察院、六科给事中都是监察官，且是两个不同的衙门。都察院监督百官，六科监督皇帝，这就是文献中所说的“科道”。

雍正皇帝即位后为了加强皇权，实行科道合一，把六科合并到都察院。从此，六科制约皇权的法定地位一去不复返。

清代的六科给事中秩正五品，尽管相比较明代实权有所下降，但是六科仍握有监察六部的大权，凡重要政务，六部时时刻刻处在六科的监督中，上至尚书、侍郎，下至司官、主事，一言不合就要受到弹劾。

十五道即按十五省命名，清代十五道掌印监察御史秩从五品，其职能与明代并无异同，主要是监督各省政务以及在京在外文武百官。

不管是大学士还是小京官，一旦工作出现失误，或是个人操行欠妥，那么就会受到监察御史的弹劾。可以说，以下犯上就是监察御史的工作职能。

明清两朝的监察御史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在其位谋其政，如果任上没有弹劾掉一两个重量级的大臣，那么就会被认为是工作不到位。

同样，高级别大员也最怕监察御史，尤其是明代，内阁大学士以及六部堂官，只要是受到了御史的弹劾，按惯例就要自递辞呈，且皇帝一般都会批准。

清代的御史腰杆没有明代那么硬，但是也不乏有骨气的御史，虽然弹劾未必得到皇帝批准，但对于被弹劾之人来说，其后果也是难以承受的。

此外，当皇帝要收拾某位大臣的时候，一般都会暗中指示御史上奏疏弹劾，康熙朝的明珠、乾隆朝的张廷玉，同治朝的恭亲王奕䜣等等，都是在皇帝授意的情况下，由御史出面弹劾的。

刑部是国家最高司法机构，手里那支笔能决定人的生死。秋审是刑部最后一道关，只要负责秋审处的郎中定了案，就看皇帝勾决了。

正因为人命关天，所以皇帝对秋审处郎中人选十分重视，一般都是专业素质极强的人来担任郎中。而且从乾隆以后，秋审处郎中的地位迅速提升，有的时候甚至比尚书、侍郎还要高。

刑部是一个特殊的部门，任职资格也最高，没有丰富的办案经验以及极强的法律知识，是难以在刑部立足的。而刑部堂官很多时候都是翰林官空降，他们只是在刑部过渡一下，皇帝会另有重用。

刑部堂官不懂法是清代常见的现象，所以他们在决策的时候就必须依靠经验丰富的司官，尤其是秋审处的郎中、员外郎。

以晋升速度而言，秋审处郎中是最容易获得提拔的，而且有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按部就班，一步到位提拔至侍郎的大有人在。可以京师六部的几百个正五品郎中，当属秋审处郎中含金量最高。

严格意义上来说，学政不是正式的职官，属于差遣性质。各省学政的品级是不固定的，要以原品而定。

学政的任职资格很高，规定必须是进士出身，人选在翰林院、六部中拣选，一般以编修、检讨或是郎中、员外郎外放，级别在正五品至正七品不等。

清代各省的教育是一个单独的行政体系，最高长官就是学政。总督、巡抚向来没有兼管教育的职能，也不能干涉学政的具体工作。

如果说仅仅是不受督抚牵制就说学政权力大，那么显然是不科学的。学政之所以重要，主要是他们到了地方以后，可以有限度地监督督抚。

这一现象大致是在乾隆中期以后形成的，皇帝在钦定各省学政人选并不引见的过程中，往往会嘱咐他们到了地方以后要关心地方政务，并赋予其密折权。

以学政监督督抚，目的也是为了平衡地方势力，不至于让督抚尾大不掉。正因为学政有了监督督抚的权力，所以在排名上，仅仅列在将军、总督、巡抚之后，比布政使、按察使地位要高。

除了以上四个职务以外，清初时也设有巡按、巡漕御史、巡盐御史，这几个职务也都是级别不高但握有实权的岗位。只是清中期以后，这些职务相继被裁撤，故而不多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