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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的组成与早期结构

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初，红4军和红25军的组合成了这支新军队的基础。红4军作为整个方面军的核心力量，其指挥部同时也是红四方面军的指挥中心，承担起了指挥和协调整个方面军行动的重任。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上，红4军的组成分部尤为引人注目，其中包括了10师、11师和12师，这三个师由倪志亮、王树声和陈赓担任师长，每一位都是在军中有着极高声望的人物。

红12师作为红4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其出色的战斗力和坚强的军纪著称。在陈赓的带领下，红12师成为了红四方面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下辖的34团、35团和36团更是如一把锋利的刀锋，其中34团和36团更是由两位日后成为人民解放军建设中关键角色的许世友和徐海东领导。

许世友作为34团团长，以其严格的纪律和过人的战术眼光管理着团队，使得34团成为一个战斗力极强的部队。他在日常训练中注重实战技能的提升，强调速度与火力的结合，推行多次夜战训练，确保每一名士兵都能在复杂环境下迅速做出反应。

与此同时，36团的团长徐海东，也展现出了不凡的军事才能。他的领导风格与许世友略有不同，更注重于士兵的心理状态和战术创新。徐海东经常亲自参与战术讨论和战斗演习，强调灵活多变的战术运用，使得36团在多次战役中能够灵活机动，取得战场优势。

红12师的另一支力量——35团，在团长高绍先的带领下同样表现出色，但由于高绍先不幸在一次战斗中早早牺牲，使得他的事迹与成就相对于其他两位团长来说，较少为后世所知。

徐海东和陈赓的军衔之争

1955年，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不久，国家对于那些在革命战争中作出显著贡献的军事领导人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表彰。在这次授衔仪式上，陈赓和徐海东都被授予了大将军衔，这是对他们多年军事服务的高度认可。在授衔的排序中，徐海东被排在了第二位，而陈赓则排在了第四位。这种排名反映了多个方面的考量，其中包括个人资历、地位、贡献以及历史影响力。

首先，从资历来看，徐海东的军事生涯开始得更早，且在本地区有着深厚的根基。他是大别山地区的土生土长的人，从年轻时就加入了革命行列，参与了黄麻起义，并在年关暴动中担任领导角色。这些经历使他在当地积累了极高的威望和广泛的影响力，他的名字和事迹在当地群众中传播广泛，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存在。

相比之下，陈赓虽然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领导人，但他最初是作为外来的高级指挥官被派遣到红12师担任师长的。在那时，他并非来源于当地，而是由更高级别的党组织“空降”到师里，以增强师的战斗力和组织力。尽管陈赓在任职期间表现出色，但他的这种“空降”背景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与当地士兵和平民之间的情感联结。

其次，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中，徐海东展示了卓越的战术才智和领导能力。特别是在长征中，徐海东所领导的部队多次完成艰难的任务，展现出非凡的耐力和战术智慧。他的部队在过程中承担了极为关键的角色，为整个军队的安全和战略转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两人的职务变动

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历史中，徐海东与陈赓的职务变迁是一段颇具意义的历史。虽然陈赓一度担任过徐海东的上级，但这一层级关系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仅仅半年之后，徐海东便被调任为独立4师的师长，这一职位的变动使他与陈赓成为了平级的关系。这种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军中对徐海东能力的认可及其在军事指挥中的潜力。

在陈赓因伤去上海治疗期间，徐海东的职务和影响力有了显著的提升。他被任命为红25军的军长，这不仅标志着他的军事生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意味着他在红军中的权力和责任大幅增加。徐海东作为红25军的灵魂人物，不仅在战术上有独到见解，更在艰苦的长征中展现出卓越的领导力。他带领红25军完成了独立长征的壮举，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是对他指挥能力的极大考验，也是对他领导魅力的真实体现。

陈赓在长征期间的角色同样重要，但在职务层面上有所不同。他在长征时担任干部团团长，这一职务虽关键，却在指挥链中属于更专注于干部培训和管理的角色。到达陕北后，陈赓成为红1师的师长，虽然仍是一职高责，但与徐海东那时的职务相比，显得权重稍轻。

更为关键的是，当红25军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之后，徐海东被任命为该军团的军团长。这一职位使他与林彪平级，而在党的军事序列中，军团长的职位比师长高出一级。

红军时期的徐海东

徐海东的战功在红军中是有目共睹的，他的军事行为不仅在自己的部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敌对方营中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1935年2月，当时的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在庐山发出了一份通缉令，这份通缉令明确将红军的高级将领分为四个等级，对应不同的赏金。在这份通缉令中，毛主席、朱德和徐海东被列为第一等，对他们的生擒或击毙分别悬赏了十万元和八万元。这一悬赏金额在当时是极为巨大的，充分反映了国民政府对这些红军领导人的重视和急迫想要除掉他们的心态。

徐海东之所以能够被列入这样一个高等级的悬赏名单，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军事才能在多次战斗中得到了验证，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部队经常在战略上给国民党军造成重大挑战和损失。在徐海东的指挥下，红15军团在东征山西期间，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和高效的指挥艺术。他们不仅成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多道防线，还在多个关键战役中取得了胜利，这些成就显著提高了徐海东在敌我双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特别是在东征山西的战役中，徐海东展现出了他卓越的战术眼光和指挥能力。红15军团在他的带领下，能够灵活机动，多次利用地形和夜战等战术成功对国民党军发动突袭，多次使国民党军陷入被动。他们的行动不仅有效地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也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和地方民众的抗战热情。

正因为徐海东及其部队的这些卓越表现，蒋介石在后续的通缉令中对他提出了特别的悬赏，表明了国民政府对其的极度忌惮。这份新的通缉令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一个信息：“凡击毙徐海东，投诚我军，赏洋十万。”这种高额赏金的悬赏，无疑是对徐海东战斗能力的一种认可，也反映了他在国民政府眼中的重要地位和威胁程度。

徐海东的战略意义与成就

徐海东在红军的历史中的确占据了一席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红军东征山西的行动中，他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验证。在这一期间，徐海东不仅领导红15军团在多个关键战役中取得了突破和胜利，而且还在战略布局和部队调度上展示了他的军事智慧。

东征山西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军事行动，红军需要穿越多个敌控区域，面对的是国民党军队的重兵防守。在这种情况下，徐海东展示了他的战术灵活性和指挥果断性。他经常亲自侦查战场，深入了解敌情，并根据实时情况调整战术。在一次次的战斗中，他善于利用夜战和迂回战术，有效地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为红军创造了有利的战斗机会。

更为关键的是，徐海东在党内外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他不仅是一位受士兵爱戴的将领，也是党内广泛认可的战略家。在红军中，他因其直接和坚决的作风赢得了士兵的尊重，而在党内，他的战略见解和决策能力也得到了高层的认同和信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红军陕甘支队在陕北遭遇重大困难时，徐海东的表现尤为出色。陕北地区的自然环境恶劣，加之敌军的严密封锁，使得红军的补给和调动都面临巨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徐海东不仅确保了部队的战斗力，还多次亲自带队突破敌军的重围，寻找补给线和安全的驻扎地。他的这种无私奉献和对战士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和部下。

徐海东在陕北的表现，特别是他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领导和牺牲，给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包括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在物质上尽最大努力支持战斗和生存，而且在精神上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徐海东的这些贡献被认为是他晋升为高级将领的关键因素之一。

因此，当1955年军衔被授予时，徐海东因其丰富的军事经验、卓越的指挥能力以及在关键时刻所展现的领导力，被排在了陈赓之前。

参考资料：[1]李斌.像徐海东那样做军人[J].政工导刊,2017,0(1):37-38